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反對市場化醫改
在美國的朋友問李玲，回國工作的感覺如何，她拖長了音答：“很——辛苦，很——累!”她一般早上8點到辦公室，差不多午夜或者凌晨回家。如果不出差的話，一周7天，天天如此。
盡管如此，這位45歲的北大經濟學教授、衛生部政策與管理研究專家委員會成員，臉上仍然充滿著快樂。從鏡頭里看過去，她的微笑有些靦腆。她身后的朗潤園，曾是圓明園的一部分，朱漆灰瓦，大小庭院層疊錯落，日影疏離。一間耳房，七八平米見方，是李玲的辦公室。
“歷史會證明我是對的”
今年6月份以來，李玲關于“宿遷醫改”的調研報告（編者注：見附文）及其觀點，被媒體頻繁引述和轉載后，引起軒然大波。
宿遷是江蘇省1996年組建的地級市，經濟不甚發達。從2000年開始，宿遷進行了被稱為“賣光式”的醫療改革，將134家公立醫院的產權賣給民間資本，醫院由公立轉為私營。這種市場化的醫療改革模式，一直廣受爭議，當地政府認為改革降低了醫療費用，老百姓看得起病了。
但李玲在對宿遷進行了一番調研后，卻得出相反結論，認為“宿遷醫改”“沒有解決老百姓看病貴的問題，醫療費用不降反升”。
李玲的這份報告在今年6月22日的《中國青年報》上刊出后，輿論一片沸騰。宿遷市政府和一些學者紛紛批評李玲的報告調查時間短、數據不充分，結論太片面，有人甚至指責她學術態度不嚴謹，“草率地對宿遷醫改下結論，除了沽名釣譽外，看不出有什么好的動機”。
跟著罵聲一起到來的還有媒體。李玲的一位學生很替她委屈：“我們不是帶著否定的態度去的。關于‘宿遷醫改’有人叫好有人批評，我們就覺得應該去看一下，如果存在問題，我們就分析原因，供其它地方借鑒;如果真好，我們就把它總結成一個模式，幫助政府推廣。這是臨行前我們和李老師討論的原話。”
“我寫了‘宿遷醫改’的成績，也寫了發現的問題，每一樣東西都是客觀的，希望能給政府提供參考。我要說的話已經說了，所以無所謂。”李玲稍作停頓，背臺詞似地說了一句：“歷史會證明我是對的。”說完大笑起來，然后很放松地談起了她們調研“宿遷醫改”的來龍去脈。
李玲和宿遷的接觸，實際上要早于“宿遷醫改”的“元年”——2000年。施行宿遷醫改的宿遷市領導曾經在李玲任教的馬里蘭州立大學學習過。“后來他回國后推行市場化醫療改革，把公立醫院全都賣了，我非常驚訝：他是不是學錯了!仇和在美國期間應該看到，即使在一個高度市場化的國家，醫療衛生領域開始也是以國家干預為主。所以，從那時起我開始收集研究宿遷方面的信息，并一直希望有機會去實地看一下。”
2006年4月，李玲帶著課題組到達宿遷后，沒有驚動當地政府，大家扮成病號，分頭去醫院就診，“我們就像地下工作者一樣，和醫生、患者談話，并且親身體驗在醫院看病的過程。”李玲在報告中肯定了“宿遷醫改”的好處，如醫院改善了服務態度，增加了醫療收入，降低了單項檢查收費和藥價等。但同時她指出，單項醫療價格降低，并不代表老百姓看病比以前便宜。“當地很多醫院不收掛號費，原來300多元的CT檢查現在只需100多元，感冒頭痛，醫生也做CT檢查，這根本不需要啊!”李玲十分無奈：“醫生總是巧立名目多做檢查，多開藥，這使老百姓醫療費用反而比以前更多”。
李玲認為，這個現象背后的原因，是市場化競爭使醫院把追逐利益放在第一位。“醫院利潤率一般都在50%以上……宿遷市沭陽縣人民醫院光是一個骨科的進賬，就從醫改前的每年180萬元增長到720萬元;仁慈醫院蓋新大樓的3000萬元貸款，3年時間就掙了回來。”李玲在報告中這樣寫道。
12月7日，清華大學又拋出一份考察報告，稱“宿遷醫改成功”。李玲又一次被推進輿論的漩渦中。
“我為什么堅持政府為主導”
讓李玲“忙死”的事情，是中國醫療體制改革的具體方案。李玲提出中國應由政府撥款，建立以“廣覆蓋、低成本”為原則的全民健康保障體系，同時引進國外品牌醫院以加大醫療服務的競爭壓力;成立統籌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實行垂直一體化管理以有效配置資源。按照她的估算，建立全民健康保障體系后，政府財政支出每年約為2690億人民幣，占我國財政支出的9%，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接近或者低于同類國家水平。
李玲是國內最早提出政府主導公共衛生醫療的專家之一。她的觀點不僅來自于對國情的了解和認識，也來自于在美國期間對西方醫療體系的觀察和分析。
李玲在美國生活了17年。“我研究衛生經濟學時，正趕上美國衛生醫療改革爭論最激烈的時期”。李玲回憶說，1992年美國大選，克林頓和老布什競爭總統寶座。在競選宣言中，克林頓拋出建立全民保健的議題，從而獲得大量選民的擁護。當年剛剛贏得海灣戰爭的老布什，人氣甚高。而沒有多少政治資本的克林頓最終能夠獲勝，一部分原因就是打出了全民保健這張牌。
“克林頓上臺后，國會沒有通過他的全民保健方案，這在美國引起了全民大辯論，其激烈程度比中國現在還熱鬧。而我正好經歷了整個過程，這讓我對醫療市場化的利弊看得很清楚。”在美國的見聞，為李玲后來進言中國醫改提供了經驗和借鑒。
李玲認為美國醫療費用居高不下的原因，就是醫療衛生的市場化。在這個領域，自由競爭和價格波動成了反比，市場規律失靈了。“這是因為醫療行業太特殊了，是一個強勢壟斷領域。醫生在為患者提供醫療服務的同時，還提供建議。他讓你吃藥你敢不吃?讓你做手術你敢不做?患者實際上沒有選擇權。”
說到這兒，李玲收斂了笑容：“我為什么這樣堅持政府主導，因為現在中國很窮，我們必須給人民基本健康的保障。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除了政府沒有誰可以承擔。市場也沒有辦法把這件事做好，這一點美國就是證明。現在美國也在由政府調控公共衛生資源的配置。其實在全球范圍內，也都是由政府主導醫療資源”。
“中國醫改應有全球眼光”
2005年成為國家衛生部顧問之后，李玲的言論開始備受關注，如今媒體將她稱為“風口浪尖的人物”。
今年9月，國家成立了一個由11個部委組成的醫療體制改革協調小組，國家發改委人士稱該小組比較青睞由政府承擔全民基本醫療保障。一些媒體評論，這說明以李玲為代表的由政府主導醫療衛生的建議，正受到高層的關注和認可。
