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許多在1980年代后期上大學本科的臺灣民眾而言，共同的回憶是當年頻繁的社會運動，尤其是環保抗爭運動。那時的校園里，同學彼此間的問候語經常是：“昨天那場(抗爭)你去了嗎?”對許多人而言，參與社會運動和環保運動是主要的課余活動，其中不乏有熱衷政治、為將來從政作準備的(臺灣目前許多臺面上的政治人物都是當年活動的熱心參與者)，但是更多的情況，是基于年輕人的沖勁和理想性、對社會的一股改革與關懷熱情而自發參與的。
自國民黨到臺灣后，不論是初期基于“反攻大陸”的軍事需求而積極推動工業化，抑或是后來為追求經濟成長而發展的民生工業，都在發展過程中犧牲了大量的的環境成本，到1980年代中期，負面效應開始呈現，公害事件一一爆發，民眾抗爭運動不斷。反公害組織和環保團體在這樣的環境氛圍下開始大量出現，諸如“新環境雜志社”、“主婦聯盟基金會”、“臺灣環境保護聯盟”、“臺灣綠色和平組織”等一一登場，而許多大學生也因此被號召或者動員投入了抗爭活動中，風起云涌般的環保運動迫使“行政院”在1987年設置了“環保署”，以響應民間對環保的關注與需求。
環保運動與黨外力量的興起
環保抗爭運動的草根特質，貼近基層民眾的運動運作模式，大大吸引了當年臺灣的黨外人士參與并介入其中。對黨外力量而言，這是對抗國民黨統治的一個契機，不僅能貼近民眾，更能爭取民意，進而也能轉化為對自己的政治支持力量。因此，80年代開始，過去始終強調政治性訴求(如要求開放黨禁報禁、重視人權、國會全面改選)的黨外運動，開始轉而關注環保，是以臺灣的環保運動發展歷程中，黨外力量的身影始終穿梭其中。
這場環保抗爭運動的標桿人物之一，便是在臺灣曾任臺東縣長、縣議員、立法委員，也擔任過全國人大常委的黃順興。他在1981年10月創辦《生活與環境》雜志，不僅成為臺灣環保刊物的先鋒，也是環保觀念的領路人，在當年全臺灣追求經濟發展的狂熱中，環保、反核的“非主流”觀念已經是他的論述重要觀念。而黃順興到內地后，不僅把他關注環保的一貫立場帶到內地，更把他在臺灣的敢作敢說的問政風格帶到大陸，投下了全國人大的第一張反對票。
在黃順興的開路下，“美麗島事件”后的黨外新生代隨即跟進，開始以環保議題為關注核心，一方面閃避國民黨的打擊，一方面發展自身的社會基礎。1986年民進黨建黨后，繼承了這樣的傳統與路線，尤其是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反核四”運動，更成為民進黨重要的操兵活動。1987年7月臺灣宣布解除戒嚴，時空環境丕變，為政治運動與環保運動的結合，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間。
結合環保運動的民進黨，在抗爭中發展出另一套迥異于國民黨的組織動員形式。它不強調既有黨組織，而主要透過下鄉演說、組訓等手段完成抗爭動員。沒有完整黨組織的民進黨，反而將缺點轉化成優點：充滿彈性、反應快、深入民間、勇于宣傳，組織成員年輕積極、有活力、有創造力，富有理想性，比起國民黨更是少了銅臭味。
通過結合環保運動，民進黨開始逐步在意識形態上建立起其本土論述，從環保運動最基本的“愛鄉土”觀念出發，最終建構出所謂的“本土意識、臺灣優先”的觀念。這種新的意識形態與鄉土直接聯系，與民眾的生活直接聯結，比起國民黨一直以來所建構的中國意識，顯然更具有情感聯結與現實基礎，因而不論在文學上還是在政治上，都逐步變成潮流與趨勢，威脅并挑戰傳統國民黨的主流話語。2000年臺灣的首次政黨輪替成功，其實也可以解讀為正是這樣的本土意識形態的建構成功，而2008年的再次政黨輪替，卻意味著本土意識形態的內容開始出現質變。
政黨輪替后的困境與升華
