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金融自由為口號，以金融自由化(取代資本主義的老口號貿易自由、貿易自由化)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正式走到歷史前臺，把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壟斷資本主義)推向新帝國主義(金融壟斷掠奪資本主義)的新階段。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國家出現經濟增長停滯和通貨膨脹并存的“滯脹”局面且日趨嚴重，戰后一直處于主流地位的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失效。于是，國際壟斷資本、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選擇了符合它們最大利益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作為新的官方經濟學，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其標志是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其核心和最終落腳點是金融自由化，主張放松甚至取消金融管制，全面開放金融領域，并將其鍛造成在各帝國主義之間、向帝國主義內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進行金融掠奪的利器。
在西方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推動下，新自由主義迅速向拉美、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和亞非發展中國家蔓延開來。
比如，受金融自由化影響，1992年，阿根廷由外資控制的銀行資產僅占12%，到1997年就上升到52%。伴隨著金融自由化，阿根廷的外債迅速增長，金融主權受到削弱。在外資的控制以及進口商品的沖擊下，拉美國家的民族工業遭到嚴重損害，國家經濟安全大為削弱，政府應對危機的能力大大降低。曾被標榜為推行新自由主義典范的埃及，隨著國有企業、國有銀行的集中出售，以及對國際資本流動監管的放松，民族工業日益衰退，成為名副其實的“依附經濟”，貧困化和兩極分化現象日趨嚴重。這些經濟問題成為埃及動蕩一個重要的深層次原因。
比如，受金融自由化影響，東歐大部分國家的經濟，尤其是工業和銀行業也為外國資本所控制，喪失了主導權。在匈牙利、波蘭、克羅地亞、捷克、愛沙尼亞、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這7個國家中，有4個國家外國資本占銀行業資本的65%以上;外資對這些國家工業的控制程度也很高，有3個國家超過了50%。但外資的涌入并沒有為東歐帶來經濟繁榮，以匈牙利為例，經濟增長不進反退，尤其是在1990—1993年間，GDP下降了近20%。
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后果之一，就是發生了一連串的經濟和金融危機。以拉美為例，1994年，墨西哥爆發金融危機;1998—1999年，巴西在亞洲和俄羅斯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出現嚴重貨幣危機;2001年，阿根廷因經濟衰退和債務問題引發了金融危機;2002年，巴西和烏拉圭又陷入金融動蕩。
很多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分享金融掠奪一杯羹的二流資本主義國家也難逃厄運。比如，冰島人均收入一度排世界首位，但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其金融體系遭受沉重打擊，貨幣大幅貶值，外債高筑，國家瀕臨破產。
當然，以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義并沒有克服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卻大大加劇了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分離、分化，過剩的生產資本為獲利而轉入金融領域，比如，美國金融業在國內總利潤當中所分割的比重越來越大，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不足20%上升到30%左右，并在本世紀初一度達到45%，而同期制造業利潤的比重則大幅下降。隨著全球資本過剩和經濟失衡不斷加劇，金融自由化解除了對金融部門的管制，更為各種金融欺詐、投機鋪平了道路，金融加速畸型膨脹，導致幾乎所有的西方市場經濟模式國家都出現了經濟金融化并導致危機的現象，20世紀80年代以來，每隔10年左右就會發生一次較大的金融危機，大型金融機構破產也不時發生，最為典型的當然是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甚至使歐洲國家也普遍深陷主權債務危機。說明以美國為首的新帝國主義一線陣營，也不能逃脫以金融自由化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的反噬。
廣大民眾在親身經歷中逐步認識到以金融自由化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的危害。2011年秋季，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抗議者們高舉“我們是99%”標語，抗議美國金融壟斷資本老巢華爾街貪婪無止境、指責政府救助少數金融機構而使多數人陷入經濟困境。
雖然沒有擊中金融自由化、金融掠奪這個核心，但是，甚至連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陣營內部也發出了反對自由主義的聲音。比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撰文指出：新自由主義一直是為某些利益集團服務的政治信條。曾長期擔任政府智囊的日本經濟學家中谷巖，由新自由主義的急先鋒轉變為懺悔者，批評新自由主義讓世界蒙受了巨大災難。巴西理論家多斯桑托斯將里根經濟學稱為“災難政治經濟學”，認為拉美國家“落入了新自由主義陷阱”。一些致力于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西方政要，也不得不反思新自由主義的錯誤和危害。在2009年二十國集團峰會閉幕新聞發布會上，英國首相戈登·布朗公開宣布了“華盛頓共識”的終結。2009年2月，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專門撰文批判新自由主義，指出“本次危機正是過去30年來自由市場理論主宰經濟政策的最終惡果”。
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廣受詬病，走向末路，以美國為首的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紛紛實施再工業化戰略五年以來，效果不佳，陷入困境，說明不止新自由主義走向末路，連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否有足夠的自我調節能力、是否有能力順利地進行重新調整，都已經成為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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