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女性：過早凋零的花兒

多年前某電視臺的元旦晚會上，黃宏和宋丹丹表演了小品《超生游擊隊》，講述一對農村夫妻為了生兒子逃避計劃生育政策，一家人四處流浪的故事。當年的這個節目，不僅因為其較高品味的幽默形式成為中國小品的一個經典，更由于作品無情諷刺社會尤其是農村重男輕女的思想而被大家津津樂道。小品中以道具形式出場、在宋丹丹的描述中長得“蔥兒綠”的三個女兒，一時間成為家庭因生育而致貧困的象征。

人口出生性別比是指在某一時期（通常為一年）內出生的男嬰總數與女嬰總數的比值，用每百名出生女嬰數相對應的出生男嬰數表示。在沒有外力干擾的自然生育情況下，出生性別比總體上是穩定的。聯合國明確認定人口出生性別比的通常值域為102至107之間，其他值域被視為異常。
 

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在建國后的前30年一直在正常值域間波動。然而上世紀80年代開始，出生性別比開始高出正常值域范圍，并且持續攀升，在2004年甚至達到121.18的最高值，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出生性別結構失常最嚴重、持續時間最長、波及人口最多。
 

雖然從2009年開始，出生性別比出現下滑趨勢，并在2014年回落到115.88，中國的性別結構仍然處于嚴重失衡狀態。若仔細考察，形勢更不容樂觀。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城市出生性別比達到114以上，性別結構失調的現象有從農村向城市蔓延的趨勢。其次，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婦女生育孩子性別比之前僅屬輕度偏高，2010年則升高了3個百分點，達到中度偏高。最值得重視的是，此前出生性別比明顯偏高主要體現在二孩及以上，新的普查結果顯示，一孩出生性別比也明顯偏高，這表明人們在生育第一孩時開始進行性別選擇。而一孩生育政策所覆蓋的人口規模占全國2010年總人口的52.27%，該指標偏高無疑對整個出生性別比造成很大的影響。
 

“剩男”不具同質性，而是一個充滿利益沖突、有階級分野特征的社會群體。大規模單身男性的存在，直接導致的后果是“婚姻擠壓”現象的出現。為了尋求婚配對象，在同齡組中被“剩下”的適婚男性轉向下一年齡組，城市人則轉向農村，農村人再到山區，最后“剩下”的是一無所有的底層男性。因此我們才會看到，一方面是“小三”還有盼嫁“國民老公”女性的大量存在，另一方面是“男屌絲”們的集體自嘲。掌握著社會、文化以及政治資源的“高富帥”從來都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只有位于社會底層，尤其是農村、不發達地區的男性才會遭致擠壓，成為婚姻競爭中的失敗者。社會學家布迪厄寫過一本小書《單身者舞會》，講述法國農民階級男性找不到老婆，無法成家立室，這種“被禁止的再生產”，揭示的正是性別比例失衡被階級結構扭曲的現象。

在2004年出版的《光棍：亞洲男性人口過剩的安全意義》一書中，作者赫德森和博爾以中國、印度兩個人口最多、男性比例偏高的國家作為討論對象，將性別比例失衡與政治安全掛鉤，認為男性人口過剩會威脅國際、國內社會安全。目前，雖然還看不到與清末捻軍“光棍叛亂”類似的政治事件發生的可能性，但大量處于社會底層的“光棍”的確已經開始將他們所承受的婚配壓力向更為弱勢的女性群體轉移。近些年來頻頻曝光的性侵案件，正是這種存在婚配壓力卻無法宣泄的表現。同時，男多女少的婚姻市場進一步將女性商品化，拐賣婦女和女童、買賣婚姻等社會問題加劇，性市場進一步擴張，婦女的權益受到更為嚴重的侵犯。
 

“剩男”的堆積，是伴隨中國新自由主義性質的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完成的。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實現了經濟高速發展，社會財富迅速積累。而與此同時，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國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也從改革之前的0.16攀升到2008年的0.491。盡管在2013年有所回落到0.473，仍然超出國際社會公認的0.4的警戒線。“剩男”的產生與中國的體制改革在時間上契合，社會財富分配不均導致階級分化無疑使“剩男”所產生的各種社會矛盾更加尖銳。