環保運動與政治運動的結合，一方面讓民進黨在基層獲得成功，一方面也讓臺灣的環保運動快速成長，環保意識迅速深入人心。然而在民進黨取得政權后，這樣的發展模式便難以為繼。因為在野時以環保議題(或毋寧說任何議題)攻擊執政者，基本上都非常容易操作，然而一旦執政權在手，便面臨如何實際解決問題的壓力，光靠宣傳無法治國。追求執政績效的民進黨，雖然在執政之初曾推動“核四停建”案以實現其環保理想，但核四停建后續衍生的適法性、國家賠償與國際糾紛等等，讓當時民進黨政府焦頭爛額，不得不在2001年2月宣布恢復續建核四。如此快速的政策急轉彎，不僅引發支持者的不滿，也引發了綠營的分裂，時任民黨主席的林義雄憤而辭職，加入“環島苦進行”行列，呼吁民進黨應該要誠信治國，并轉而將其人生重心投入核四公投運動，要求對此進行公投。
背棄反核理念的民進黨，為了擺脫外界“反商”的抨擊，開始逐步冷淡過去的伙伴與支持者——環保團體與社運團體，這樣的手法，正如列寧在談論黨與外圍團體的關系時所稱，不能讓輸送帶從工具變成主宰。面對這樣的格局，臺灣的環保運動者卻只采取了軟性的反彈與決裂，主要是因臺灣的環保人士過去跟黨外力量及民進黨的深厚情誼，也讓他們在民進黨執政后，批判政府相關政策時下意識的自我限縮，結果不僅火力大減，也無法迅速轉換合作對象，跟當時在野的國民黨合作。
如此一來，在“民進黨政府有意疏遠、環保人士自我設限”的雙重限縮格局下，在民進黨執政時期，著實讓臺灣的環保運動乃至于整個社會運動都受到莫大壓抑。此外，兩大黨在野時都大大擁抱環保議題，執政后卻又著重經濟發展、疏遠環保，這樣的機會主義行為模式也讓臺灣的環保運動難以持續平穩發展。國民黨在野時大搞環保運動，讓環保人士難以信任，如今民進黨在野后也想重新擁抱環保運動，更是讓環保人士情何以堪!
民進黨執政時對環保運動的疏離，與政權的再次輪替，間接地讓環保運動的核心價值——“愛鄉土”的具體內容受到挑戰。環保運動圈里開始反思：“愛鄉土”是否是某一政黨的專屬?進一步激蕩的思維是，環保運動應有自身的主體性還是應依附某一特定政黨之下?論辯的逐步發展不僅將環保運動的獨立性逐步凸顯，也將愛臺灣的內涵加以具體與深化，最終則撼動了民進黨于2000年成功取得政權的重要關鍵依據——臺灣意識與本土意識。愛臺灣不應是某黨的專利，更不應口惠而實不至，而必須經得起檢證。環保運動獨立性、本土意識的內容都因此獲得更深層次的發展。2008年臺灣的再次政黨輪替，正是反映這樣思維趨勢的轉變。ECFA在臺灣獲得多數的支持，也反映了這樣的趨勢。
臺灣環保運動的啟示
臺灣環保運動的發展歷程，對華人世界無疑具有高度的參照意涵。就經濟發展與環保政策而言，當年臺灣發展勞動力密集產業、大量犧牲環境成本的發展模式，其實目前正在中國大陸高度經濟成長發展過程中不斷被復制著，環境污染的問題目前業已成為大陸無從回避的問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過度浪費環境成本所造成的遺害，往往不是短時間可以恢復的，其付出的社會成本代價往往高于收益。以1994年揭露的桃園RCA廠(臺灣美國無線電公司)污染事件為例，時至今日，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員工與附近住戶罹患癌癥等后續問題仍未徹底解決，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另一方面，臺灣環保運動發展與本土意識建構二者之間的互動，對內地而言也同樣具有高度的參考意涵。環保運動所激發的本土意識，對于強調中央集權、壓抑地方意識的中華政治文化，無疑是極大的刺激與挑戰。