李玲的醫改方案，并沒有把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問題作為最終目的。“我們的醫改不僅僅是解決老百姓看病問題，還應該有全球眼光，把醫改上升到民族復興的高度。”李玲這樣的想法，是基于對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作用中的認識。“對于人力資本而言，健康非常重要，只有健康的人才有高的生產率，才能促國民經濟的發展。”
李玲認為在衛生經濟方面，中國政府有很大的空間可作為：“中國具有大國優勢，醫療服務易形成規模效應，我們可以爭取在這個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為其它發展中國家創造一個模式。除此以外，西方現代醫學面臨著困境，它們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局部治療方式正陷入僵局，因為生命是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而這恰好是中醫藥的優勢。所以我們的目標不僅是中國人，應著眼于全球市場。”
李玲高興地告訴記者，她留意了國家“十一五”規劃對醫療衛生的闡述，“和以前相比，這個規劃對醫療衛生闡述最詳盡，共有900多個字，涉及醫療、藥品、中醫藥等方方面面。這說明，現在國家對醫療的重視是前所未有的。”興奮的同時，李玲更希望自己的研究和積累，能夠為具體方案的出臺實施出一份力。
“有太多激動人心的事可以做”
采訪過李玲的記者，對她的印象驚人地一致：熱情、靈活、思維敏捷。但現在還要加上一點——像著了魔一樣工作。這位高高瘦瘦的女子，現在是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除了負責整個中心的日常事務，還要帶學生，做課題，出席各種會議和論壇。
李玲回國之后，一直帶女兒住在北大一個60平米的教工宿舍，“不是沒有房子，而是圖離辦公室近，一個箭步就到了”。李玲屬于那種把發條上滿之后再多擰一圈的人，一說到工作就開心得要命：“我覺得中國的變化太大了，有太多激動人心的事可以做，我自己也太貪心，所以工作總是很忙碌，停不下來。”
要是不回國，李玲的小日子過得相當愜意。她在美國馬里蘭州立大學當終身教職，薪水豐厚，工作悠閑，社會地位也不錯，“可以整天躺在陽臺上看小說”。但李玲卻覺得那樣生活有些平淡：“在那里我覺得自己可學的東西已經不多了，往下幾十年會是什么樣似乎都能看到頭。這樣的生活并不是我想要的。”
“那你想要什么呢?”聽見記者這么問，李玲向前湊了湊，壓低了聲音，一臉嚴肅：“為國家做貢獻啊，這真的不是說大話”。
話音未落，李玲先笑了起來：“現在說為國為民會讓人覺得很假，不過我們這代人從小受的是理想主義教育，基本上做事情會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李玲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瘋”事，都是由這個念頭所驅使。
在李玲還是青少年的時候，從沒想過自己的言論會成為政府部門的決策參考。那時她的夢想是當作家，一篇著名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讓她對科技強國無限向往。“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招生，她進入武漢大學物理系深造。但在讀研究生的時候，她忽然發現中國缺乏科學的管理方法，于是給當時的武大校長寫了一封10多頁的長信，要求轉去經濟系學習。想不到校長竟大筆一揮，什么考試也沒有就讓她轉入經濟系。“我估計當時全校上下，也就我這么一個。”現在談到這件事，李玲仍然對老校長滿懷感激。
1987年，李玲有機會到美國匹茲堡大學讀經濟，接下來就順風順水地一路拿學位，博士畢業后當了大學老師。當生活都穩穩當當的時候，她忽然決定回國任教，一幫同事攔著她狠勸：“你瘋了吧!”
“我一定要回國，在美國17年我都沒有入籍，就是為了有一天能回來。那些人不明白，我放棄的是物質上的一點享受，我獲得的是巨大的人生舞臺，這可是中國啊!”2003年，李玲變賣家產，如愿回國。
在采訪中，經常聽到“建設四化”、“當家作主”等字眼從李玲口里說出，情真意切，神采飛揚。采訪結束后，她忽然對記者說：“我們聊得挺開心就行了，你們能不能別寫了。”她的學生解釋說：“李老師只是想做點事，盡一點責任，不愿意被太多人知道。”
附文：江蘇省宿遷地區醫改調研報告(完整版)
2006-6-23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醫療衛生改革課題組
2006年4月6日至10日，4月28日至30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醫療衛生改革課題組兩次赴江蘇省宿遷市，對宿遷市區、沭陽縣以及鄉村的醫療衛生狀況進行調研。
調研的基本方法是不驚動當地政府，近十名衛生經濟學者和學生作為患者去各醫院就診，在就診過程中調查和訪談醫生和患者，然后再與衛生主管部門領導和醫院院長及相關人員進行交流，匯報所見所聞，聽取他們的意見和解釋，以校對和證實調研結果。
我們認為，近幾年來宿遷市領導率領宿遷人民所進行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敢想敢干、驚心動魄、可歌可泣，但是改革思路在某些方面違背了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尤其是將全面市場化的改革手段用于已被理論和實踐證明行不通的醫療衛生領域。所以，目前宿遷市"看病貴"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老百姓的醫療負擔反而加重，潛在醫療衛生問題令人擔憂。
本報告結合調研的情況、相關背景資料以及衛生經濟學的有關理論，對宿遷市醫療改革的成績和產生的問題進行初步的分析。
一、宿遷市超常規趕超發展是大背景