可是，女孩們都去哪里了？
 

生物學規律告訴我們，男嬰死亡率通常高于女嬰，而中國的現實顯然違背了這條自然法則，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中國男嬰死亡率都高過女嬰。2000年人口普查發現，中國男嬰死亡率為23.9‰，女嬰死亡率為33.7‰，后者顯著高于前者9.8個千分點。2010年第六次普查數據顯示，男嬰死亡率與女嬰死亡率已分別下降到13.6‰和14.3‰，但女嬰死亡率仍比男嬰要高。這些數據反映女嬰的生存環境比男嬰差，在農村這一問題更為突出了。
 

2012年世界銀行發布的《性別平等與發展》報告數據顯示，2008年中國本應出生然而卻“消失”的女性數量達到125.4萬，在世界當年388.2萬“消失的女性”中所占比例超過30%。按照這一數據，在中國每一分鐘就有2.4名女孩因性別歧視而“消失”。“消失的女性”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于上世紀90年代提出來的，用于指代那些因人為干擾因素未能來到這個世界或因性別偏好較早死亡的女性人口。據聯合國人口基金亞太辦公室2012年出版的報告，自1990年以來，中國有2400萬女性“消失”，占全球“消失的女性”總數的 60%。
 

人口性別結構長期失調，計劃生育政策固然難辭其咎，但中國社會歷來重男輕女、男尊女卑思想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一孩半”政策事實上從國家角度肯定并鞏固了這種思想繼續存在的合理性，同時也是中國婦女解放運動面對這種落后的意識形態的再次妥協。
 

重男輕女之所以在中國社會尤其是農村如此頑固,在于其生長于其中的結構性土壤。除了父權社會腐朽的傳宗接代的考慮，婦女婚后從夫居從而對男方父母履行養老義務的傳統，都是男孩偏好的根本原因。此外，小農社會粗放發展的經濟增長模式，使簡單勞動力的數量追加成為生產發展的基本條件，物質資料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緊密結合，而男女的生理差異加大了對男性家庭成員的欲求。
 

建國后，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蓬勃發展，通過立法摧毀了封建土地制度，改革婚姻制度，取締娼妓制度，確立了女性同等于男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合作化運動中，女性大規模地走出家門，進入社會生產領域，不僅為國民經濟建設做出了貢獻，同時也獲得了經濟獨立的物質條件，提高了自身在社會和家庭中的地位。隨著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和剝削階級，確立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從根本上鏟除了女性受壓迫的經濟基礎和階級根源。“大躍進”時期更是積極探索并推動家務勞動社會化，普遍建立公共食堂、幼兒看護中心、縫衣組等公共福利制度，承擔家庭/婦女再生產職責，以解決女性雙重角色的矛盾、推動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
 

遺憾的是，由于生產力發展滯后，集體財富積累嚴重不足，各種極有可能就此改造中國傳統家庭制度的實踐不得已停止。如此造成生產方式變革不徹底，一方面生產社會化，另一方面家庭仍然作為消費單位得以保留，婚后從夫居的婚居模式則未遭遇質疑，對傳統性別分工的挑戰只落實到女性向男性看齊，而不是相反，女性依舊飽受雙職之苦。同時，為追求快速的工業化，國家采取“以生產為中心”、高積累低消費的發展策略，在歷經各種政治運動之后，中國婦女解放事業被無限期地擱置。
 

改革開放以來，婦女解放運動遭遇了更大的挫折。農村包產到戶，人民公社解散，農村迅速退回到小農經濟時代，各種封建落后的父權主義觀念卷土重來。在城市，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化，單位解體，國營企業轉制，社會公共福利減少，再生產——生育、養育和照料——重新被視作個人、家庭的職責。而女性由于“天然”的家庭照顧者身份，在效率優先的勞動力市場被視為廉價。女性勞動參與率急劇下降，女性與男性收入差距擴大即是證明。
 

另一方面，在市場化原則導引之下，性與身體淪為商品，女性喪失對自己身體的掌控與自主，成為被消費的對象。這種資本與父權合謀物化女性身體的直接結果，除了針對女性的暴力以外，還表現為充斥整個社會，貶低、污名化女性的文化氛圍。“改革開放三十年，一退退到解放前”的說法，至少從婦女運動的角度看，一點也不夸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