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世界經濟戰“常態化”

　　世界各國由于自然稟賦、發展水平等差異而促使競爭無處不在，傳統經濟社會中大國經常借助軍事擴張、殖民地管理等手段進行激烈較量，打開封閉國家的大門，據此在全球資源配置中占據有利位置。當今核武器的出現客觀上使得大國間全面軍事戰爭受到較多克制，但世界各國之間的非常規較量并未停止，世界經濟戰成為現代社會的重要現象。

　　世界經濟戰形式復雜多樣

　　世界經濟戰為經濟競爭貼上“戰爭”的標簽，意指世界主要國家出現非合作的違背國際規則的非常規競爭，實質上是世界某些國家采取對全球經濟社會具有強烈負面溢出效應的政策、措施、手段。世界經濟戰并非強調世界各國的共同行動，更側重某些國家非常規舉措的負面沖擊具有全球性影響。世界經濟戰并不存在固定的模式，而是伴隨當代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不斷調整的，世界經濟戰呈現出復雜多樣性。

　　從需求層面看，市場份額戰是突出的形式，主要表現為某些主要經濟體通過提高關稅、限制資本流動等手段抬高本國貿易投資壁壘，由此希望提升各自國家的企業在本國市場的份額。同時，世界主要國家通過增加商品補貼、壓低匯率等手段壓低本國商品價格，期待拓展全球市場。從供給層面看，掌控原油、糧食等生產生活材料的大宗商品供應成為世界經濟戰的焦點，世界主要國家既爭相獲取大宗商品價格的定價權，又期待通過聯合盟友壟斷大宗商品的供給，由此對大宗商品進口國構成潛在的制約。

　　貨幣金融是世界經濟戰的核心

　　盡管世界經濟戰的手段異常繁多，但就其核心來說，貨幣金融是最核心的領域，曾經有兩位名人對此作出了重要的論斷。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指出：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貨幣，你就控制了世界。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也提出，要顛覆現存社會的基礎，再沒有比搞壞這個社會的貨幣更微妙且更保險的方式了。貨幣金融話語權已成為世界大國競相爭奪的焦點。在當前持續發酵的烏克蘭事件中，歐美主要通過國際金融市場制裁俄羅斯，誘發俄羅斯盧布危機等風險不斷升級。

　　歐美能夠通過貨幣金融等手段使俄羅斯陷入困境，表面上是俄羅斯在烏克蘭事件中的孤立無援，實質上是美歐掌控全球貨幣金融話語權的結果。1944年美國主導召集44個國家的經濟特使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商討戰后體系，形成了以布雷頓森林協定為基礎的現代國際經濟金融秩序，確立了美元主導國際貨幣體系的“美元雙掛鉤體系”，創建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兩大國際金融機構。其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由歐洲人擔任，世界銀行總裁由美國人擔任，體現了美歐在現代國際經濟金融秩序中的主導地位。

　　20世紀70年代美元危機終結了“美元雙掛鉤體系”，但當時爆發的石油危機、經濟滯漲等問題促使發達大國再次抱團，全球治理由美國獨霸轉為美國主導G7集團的治理模式，美元、歐元(歐元之前德國馬克是主要的國際貨幣)、日元、英鎊占據外匯儲備份額95%左右。美歐主導國際經濟金融秩序使其在世界經濟戰中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全球規則傾向于維護美歐等發達大國的利益。

　　全球化助推美歐掌控世界經濟戰的主導權

　　美歐擁有全球秩序話語權并不意味著美歐可以借助世界經濟戰形式獲得競爭優勢，這需要兩個很重要的前提。

　　一方面，必須讓世界大多數國家接受美歐創造的全球秩序，才能保證該體系具有較大的影響范圍。冷戰時期，蘇聯集團徘徊于體系之外顯然讓該體系有失完整性。近30多年來國際經濟金融環境出現顯著變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蘇聯解體、東西德合并以及原社會主義國家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特別是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原來受蘇聯影響實施計劃經濟的國家開始逐步加入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使歐美主導的全球秩序變得“名副其實”。

　　另一方面，必須讓世界各國在歐美主導的全球秩序下深度合作，才能保證該體系具有較強的影響力。近年來國際經濟合作深化主要體現在貿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生產全球化的深度發展。截至2014年6月WTO共有160個成員，覆蓋全球98%以上的國際貿易。同時，以專業化分工為代表的生產全球化不斷發展，全球分工從產業間向產業內、產品內分工演變。國際資本跨境加速流動，全球外商直接投資額2007年較1970年增長160倍，私人資本頻繁大規模流動，資本配置效率持續提高。國際經濟合作深化，客觀上增大了歐美主導的全球秩序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警惕世界經濟戰“常態化”

　　盡管全球經濟自2010年以來呈現復蘇增長態勢，但世界主要國家宏觀政策卻持續分化。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訴諸非常規的量化寬松政策，促使國際資本跨境急劇大規模流動，引發巴西、南非、印尼等新興經濟體匯率大幅震蕩及國際金融風險上升。發達經濟體多年來的政策舉措已經構成了世界經濟戰的特征：一方面，量化寬松政策有助于壓低自身貨幣匯率獲得非常規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調整對全球匯率等國際金融穩定性產生較大的負面溢出效應。

　　潛在的問題是，引發世界經濟戰不僅使得發達經濟體受到譴責，世界經濟還將面臨更加困難的局面。為何發達經濟體要訴之于世界經濟戰呢?主要的原因在于，世界主要經濟體自2010年以來出現持續分化局面。美國經濟經歷多年緩慢復蘇而呈現逐步改善跡象，歐洲經濟持續低迷，日本安倍經濟學助推日本經濟短期復蘇但又重陷衰退。危機以來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主引擎新興經濟體也呈現減速分化現象。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國不再像金融危機初期那樣抱團，發達經濟體疲軟的經濟狀況促使其采取以非常規量化寬松政策為代表的世界經濟戰，新興及發展中經濟體由于在現有體系中缺乏話語權而處于被動，推動歐美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調整的訴求在新興經濟體中持續增強。

　　伴隨美國退出量化寬松政策，世界經濟戰出現了緩和的跡象。然而，去年底以來，烏克蘭等地緣政治問題持續發酵，俄羅斯經濟由于歐美制裁而引發經濟危機的風險陡然上升，制裁等極端世界經濟戰形式再度受到世界關注。當前全球經濟進入持續分化的新常態，歐美與俄羅斯雙向制裁加大世界經濟戰呈現常態化的風險，由此引發外界對全球經濟不確定性的擔憂。如果雙方制裁進一步升級，歐美可能凍結包括外匯儲備在內的俄羅斯外部資產，那么俄羅斯干預外匯市場或者其他金融市場的能力將大幅減弱，在此情況下，俄羅斯可能采取中斷向外天然氣輸送等報復性措施，由此滋生的世界經濟戰可能失控，全球經濟將遭受較大負面沖擊。因此，創新國際經濟協調機制，倡導各國加強合作而非制裁的措施，避免世界經濟戰常態化的局面，是促進全球經濟持續穩步復蘇增長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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