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以《教育部長“四個絕對”容易壓制不同觀點》為題，整理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蔣洪先生的一篇文章發表在某網站上。由于文章的前半部分是說大學的，后半部分是說政協的功能的，所以就引用文章的前半部分向蔣洪先生請教：
其前半部分如下：
“我們的協商民主不應該只是一個標簽，而應該具有它實質性內容。這種實質性內容應該體現在政治問題上，在重大問題上，允許各種不同的意見進行交流、對話，而且最終應該把這些意見根據大多數人的判斷來作出決定。”“最近教育部長袁貴仁說了，要加強對西方原本教材的使用和管理。他提出了四個絕不：“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我們教堂；絕不允許誹謗黨和領導、抹黑社會主義言論在大學課堂出現；絕不允許各種違反憲法的和法律的言論在大學課堂蔓延；絕不允許教師在課堂上面發牢騷體罰學員、把各種不良情緒傳導給學生。”這些話對不對，我覺得有道理，但是問題在于它不太容易鑒別。”“比如說西方的價值觀，問題在于哪些觀點是西方的價值觀？這個分不清楚就會把很多東西作為不正確的西方價值觀念排斥掉。我不知道教育部長到底是指的什么,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里面，提到平等、自由、民主、法制，這些價值觀算東方的還是西方的？還是東西方共有的，普世的價值觀？”“所以我認為這個話說得至少不準確，容易導致對于不同觀點不同想法的抑制、壓制。必須明確的指出哪些西方價值觀是不允許的，不好的，而不能夠泛指西方的價值觀念。”“這里面還說不允許各種誹謗黨的領導，抹黑社會主義的言論在大學課堂出現。這個話也不錯，問題是什么是誹謗？什么叫抹黑？實際上從我們國家革命和發展過程來看，道路是曲折的，有做的好的地方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也有犯錯誤的時候。對某些情況，比如說對腐敗必須揭露，這是不是屬于抹黑？對制度上的一些問題進行批評的話，這是不是屬于抹黑？追溯歷史，我們以前做過的一些事，比如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像這樣一些歷史如果我們進行反思，這是不是屬于誹謗？是不是屬于抹黑？這個必須說清楚的。”“所以這個教育部長的措詞，他的指向范圍過于主觀化。這樣很容易把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意見、不同的觀點，在民主過程當中出現的種種不同想法統統歸于誹謗和抹黑。”“絕不允許教師在課堂上發牢騷、泄怨氣”。這些都是一個情感化的東西。什么叫泄怨氣？如果有人說我今天的這番說話是在發牢騷、泄怨氣，他可以這么判斷，但這是沒有法律依據的。”
蔣教授把大學老師在課堂上講課與政協中的不同觀點碰撞混為一談，最起碼是輕率的。
也許是身份的限制，蔣委員沒有像前些時間某些公知圍攻袁部長那樣出言不遜，但是其觀點還是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我們的協商民主不應該只是一個標簽，而應該具有它實質性內容。這種實質性內容應該體現在政治問題上，在重大問題上，允許各種不同的意見進行交流、對話，而且最終應該把這些意見根據大多數人的判斷來作出決定。”這段話是正確的，但是用于大學課堂上，是否合適呢?
看起來，蔣教授是把大學課堂當成政協會議的會場了。別說政協，就是在大學里面，大學老師之間，不同意見完全可以爭論，但是作為上課內容向學生講就不一樣了。
首先，任何國家的大學課堂，肯定不能成為與這個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對著干的場所，西方國家也不例外。
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靳諾：“英美國家也不允許吃政府的飯砸政府的碗”。靳諾認為，任何一個國家對教材的使用應是要體現國家的意志，國家的價值觀，這也不是中國獨有，基本所有國家都是用這樣的理念。在哲學社會科學，絕大多數都是價值屬性的。
事實也是這樣。
就在袁部長座談會表態前兩天，英國教育大臣尼基·摩根(Nicky Morgan)就表態，樹立“核心英國價值觀”(fundamental British values)是英國教育的重中之重。比起僅僅提議要在大學教育中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一點空間的袁部長，摩根大臣堅定表示，這項事業要從托兒所2歲的娃娃們身上開始抓起!摩根大臣的表態直接回應了這兩天爆出的所謂伯明翰“特洛伊木馬學校”事件。所謂特洛伊木馬學校，就是指一些拿了英國政府教育經費，但卻傳授一些不符合英國核心價值觀的學校。用句我們中國讀者熟悉的話，那就是，那些學校“吃著英國的飯，卻要砸英國的鍋”。她強調，發生在法國的《查理周刊》事件和去年發生在伯明翰的問題一樣，都是不注重核心價值觀教育的結果。英國人民要痛定思痛，把傳播正確英國核心價值觀這種政治教育，放在與數學、英語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摩根大臣特別提出，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例外!