(一)醫改前，政府沒能力對醫衛事業進行必要的投入
宿遷地處蘇北，是1996年新組建的地級市，下轄沭陽、泗洪、泗陽三縣和宿豫、宿城兩區及一個省級經濟開發區，總人口達517萬，陸地面積8555平方公里，經濟比較落后。比如，沭陽是全國19個革命老區之一，當時的經濟實力在江蘇倒數第一，全縣38個鄉鎮有8個是省級貧困鄉鎮。
經濟落后導致宿遷地區財政的困頓，基本處于"吃飯財政"的狀況。需要財政支持的醫療、教育等社會事業的發展，面臨極大的困難。尤其是財政分權改革后，社會公共支出的職責也分權到地方，宿遷政府確實沒有很多資金投入醫療衛生事業，直接導致衛生資源不足，基層醫療衛生單位條件差、水平低。據《人民網-時代潮》，1999年底，宿遷地區擁有衛生資產4.95億元，衛技人員8332人，人均衛生資產和千人擁有衛技人員處在江蘇省最后一位。截至2000年，全市鄉鎮衛生院總資產為17058.6萬元，負債總額為8316.7萬元，資產負債率為48.8%，床位利用率是20%;全市1萬元以上設備總值僅為1868.6萬元;鄉鎮衛生院在職職工中具有本科學歷的僅34人，占職工總數的0.6%，大專學歷669人，占12.3%，初級和無職稱人員占近90% 。[1]
(二)醫改是宿遷經濟超常規趕超發展的一部分
面對經濟落后的現實，宿遷采取的是超常規的發展模式，以趕超經濟發達地區。通過"上面補一點，企業墊一點，百姓籌一點，政府出一點"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優化環境來招商引資。先借錢將環境和基礎設施搞好，招商引資來的企業就會增多，稅收多了，地價也會升值，而用土地出讓金和稅收還掉借款再造更好的環境，以此達到滾動發展。
在這個過程中，當地采取了很多特殊的政策手段，比如下令公職人員借出工資修路，要求企業墊資修建辦公大樓，將城區內9條市政道路承包給區人事局等9個部門負責建設，并作為主要負責人的考核任務，將招商指標下達到各個單位。在宿遷，可以明顯地感受到所有干部都努力致力于經濟建設，一切以經濟發展為出發點，以提高效率為目標。
這種趕超發展模式在經濟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據《新京報》，2005年引進固定資產投資額1000萬元以上新開工工業項目323個，計劃總投資120.6億元，全年實現財政總收入25.9億元，同比上年增長38.5%，GDP由2000年的200億元增加到2005年的387億元。“十五”期間，宿遷地區生產總值、地方財政收入等五項主要經濟指標增長幅度均居江蘇省第一名 [2]。江蘇省委認為宿遷積極探索并逐步走出一條符合實際的追趕型、跨越式、超常規發展的路子，得到了中央和省委的充分肯定[3]。
與此相對應，宿遷對社會事業的建設，尤其是教育和醫療衛生，是通過甩包袱(政府完全退出醫療領域)、賣學校和醫院(盤活資產存量)、引入社會資本以擴大資源，促進競爭以提高效率。因此，宿遷比較激進的醫改方式的現實背景是窮則思變，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三)宿遷醫改逐漸形成一套方案，但違背了一些理論規律和外部條件
宿遷醫改在推進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套方案，當地政府總結為 “四個分開”：
一是“管辦分開”，在辦醫主體上把辦醫者和管醫者分開。衛生局不再管理醫院的人、財、物，主要執行行業管理;原有政府辦醫院經過產權改革，改造成為股份制、合伙制、混合所有制、個人獨資醫療機構。
二是“醫衛分開”，嚴格界定衛生和醫療兩個領域的服務職能。政府全額出資辦公共衛生;多元化社會資本辦醫療，以民資辦醫為主。政府鼓勵社會資本進入醫療領域，并實施鼓勵民間資本辦醫院的措施。隨著改革的推進，對于公共衛生的投入也轉變為依靠市場，吸引社會資本。
三是“醫防分開”，從體制上把醫療和防保兩類不同性質的機構分開。在全市各鄉鎮分別設立鄉鎮衛生院[4]和鄉鎮醫院，衛生院履行公共衛生職能，由政府主辦，鄉鎮醫院履行醫療服務職能，進行股份制和民營化改造。
四是“醫藥分開”，從利益上把醫和藥兩個行業分開，不再以藥養醫。這一條只是考慮，還沒有實施，但是實施了擴大開辦藥店的政策，使醫院和藥店在藥品銷售上競爭。
宿遷的醫改有兩個重點，從政府職能的角度來看，改革的核心是政府退出醫療服務市場，由“辦醫院”轉向“管醫院”，同時負責公共衛生;從醫療供給的角度看，改革的核心是建立社會投資機制、鼓勵市場競爭機制、引入企業經營機制。但是這個改革能否解決醫療需求方——老百姓的“看病難”和“看病貴”問題?
根據我們的調研和分析，宿遷的醫改由于一方面違背了一些醫療衛生領域的理論規律，另一方面受執行中一些條件的約束，并沒有能夠順利實現所有設計的措施。因此雖然取得了不少的成績，但是也出現了很多新的問題，目前并沒有能夠實現改革的目標。報告以下兩部分將分別分析宿遷醫改的成績和出現的新問題。
二、宿遷醫改取得的成績
(一)政府財政負擔減輕
宿遷地區134家公立醫院進行了產權制度改革，包括124所鄉鎮衛生院和10所縣級以上醫院，形成了合伙制、混合所有制、股份制、獨資等辦醫主體。雖然個別醫院和外部公立醫院聯合(如鼓樓醫院集團宿遷市人民醫院)，或者有個別外部公立醫院在宿遷建分院(如上海東方醫院宿遷分院)，目前宿遷地區各個層次的醫療服務機構都已經由民間資本購買或經營，宿遷地區政府已經完全從辦醫中退出。
在這樣的改制過程中，政府是最直接的獲益者，既可以通過改制盤活醫院的資產，套現過去50年政府在醫療領域的積累，減輕地方財政壓力，同時，等到民營醫院免稅期滿后，政府稅收也會增加[5] 。
(二)醫療資源數量迅速增加
宿遷采取了一系列政策鼓勵社會資本進入醫療服務領域，醫院數量和醫療衛生總資產迅速擴張。2000年到2005年，全市醫療衛生資產從4.95億元增加到17.78億元，是改革前的3.59倍。5年前，宿遷市130多所各類醫院，但到2005年，宿遷已有各類醫院400多家。其中，民營醫療機構的資產從2000年初的0.06億元，占全市醫療衛生資產的1.2%，到2006年，民營醫療資產占全市醫療衛生資產達到11.44億元，占全市醫療衛生資產的64%。我們調研發現，宿遷街頭到處建立了各種類型的醫院和診所，其中大部分是近年來開辦的。醫療機構的增加，使得醫療隊伍和醫療設備也相應的擴大和增加。