臺灣過去亦是如此，環保運動所激發的地方意識，被視為是分裂作為，被抨擊為是只注重地方利益，然而從長期來看，隨著環保運動的落實，局限于區域的地方意識，反而成為建構集體意識的重要養料與基礎，并讓過去依賴宣傳機器堆砌而成的虛幻集體意識，變得務實且反而更加鞏固與穩定。隨著環保運動的深化與環保意識的普及，民眾更加熱愛自己所在的鄉土，貼近鄉土的文化，集體意識最終反而獲得豐富滋養。同時，臺灣鄉土意識的發展與轉變趨勢顯示出，本土意識并不等同于臺獨意識，更不等同于民進黨。本土意識的內容是可變動的，不全然是不利于兩岸關系的推進，愛臺灣與兩岸關系的推進更是存在著齊頭并進的可能性。
就產業發展政策而言，歷經環保運動的抗爭，臺灣在產業發展政策上開始有所轉向，認識到不具備要素稟賦、卻必須大量消耗環境成本的產業，不需要勉力去發展。環保政策的逐步推動，還具有促進產業升級的推力效果，對經濟長遠發展反而有利。此外，環保意識落實所帶動的愛鄉土觀念，更能促進民眾回頭正視自己鄉土的文化資產，最終反而成為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沃土，可以開創另一種永續、無煙產業的成長，對經濟成長的貢獻未必會比工業要低。
就抗爭處理經驗而言，物質乃至于金錢的補償回饋，是臺灣后來處理環保抗爭的主要做法，成效立即而明顯。然而早期運作的過程中，直接回饋給地方民眾的做法，卻引起極大的道德風險，少數不肖的地方人士，見獵心喜、見錢眼開，進而出現利用公害事件糾眾索賠、威脅廠商、中飽私囊的弊端，在臺灣因此有“環保蟑螂”一詞用來蔑稱之。為避免這樣的弊端，降低道德風險，且有鑒于環境的損害是一種公共財富的耗損，因公害而來的金錢補償，目前在臺灣也轉以創造地方公共財富為主要方向，除了公害造成的人身和財產直接損害的賠償直接回饋個人外，回饋金應該用于鄉里建設，諸如綠化、建立圖書館、運動場、提供健康檢查、獎學金等等，如此方可以直接為地方創造福祉，減少糾眾斂財的行為出現。
此外，臺灣的經驗凸顯出環保運動應具有獨立性的重要性。環保終究是永續的事業，與民族世代生存緊密相關聯，與政治力結合固然能讓環保運動的理念更加快速落實，但是過度依賴政治力的環保運動，終將喪失其發展基礎，淪為被宰制或者被發動的工具，如此一來，環保運動的扎根與落實，便容易被扭曲。大陸的環保運動開展，由于政治文化與環境迥異，如何維持與政治力的適當距離，其挑戰恐怕比臺灣環保運動者過去面臨的還大。但是與當年臺灣相比，網絡科技的發達，卻給了內地環保意識宣傳的最佳利器，善用網絡環境建構環保宣傳平臺，乃至于建立資源共享平臺，整合環保團體的力量，都對環保運動有非常大的幫助。
但值得警惕的是，臺灣在推動環保運動的過程中，環保儼然成為一種新道德與新意識形態，為了實現此一新道德、新正義，往往忽略了理性的正當性，從而形成另一種道德壓迫與扭曲，核四的突然宣布停建，便是一個案例。為了實現環保理念，固然必須挑戰政策與既得利益者，但是沖撞與批判現狀，依然必須兼顧理性與手段正當。因此，吸納理性的成員與吸納熱情、有理想性的成員，對環保運動是同樣的重要。筆者甚至認為吸納理性的知識分子，從源頭把關，在制訂產業政策和環保政策時，便積極向公共部門提供訊息與觀點，遠比公害發生后進行抗爭與善后，要更能發揮效果。在政策制訂過程中積極對政治系統輸入正確的環保理念，協助制訂正確的產業政策，黃順興已成范例。因此就體制建設而言，內地的環保運動應積極推動中央到地方不同層級，在政策規劃時能有廣為咨詢、類似聽證會的制度平臺，透過這樣的制度平臺進行先期預防，這與積極推動公害治理、抗爭施壓改善的后期治療，對內地而言亦屬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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