跟中國袁部長一石激起千層浪、抵制聲此起彼伏的情況不同，這碗“英國核心價值觀”的字母湯捧出來之后，英國大學紛紛響應。劍橋大學哲學系做了決定，將所有“非自由主義傳統”(non-liberal tradition)的哲學作品，統統從其本科生教育中移除。第一位被手術摘除的“非自由主義傳統”哲學家便是卡爾·馬克思。隨之躺槍的，還有黑格爾、尼采、以及整個“無政府主義”理論傳統。
某些人常常拿前北大校長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口號作為幌子，殊不知，這位提出這個口號的“自由男神”在1927年的 “4.12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的行為違背了他自己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理念。有人為他的行為解釋的時候這樣說：“盡管他提倡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對各種理論都可以兼容，但絕不是一個毫無主見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不肯妥協，不肯附和。那么，何謂‘是’、何謂‘非’？立場不同，衡量的標準自然不一樣。從維護國民黨的大局出發，當然要反對與自己水火不相容的無產階級專政；從民主自由價值觀出發，當然不贊成打土豪、分田地這種以侵犯人權為特征的階級斗爭。這就是蔡元培為什么要積極‘清黨’的主要原因。”
正是由于他的“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不肯妥協”， 經過他同意，在會上還審定了既有毛澤東、周恩來、陳獨秀等中共領袖，也有柳亞子、徐謙、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人士的黑名單，將近兩百人，與會者一致決定：咨請中央執行委員會立即采取緊急措施，將這些首要危險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機關，分別看管，制止活動”。
在那次事件中，就有幾十萬堅持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理念的國民黨人死于自己人的屠刀之下。
也就是說，不管某些人為“自由男神”的行動解釋的那些話對不對，即使站在某些人的立場上說話，在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自由男神”那里，“兼容”也是要講原則的，“自由”也是有底線的。
所以無論古今中外，在大學課堂上存在蔣教授所說的那種“允許各種不同的意見進行交流、對話”嗎?
其實，很多學生家長(包括學生本人)把學生送進大學，最大目的是讓其有一個好的發展前途，一般來說，是不希望自己的子女直接參與任何針對政府的政治行動的，無論這種行動是對還是錯，更加無論組織和發動行動的人自以為行動多么正確，除非學生本人有這方面的主動要求。而某些人，則是把這些大學生當成了人質和政治工具，要把學生培養成為像占街的“黃蜂”這類人，在學生對一些重大問題的是非對錯尚未有比較理性的判斷之前，他們把大學生當成實現自己政治野心(盡管他們打著冠冕堂皇的旗號)的工具的做法最起碼是非常缺德的。
假如在課堂外，某些大學老師與其他老師面對面爭論或者在媒體和網絡上爭論，或者遇到某些與自己政治觀點相同的學生，于是與他交流，這另作別論，這就跟蔣教授提出的“在重大問題上，允許各種不同的意見進行交流、對話”一點也不矛盾;而你在課堂上違反黨紀國法和行業規章向學生灌輸你們這一套，就一方面讓另外一部分學生受到你錯誤觀念或者觀念的錯誤部分的消極影響，同時還侵犯了一部分不關心任何政治觀念的學生的權利，這還是“各種不同的意見進行交流、對話”嗎？
由于蔣教授比較講究策略，在他的文章中只是采用質疑的口吻，不像某些人那樣鋪天蓋地地進行攻擊，所以也無法對其觀點進行具體探討，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大學課堂不是政協會場，大學上課也跟大學的課余時間交流不一樣。蔣教授起碼不應該混為一談。
最后想請教蔣教授下列問題。
第一，您的“這個分不清楚就會把很多東西作為不正確的西方價值觀念排斥掉”一句話中的“很多東西”特指什么東西?
第二，你認為在大學課堂上有沒有誹謗和抹黑現象?如果有，哪些是?
第三，你所說的“在民主過程當中出現的種種不同想法統統歸于誹謗和抹黑。”這句話中的“不同想法”特指哪些想法?
第四，你的所謂不“壓制不同看法”在大學課堂上如何體現，因為大學教師在課堂上對學生灌輸與主流意識形態相對立的理念的時候，相對于學生來說，也帶有一定的單向強制性的，而且學生未必接受其奇談怪論，如果學生抵制，算不算違反課堂紀律，如果不能抵制，那么老師的行為算不算“容易壓制不同觀點”？
第五，在大學課堂上，從技術層面上如何“在重大問題上，允許各種不同的意見進行交流、對話”？某些大學老師打著這個幌子單方面向學生兜售某些理念也是“交流、對話”？
蔣洪先生既然非常認真地提出非謾罵的質疑，估計他心中已經對上述問題胸有成竹了，請他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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