(三)醫院經營方式改變、管理加強、競爭手段豐富，醫務人員積極性增強
改制后的醫院不再獲得國家的財政補助，目前也沒有社會的捐助，完全自負盈虧。
在競爭的壓力下，醫院的所有者(多為股東)引入了企業經營機制，切實加強了對醫院的管理;改善了醫療人員服務態度，尤其是在吸引病人方面的工作，廣告大力宣傳醫院的專家和先進設備，地方電視、報紙到處可見醫院和藥品廣告;減免掛號費、降低單項醫療檢查收費、降低藥品單價;提供免費接送病人的流動巴士等服務等附加服務。很多措施確實給老百姓帶來了實惠，得到了老百姓的認可。調研了解到，老百姓對醫院服務態度的滿意程度明顯提高。
我們調研發現，一些醫生會詢問一下病人帶的錢是否夠，如果錢帶得不多，就少開一些藥品，請病人過段時間帶錢了再來，而且可以把病人以后開藥的方子一起給病人，下次來就可以直接開藥而不用掛號和就診。這一方面體現了醫院更為病人著想了，另一方面，這也可能是平均門診費用下降的一個原因，病人分多次就診，每次的費用下降了。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營利性醫院，還是非營利性醫院，都存在著很強的營利動機和能力。同時，目前衛生改革政策的不穩定，加劇了投資者要求短期迅速收回投資的逐利行為。因此，幾乎所有的醫療機構投資者首先考慮的都是在當前市場競爭和監管條件下努力迅速收回投資。據沭陽某醫院院長稱，現在醫院的利潤率一般都在50%以上，所以說投資醫院一般兩年就能收回投資。
過度的逐利動機，使得大多數醫院都對醫務人員仍然采取根據科室業績來付酬的激勵政策。據我們采訪所得，醫院會采用各種方式獲得醫療保險和農村合作醫療的定點資格;會付給村醫和基層的醫生回扣以望其推薦病人，并且回扣有攀升的趨勢。一位當地的村醫告訴我們，如果介紹一個病人，骨科醫院將給他10%的回扣;醫院會付給出租車司機和急救中心報酬以獲得病人。
(四)醫務人員的流動性增加，收入也增加
改革理順了醫院的用人機制，醫院可以對員工進行優勝劣汰。競爭壓力下的醫院需要有優秀的醫務人員來吸引病人，醫院之間"挖醫生"的競爭非常激烈。醫務人員的流動更加自由，尤其是水平較高的醫務人員在醫院之間的流動非常頻繁。很多醫生今天培訓回來，評上職稱，明天就"跳槽"。
為了留住和吸引優秀醫務人員，醫院必須改變內部分配和激勵機制，提高醫務人員的收入。根據我們的調研，宿遷的醫生的平均工資由原來的2000元上升到3000至4000元，醫院內部拉開了收入差距，技術好的醫生、主任醫生和擁有股份的醫生有更高的收入，一般醫生收入差些，醫院的護士和后勤工作人員在私有化后工資很低，從原來的1000多降到了500至600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收入增加的過程中，歸屬感成為很多醫務人員更關注的回報。從改制后的效果來看，醫生持股的醫院發展相對更為穩定，也更能夠獲得老百姓的認同。我們調研走訪了沭陽某醫院，這是一家拍賣給私人資本的醫院。一位退休后留用的老醫生告訴我們，原來在醫院工作很有歸屬感，但是改制后，工作就是打工了。隔天晚上，剛好有十多位醫務人員集體辭職去另一家新建的醫院，主要原因，是那家醫院給他們股份。
(五)醫療服務項目迅速增加
競爭壓力促使醫院引進醫療專家和先進的設備，擴大醫療服務范圍。醫改后，宿遷地區的醫療服務項目增加了200多項，很多復雜的手術也可以在宿遷實施。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老百姓的就醫。
值得注意的是，宿遷地區的醫療設備有過度發展的傾向，醫療服務往利潤高的項目過度擴張過程中，醫務人員技術水平等軟件的發展還沒有跟上。根據我們的調研，不少檢查的操作都不符合規范，也有一些醫院違規實施手術的現象。如沭陽某一級醫院，居然也做胃癌手術，主治醫生是原鄉鎮衛生院醫生，衛校畢業。
(六)掛號費、單項檢查價格和藥品單價穩中有降
競爭的壓力促使醫院降低了掛號費、單項檢查價格、藥品單價。幾乎所有醫院的掛號費都很低，有的醫院掛一個號可以看多個科室，有的醫院甚至都不用掛號。一些基本醫療和常規治療形成了競爭，不少常規醫療服務的單項收費也降低了，比如CT價格由300多元降到了100多;B超由100多元降到了60多。
由于放開了藥店的開辦，醫院不僅面臨醫院間的競爭，還面臨和藥店的競爭，一般醫院的門口就會有藥店，大的醫院的周邊都會開好幾家藥店，因此，醫院的藥品單價確實也有所下降，一些常見的低價藥品也重新出現。
三、醫衛核心問題并未解決，同時一些新問題產生
(一)"看病貴"并沒有解決——引入市場機制后醫療費用的另一種扭曲
從以上現象看，醫療機構增加了，競爭加強了，老百姓看病確實有了更多的選擇，也確實感受到醫院服務態度的改善。同時，醫院的掛號費減免了，單項檢查的收費和藥品的單價也確實穩中有降。那么，能不能說這次醫改后老百姓獲得了便利、優質、價廉的醫療服務?
1、數字悖論：醫療費用貴了還是便宜了
宿遷衛生局提供的數據表明：1999年與2005年比較，人均門診費用市縣級醫院下降了8.3%;鄉級醫院下降了25%。每病床日收費市縣級醫院下降了0.1;鄉級醫院下降了15.5%。出院者平均醫藥費用市縣級醫院下降了1.0%;鄉級醫院下降了13.5%。在與宿遷衛生局官員的交流中，他們也承認這些數字可能不可靠，因為目前沒有好的統計方法。
即使這些數據無誤，在上述價格下降的同時，不僅沒有一家醫院破產，反而許多醫院的收入大幅度上升。例如，報載[6] 宿遷市人民醫院2004年收入9000多萬元，而2005年上半年，醫院的收入就達到6500萬元;"沭陽縣人民醫院…光是一個骨科的進賬，就從180萬元增長到720萬元";仁慈醫院的一位科主任也告訴我們，蓋新大樓的3000萬元貸款，3年時間就掙了回來。 而且，直到目前為止，新的醫院還在宿遷不斷地落戶，如果沒有較高的利潤率，不可能出現這樣的趨勢。
人均門診費用、住院費用下降，而醫院數量卻迅速增加、醫院收入也迅速增加。如果數據無誤，那樣醫療需求一定大幅度地持續增長。宿遷地處蘇北，相對封閉，人口規模相對穩定，外來就診人數不是很多，醫療需求不可能如此持續大規模地增加。醫療費用到底是貴了還是便宜了?
2、理論分析：發揮市場機制，不能回避醫衛領域自身規律
醫療衛生領域有其自身規律，第一個就是供需雙方信息嚴重不對稱，供方處于天然的壟斷地位，是一個強賣的市場。如果供方有過多的贏利動機，醫院總是有辦法通過一些手段來獲取足夠的收益，如能夠誘導需求，病患的利益就會受損。
理論上，"價格降低"和"費用降低"是兩個概念。事實上，目前我國的醫療服務價格和一些藥品價格是國家控制的，老百姓感受到的"看病貴"主要指的是醫療費用，是價格和數量的乘積。
老百姓最能夠觀察和比較的是價格信息。醫院通過降低單項價格來吸引病人，而對于"量"，基本只能聽從醫生的安排。制得了"價"，制不了"量"，老百姓的醫療支出總額還是不斷高漲。
第二，就是在競爭的醫療市場上，會出現"醫療裝備競賽"。理論和實踐都表明，由于醫患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患者缺乏搜尋最低價格的能力，患者通常選擇品牌醫院、選擇名醫和高新設備。因此，醫院之間的競爭主要不是表現在價格的競爭，而是醫生技術、設備之間的所謂"醫療裝備競賽"，這將導致整個醫療費用的上漲。因為這些高新技術、先進設施往往是過剩的、不必要的。羊毛出在羊身上，醫院的新大樓、新設備、挖人才的不菲費用，最終早晚要由患者來承擔。
3、現實情況——符合理論推斷，形成了醫療費用的另一種扭曲
(1)醫療設備盲目向高端發展的現象非常嚴重
宿遷的醫改，已經很明顯出現了"醫療裝備競賽"的趨勢，各家醫院都努力擴大規模，紛紛上馬高精尖的設備。規模稍微大一點醫院就努力配備彩超、CT、核磁共振等，甚至一些一級醫院也都購置了CT， 而電子胃鏡、全自動生化儀等各種醫療設備在一級醫院都是常見設備了。
走進宿遷的各類醫院，一個直接的印象是一進門就能看到醫院擁有的各種醫療設備和檢查項目的圖文并茂的介紹。沭陽縣平安醫院是一家一級醫院，醫院的診療室和病房設施，都非常簡陋，甚至連廁所都是墻邊搭建的簡易棚，但是該院門診大廳就樹立著該院CT設備、電子胃鏡等設備的介紹牌，張貼了34頁該院可以實施的治療項目價目表。
沭陽縣人民醫院和仁慈醫院，在上項目、上設備、上硬件、挖人才上較量——如仁慈醫院建起了10層高的新就診大樓，總投入高達3000多萬元，逼得沭陽縣中醫院以1000萬元加大投入，縣中醫院在籌建19層的綜合大樓，還計劃引進若干高頻率核磁共振等先進設備。
當前，我國的許多衛生設施和設備是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的，高新技術的濫用是推動醫療費用上升的重要原因。宿遷這樣的貧困地區最缺乏的并不是高新技術設備，而是大量低成本、有效的服務。
(2)醫生誘導病人多做檢查和手術
和其他地區相比，宿遷的醫院開大處方問題得到了一定的緩解，據一些院長的介紹，現在門診的利潤已經比較薄，收入主要靠檢查和手術。但卻出現了很多其他不正常的現象，形成了醫療費用的另一種扭曲：
(1)醫生更多要求病人接受各種醫療檢查。我們去一些醫院就診看頭疼或腿疼，幾乎所有醫院都要求做CT;去一些醫院看胃病，大多數醫生都說要做胃鏡;我們看病時遇到的其他患者也非常多人做了胃鏡和其他檢查。某醫院是當地老百姓口碑最好的醫院，即使這樣的醫院，該院院長介紹說每天500多門診病人，有近100人次的CT檢查，15人次的胃鏡檢查(500個門診病人中看消化內科的病人并不多)，這遠比北京等城市醫院的比例高。
(2)不需要開刀的疾病讓病人開刀。一些醫院的剖腹產率達90%。
(3)不嚴重的疾病故意說得很重。一位五十多歲的農村婦女手腕骨折，醫生就極力推薦該患者換人工關節，并稱52歲婦女已到更年期，骨頭停止生長，骨折已經無法恢復，必須換人工關節，這是我們在宿遷某醫院就診的時候親眼所見(該醫院是當地最好的醫院之一)。
更令人擔憂的是宿遷地區相對落后，大部分是農村居民，他們的知識很少，醫生更容易誘導這些病人。
(3)當地衛生局的解釋驗證了調研情況和分析
宿遷衛生局官員認為醫院收入增加的原因有三個方面：(1)醫療服務項目的增加，醫院的收入也就增加。(2)病人結構調整，醫改后有些大病也能治了，手術也能做了，而治大病的回報率比治小病高，手術的回報率比門診高。(3)病人總量的增加，門診人次、住院病人都增加了，因為一些外流病人被吸引回來了。這些都驗證了我們調研和分析的結果，現在醫院確實通過擴張檢查、手術等方式增加收入。
對于這些數據的真實性，宿遷衛生局官員認為這些數據都是各醫院上報的，如果有水分，醫院收入數據也只可能是低報了，而不是高報了。因為，如果醫院高報收入，那么意味著醫院要交更多的稅，所以醫院沒有高報的積極性。
同樣的邏輯，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如此數據收集制度下，醫院有低報平均門診費用和平均住院費用的積極性，因為這些指標是政府評價醫院的關鍵指標。
4、醫院的"紅包"和"回扣"現象以其他方式表現出來
私立醫院的內部管理機制的靈活，股東以利潤為主要目標，固然會通過提高醫生待遇以激勵醫生，并約束醫生個人收取紅包的行為。但是，關鍵在于，醫院作為一個整體，其盈利的動機并未改變，反而得到了加強——建立在股份制基礎上的醫院，如果不以盈利最大化為目標，就無法生存。
所以，雖然消滅了醫生個人收紅包、收回扣的問題，但是這部分利益并沒有回到患者手里，而是集中到了醫院股東的手里。只是紅包從地下轉到了地上，從醫生收紅包變成了股東分紅。
解決"紅包問題"惟一的途徑，是使得醫院不再有盈利動機。只要這一點不改變，紅包和回扣還會以其他的各種方式表現出來。
我們在考察中廣泛發現了類似的現象。根據對醫生的訪談，無論是原來的公立醫院(如人民醫院)，還是新建的民營醫院(如仁慈醫院)，都還存在著醫生開藥和開檢查提成的行為。這和我們理論上的預測是一致的。
某醫院的一位科主任告訴我們，開藥、手術、檢查，包括開CT、B超等，醫生都是有提成的。某衛生院的營業額是有指標的,兩個有處方權的醫生,每人要完成5000元的指標,如果完不成,則連最基本的工資也拿不到。正如某醫院院長所說，他直接掌控藥品采購，對進價的控制毋庸多言。這種機制決定了醫生完全有動力、也有能力把進藥的價格壓低，以便醫院獲得更大的利潤，但是卻未必有為病人降低價格的動力。
5、老百姓的感受——“在醫院錢就像紙一樣”
根據我們對一些當地居民的訪談，他們對“看病難”的感覺不強烈，但對看病的總體感覺還是貴。在走訪一家醫院的時候，我們詢問一位農村老年患者，老人樸實的回答讓我們深受震撼：“在醫院錢就像紙一樣!”
而根據《江南時報》報道，2005年5月江蘇省衛生廳曾在宿遷專門就宿遷醫改做過調研——走訪40多家醫療機構，發放調查表267份，抽查門診處方1065張，住院病歷42份。最終得出的結果是市民的醫療費用沒有下降，反而上升。
(二)區域衛生規劃缺乏，三級醫療網絡被打破
我國原有的覆蓋城鄉的三級醫療服務網絡，初衷是為了通過轉診體系有效配置醫療資源，防止病人的趨高傾向。
宿遷在鼓勵醫院競爭和引入社會資本辦醫的同時，違背了醫療衛生的特殊性，沒有進行任何區域衛生規劃，完全打破了原有的三級網絡和轉診體系，導致宿遷市醫療機構過度供給，必定誘導過度需求，使老百姓醫療負擔加重;而且，大大小小的醫院，都在相同的層次上進行競爭，功能沒有劃分，導致醫療資源的浪費和無效率。
在盈利的動機下，只要具備條件，各級醫院都在競相購買設備、做大手術。同時，病人不管是什么病，來到哪一家醫院都能看，而醫院之間"老死不相往來"，根本沒有轉診的動力。其結果是，最優秀的醫療資源并沒有用在為最需要的人服務，造成醫療資源配置的無效率。
當地質量最好、技術力量最強的人民醫院，還是大量看普通門診，而不少鄉鎮衛生院，也開始購進CT等設備，做大手術了。例如，新河這樣的鄉鎮醫院，除了胃切除、闌尾炎這樣的手術可以做，也開設了脾臟縫補、腎結石手術、心肌梗死搶救等高難項目。
另一方面，各級醫院都不惜成本爭取病人，醫院廣告鋪天蓋地，一些醫院通過回扣等手段爭奪病人。不少社區醫生手里有一張沭陽縣人民醫院發的"會員證"，如果社區醫生介紹一位門診病人去沭陽縣人民醫院，可以獲得100元回扣;病人住院，回扣是手術費用的10%。還有醫生告訴我們，醫院靠鄉鎮、村衛生室醫生推薦病員，然后給他們回扣。這種回扣甚至成了村衛生室醫生收入的重要來源，人為地增加了醫療成本，加重病人負擔。
區域規劃缺乏的另一個表現，就是中西醫醫療格局的打破。由于中醫沒有很多檢查和手術，而且中藥價格更低，完全靠市場生存的當地中醫再進一步萎縮。據《南方周末》，沭陽縣中醫院二次改制后效益不斷增加，2005年收入5500萬，利潤率50%，老百姓口碑也比較好，但是作為一個中醫院，其中醫所占比重越來越小，原有的中醫病區取消了，一些老中醫的中醫藥劑、藥丸開始慢慢消失，一些中醫人才慢慢都轉向西醫。[7]
(三)對鄉村醫療的打擊史料不及：基層醫療削弱
1、鄉醫進城，村醫進鄉，削弱了農村基層醫療隊伍力量
急速增加的醫療市場對醫務人員的需求短期內激增，導致了基層技術力量被削弱;同時，造成了一些新興醫院醫療質量方面的問題。
醫院數量快速增加，市場對醫務人員需求隨之增加，而宿遷地區短期內很難吸引到很多外來的醫務人員，現在醫生的流動方向是："農村的好醫生進城市，國有醫院的好醫生出去合伙開醫院"。新醫院的醫務人員來源多是從鄉鎮衛生院提上來，有些甚至是無照醫生。而鄉鎮醫療機構，開始吸收一些原來的村醫。
這一方面使得農村或者社區的基本醫療服務質量得到削弱;另一方面，如果監管力度不足，一些新興醫院的醫療質量無法保證。據調查，許多私立醫院以"外來專家門診"來招攬顧客，但名不副實。這不是個別現象，而是市區新興醫院(數十家)的普遍現象。
2、鄉鎮、村衛生院(室)醫療水平下降
改革后，鄉鎮、村衛生院均被個人買走。由于只要有錢就可以買醫院，使得許多這一層次醫院的老板都是有錢而根本不懂醫療的人。加上市場化的醫療環境放寬了醫務人員流動的限制，使許多技術不錯的醫生不屑于在原來的醫院工作，而到城區新興的醫院找工作，致使鄉鎮醫院的醫療水平下降，直至不能夠提供一般的醫療服務。
一個案例是，某個從事屠宰的老板，買斷了醫院后對醫務人員管理生硬，結果導致醫務人員全體辭職。被醫生自己集資買斷的鄉鎮醫院發展相對好，但是這些醫院所占的比重不大。目前總體上出現了農村病人在村衛生室看一下病后就直接到市區醫院就診的情況。
(四)醫院對醫生培養積極性不高，高水平醫療隊伍發展持續性不足
醫務人員的流動性加強，穩定性下降，使得醫院缺乏培養醫療技術人才的動力，高水平醫療隊伍發展的持續性面臨挑戰。
醫療機構不斷增加，醫生隨時可以跳槽，這使得各個醫院目前寧可"搶人"而不"育人"，不愿意培養自己的技術人員，以防培養好后他們立馬走人。醫療衛生人才后繼乏人，醫療質量踏步不前。
(五)政府不再辦醫，但政府對醫療的監管不力，并面臨一些新問題
政府職能轉變，第一個關鍵是要實現政府變"辦醫院"為"管醫院"。政府辦醫的狀況已經得到了根本的改變，但是根據調研的情況，政府對醫療的監管急需加強。
1、醫療準入的監管缺乏。
宿遷在大力鼓勵社會資本進入醫療服務市場的同時，降低了醫院準入的門檻，不利于醫療服務質量的保證。醫院的資質關系人民群眾生命安全，醫療行業的管理具有相當的專業性，對醫院的審批不僅應當看重資產，更應當看重管理的經驗和資質。
由于審批的手續簡單，只要有錢，任何人都可以申辦醫院，政府目前更看重資產，而不是資質。在實際的操作上，醫療機構準入的審批權實際在市長、縣長手中，而不在于衛生行政部門。
根據我們對相關人員的訪談，辦醫院需要交給政府一筆錢。由于政府審批醫院的級別不同，收費標準也不一樣，而新辦的醫院千方百計地想得到高級別的審批，所以政府通過這種權利斂財，也導致了一些名不副實的二級醫院出現。
2、行業監管手段單一，質量監管不足
政府對民營醫療機構監管到底管什么，怎么管，目前還是一個探索中的問題。江蘇省衛生廳和宿遷衛生局的相關人員都提到，目前還沒有明確的相關法律規定。因此在監管過程中主要采用獎勵和懲罰等經濟手段。由于監管不足，報告前文提到一些一級醫院違反相關醫療規定執行大手術;過度醫療、檢查和手術、藥品以次充好;使用不正規的藥品，甚至三無藥品;能很快治愈的疾病用藥劑量不足、延長治療期等現象十分普遍。
3、財務監管不足，非營利性醫院的營利行為
宿遷所有醫院都進行了改制，而且主要都是轉為民營，很多醫院還是申報了非營利醫療機構。但是調研發現，這些非營利性醫療機構還是實行了分紅。
轉制后，衛生部門基本上無法掌握醫院經營的數據，醫院上報什么，就是什么，醫院會傾向于上報有利于自身的數據，以非營利性的名義盈利。
4、與上級主管部門的協調機制不暢
醫療衛生領域有一個自上而下的管理體系，改革后，如何使得新的機制能夠與各級衛生主管部門相銜接，也是宿遷醫改還沒有解決好的問題。
(六)政府已從醫療服務市場退出，但公共衛生投入的長效機制沒有建立
政府轉變職能的第二個關鍵是，實現政府承擔公共衛生建設。按照醫改的設計，通過醫療資產產權置換取得的資金投入公共衛生。
宿遷是新建地區，原來沒有市級的公共衛生機構，所以改革確立了“521”工程，即建成市級五大中心(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防治中心、公共醫療衛生救護中心、婦幼保健中心、血液采供中心)和市、縣、鄉、村配套網絡，完善兩大監督體系(醫療衛生和藥品監督體系)和一個醫療保障體系(城市職工醫療保險和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對于基層公共衛生，確立“一鄉兩院”制的構想，在全市111個鄉鎮建立鄉鎮衛生院和鄉鎮醫院。鄉鎮衛生院由政府舉辦，主要承擔預防醫療保健服務、衛生監管等公共衛生的職能，不從事一般醫療活動，其人員、業務隸屬縣級衛生行政部門管理，人員經費列入縣級財政預算;而鄉鎮醫院則完全實現民營化。
政府承擔公共衛生，是完全正確的改革方向，但目前需要有機制來保障政府做到這一點。
1、醫療資產置換獲得的資金有限，公共衛生機構也開始了市場化運作
市級醫院產權置換的資金主要投入了"五大中心"的大樓建設。下屬縣級公共衛生機構也是采用了同樣的方式。這些建筑的規模在當地都是一流的。
將醫療資產置換籌集到的資金作為公共衛生的投入，長期沒有持續性。賣醫院只能賣一次，是"存量"，而公共衛生投入常年都需要，是"流量"。用"存量"補充"流量"是不可持續的。一旦資產置換的資金花完，公共衛生的投入又難以保障。實際上，新設置的五大中心基本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
我們在調研中了解到，五大中心也開始利用市場化的運作。120系統采取會員制，挑選一些醫院進入120系統，每年交納會員費50萬元，醫院自己準備急救車輛。政府確實減少了負擔，但是這就破壞了急救系統的急救原則，醫院更愿把有支付能力的病人拉到自己醫院。疾控中心將大樓出租，建立一個體檢中心;婦幼保健中心也將建立婦產醫院，托管給上海婦保醫院;血液中心(中心血站)變為了讓群眾義務獻血后，血站賣血給醫院，少部分錢上交政府，余下留用。
2、基層的公共衛生仍然投入不足
政府對社區醫療服務和公共衛生的投入仍不足、管理不規范。我們在沭陽縣一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了解到，理應由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承擔的公共衛生職能，政府并不給補貼，計劃免疫全靠群眾自愿。由于現在醫患關系比較緊張，給小孩打針風險較大，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也沒有動力提供這些服務。
顏集鎮衛生院周圍的居民告訴我們，鄉鎮衛生院實際也是私人承包了，現在衛生院的惟一職責是打疫苗。但是對于國家規定免費的兒童計劃免疫疫苗,仍然要收費，價格是每人100元，兒童服糖丸也仍然要收兩元錢。宿遷醫療系統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員認為，政府是將錢投到了公共衛生服務中，然而在鄉鎮一級的衛生院并不是按照改革預想的那樣進行的。
因此，公共衛生缺乏長效的投入機制。一方面，地方財政畢竟還不很豐裕;更主要的是，當地政府和衛生主管部門已經把醫療市場化認為是最有效的辦法，甚至認為公共衛生事業也是可以依靠市場來建設。當地衛生局官員現在甚至認為公共衛生并不一定要政府來辦，只要有人愿意辦，就讓社會來辦。但是目前畢竟慈善事業還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社會資本辦公共衛生也帶著逐利的目標，這既不符合理論，實踐中也一定出問題。
四、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
(一)貧困地區醫療衛生定位和責任
從80年代以來，我國財政體制從傳統高度集中的"統收統支"向分級分稅財政體制演變，各級政府間的支出責任重新劃分，中央政府將更多的醫療衛生支出職責交給了地方政府。這與世界上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通常由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為主承擔醫療衛生支出的制度安排相反。上級政府把衛生籌資的責任轉給下級政府，下級政府在財力拮據的情況下，又把籌資的主要任務推給了衛生機構，實質上是把難題交給了原本就失靈的市場。
在以GDP增長為政績指標激勵機制下，地方政府只熱衷于GDP、招商引資等指標。地方政府搞醫療衛生和教育，尤其是貧困地區政府，既沒有積極性，也沒有能力。這導致地方政府對一些公立衛生機構經費補助日益減少，或者直接將其變賣。地方財政卸包袱的沖動，可以說是醫改市場化的重要原因。
因此，解決問題的關鍵，是堅持科學發展觀，明確政府職責。中央政府必須通過有效手段保障全體公民都享有公共衛生和最基本的醫療服務，明確對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財政補助標準。地區間財政能力差異的問題，應通過強化轉移支付來逐級解決。
(二)"宿遷模式"解決不了"看病貴"的問題
"宿遷模式"把醫療衛生事業定位為"經營性行業"，并認為"只要是經營性的行業，就可以放到市場上去競爭，通過競爭降低價格，提高質量，改善服務"。我們認為這一定位是不準確的。
由于醫療行業存在的不確定性、外部性、壟斷性和信息高度不對稱性等特性，以利潤為導向的市場化必然導致醫療行業的價格一路飆升，難以控制。美國就是典型的例子。
通過競爭來控制醫療價格的思路，短期內可能有效。但長期來看，醫療市場的競爭并不能導致醫療價格的下降。因為醫院競爭的手段主要不是價格。我們注意到，只要有條件的醫院都在努力擴大規模、引進設備，連鄉鎮衛生院也不滿足于門診的收入，要提升檔次、做大手術。也就是說，醫院的競爭主要表現為"非價格競爭"，即醫院競相提供最先進的高科技醫療服務，提升品牌。 理論上，競爭的市場上只要供大于求，價格就可能下降。競爭確實使得掛號費、單項服務等患者能夠看到和比較的價格下降了。但是在醫療市場，如上面的分析，過剩的供給可以通過誘導需求來消化，醫生可以讓病人多消費，使出各種招數來“以量定費”，大幅度擴充門診量，讓病人多作檢查，增加了不必要的檢查和手術，其結果是醫院服務量的擴張與整體醫療費用的上升，競爭愈烈，費用愈高。這樣下去，看病貴的問題只會愈演愈烈。這點是醫療衛生市場與其他消費品市場的巨大不同之處，也是當前理論和實踐工作中的薄弱認識點之一。
(三)"引入市場機制"和"政府舉辦醫院"并不矛盾
"政府主辦醫療機構"和"引入市場機制"兩者完全可以結合起來，同時結合市場和政府干預兩者的優點，建立既有政府干預的公平性和成本可控性，又具有市場的高效性和靈敏性的制度。
我們調研中發現，老百姓對宿遷人民醫院(過去是當地最好的公立醫院)比較信任，只要是有經濟能力的或者是大病都會去人民醫院，盡管原人民醫院的醫生有一定的流失，但老百姓對政府醫院的信任還是比對其他醫院強。
我們與醫院院長和醫務人員交流中也發現，醫院所有制并不是醫院經營績效的關鍵，醫院院長和內部管理是醫院成功的重要因素。
就我國的現狀，應當保留相當數量的公立醫院，并且由政府嚴格控制總費用。同時，要改進政府對醫院的管理機制，使公立醫院之間形成競爭，但是要徹底消除公立醫院的盈利動機，使其之間的競爭不能是面向利潤的競爭，而是控制成本、改進質量的競爭。
五、總結
宿遷的醫改，通過公立醫療機構的轉制，改變了政府直接辦醫的局面;通過引入社會資本，快速擴大了醫療資源，并形成了醫療市場的競爭格局，促使醫療機構引入企業經營機制，從而提高了醫務人員的積極性，改善了醫療服務的質量，擴大了醫療服務項目，降低了掛號費、藥品單價和檢查項目單價。但是醫改的最重要的目標：公共衛生發展和"看病貴"問題的還沒有解決。
其原因在于，市場機制發揮作用也無法回避醫療衛生事業的自身規律。改革后，醫院盈利動機并未消除，反而得到了加強;過快的開放醫療服務市場，一味追求資源總量的擴張，確實導致了大量不規范競爭行為的存在;由于信息不對稱，醫院總是可以通過各種手段來增加收益，都會競相引進專家技術，購置更先進的醫療設備。
供給的增加導致醫療服務、檢查、手術和藥品過度使用，結果是醫療費用快速上漲，不僅僅浪費醫藥資源，而且還可能危害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最終還是使得老百姓看病更貴。
雖然政府職能轉變了，不再"辦醫院"了，但是政府"管醫院"還有待加強，公共衛生還沒有得到很大的加強，尤其是長效的投入機制還沒有形成。一個客觀原因是宿遷經濟還并不豐裕，政府還沒有非常大的能力投入，更重要的原因是發展理念的問題。
宿遷衛生局長曾對媒體表示，宿遷醫改敢以身涉險，其實是被逼出來的。根據我們的調研，這種改革方式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并不適合所有的地方。
從長期來看，相信如果政府調整對公共衛生建設的思路，加大對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體系的投入，加強政府主管部門對醫療和醫藥的監管;隨著醫療市場競爭的發展，醫院和醫生行為的進一步規范，宿遷的醫療衛生體系未來將給當地老百姓提供便利、優質的服務。但是，這種發展模式完全符合理論和國際實踐所體現的醫療衛生市場化，因此也將出現理論和大量國際實踐所證實的結果——老百姓所承擔的醫療負擔將越來越重。
對宿遷發展模式的思考——一個題外話
宿遷發展模式考量著我們經濟增長模式和政府職能。作為一個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宿遷采取了超常規的發展方式，以“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為目標。但我們發展的真正目的是為了什么?我們就此問題多次詢問當地官員，沒有得到回答。
當地各級政府的首要工作是招商引資。每個政府部門、當地的一些大型企業都承擔一定額度的招商引資任務，并作為單位負責人的考核指標。這些制度有悖于政府基本職能，特別不利于公共服務部門工作的開展。比如教育局、衛生局等負責社會事業發展的部門，雖然宿遷經過獨特的教育改革和醫療改革，改變了直接"辦事"的職能，但是政府職能轉變的目的是加強政府對這些領域的管理。如果這些非經濟部門也必須全力從事招商引資工作，那么必然會影響他們對行業管理的精力，從而削弱改革的效果。
積極招商引資，發展經濟的同時，必須要因地制宜地探索適合當地情況的發展模式，保證我們的發展是為老百姓造福。我們過去的改革和發展過程中，一些地方已經付出了很沉重的代價。經濟發展了，環境被污染了，生態也破壞了，健康被損害了，導致很高的社會成本。例如蘇南、浙江等地方，因此這些地方現在開始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從宿遷的一些宣傳來看，當地政府也認為這是宿遷發展的一個機遇，蘇南、浙江的一些企業會進行搬遷，宿遷也在千方百計的吸引這些企業落戶。但是被調整和淘汰的主要是對環境污染比較大的產業，在引入這些資本的時候必須防止對當地生態環境的破壞。否則，順著這種發展路徑，中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從沿海到內地所有的生態環境都會一步步受到影響，這不符科學發展觀，將付出很大的代價。
[1] 參考“宿遷醫改真實表情”，周文水，《人民網-時代潮》，2005年第十八期。[2] 參考“仇和宿遷十年之治”，劉炳路，《新京報》，2006年1月26日。
[3] 參考“‘鐵腕書記’仇和離任宿遷 調任江蘇省副省長”，劉炳路，《新京報》，2006年4月14日。
[4] 最早的設計稱為“防保所”，但是衛生部相關文件要求每個鄉鎮至少保留一個衛生院，所以宿遷將防保所也掛牌稱為“衛生院”。
[5] 參考“宿遷醫改、五年激變”，曹海東，《南方周末》，2005年7月21日。
[6] 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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