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大陸赴港游客成了香港某些人士眼中的蝗蟲，必欲驅逐之而后快。于是乎，香港的那批尖嘴猴腮羅圈腿小癟三們掀起了一浪高過一浪的“港鬧”，對大陸游客極盡侮辱、謾罵之能事，成了二十一世紀文明世界中的一大丑陋奇觀。也給一直高調門的“炎黃子孫，血濃于水”，委實的潑了一盤冷水：人家非但不認你是同胞，甚至還視你為異類——蝗蟲!人們在傷心、憤懣之余，自然會想不通：多少年來，香港的彈丸之地依靠大陸的廣闊厚實腹地而存活、而繁榮，香港的居民依靠大陸源源不斷的日供才喝上清潔水、吃上綠色食品，香港的社會依靠大陸中央政府的劫貧濟富、全免稅收、金融救援才渡過危機維持體面。他們不感恩也就罷了，可現在反而做出了令文明社會蒙羞的野蠻待客、惡毒逐客之事，這實在是匪夷所思!實在是天理難容!
想不通的時候，就有必要返躬自省：這白眼狼是怎么被慣出來、被寵起來的?
首先，在涉港原則問題上大陸當局的刻意讓步、自我矮化，助長了部分港人的驕矜、虛妄之氣，產生了對大陸人莫名其妙的文化優越感。
這種優越感主要表現在政治制度的認知上。當初回歸時，總設計師很明確地強調，香港的現行政治制度保持五十年不變。當記者問及五十年以后怎辦時，總設計師的回答很經典：五十年以后就更加不需要改變。言外之意是，五十年以后，大陸也逐漸向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靠攏，兩地自然趨同了。那么，這就很清晰地向港人傳遞了一個信息：你們的制度是先進的、優越的，我們要向你們學習。所以，港人就自我認知為先進歐美制度下的高等華人，就把原來在西方白人面前的文化自卑，一下子轉化為在內地同胞面前的強烈優越感;也把在港英當局面前俯首低眉的卑順，轉化成在中國民眾面前趾高氣揚的狂悖。
這種優越感還伴隨著某種美人遲暮、風光不再的失落，得以扭曲地朝大陸民眾發泄。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香港，其實頭重腳輕根底淺。要不是當初毛主席高瞻遠矚把香港作為反制帝國主義封鎖的窗口，以及其后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給香港帶來天時地利人和的跨世紀利好;要不是香港在國際貿易金融物流等方面的自由港地位，會有今天香港的繁榮?而這種繁榮是由誰來支撐的?答案不言而喻。而近年來，大陸的北上廣深諸大都會紛紛在經濟總量上超越或即將超越香港，香港的優勢越來越微弱。香港自由行開通后，從前很受港人歧視的內地“窮表叔”們，居然赴港大把大把的花錢，這難免觸發某些港人“咱家從前比你闊多了”的破落戶心態，所以，這把無名火就沒來由地降落到無辜的大陸游客身上。
其次，中央把“港人治港”的歷史責任交托給了香港精英群體，而完全無視普羅大眾的存在，使得西化的營盤根深蒂固，殖民地的陰影依然濃重。
香港人民曾有過光榮的反帝反壓迫斗爭歷史。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與廣州工人階級聯合的省港大罷工就以其規模大、持續時間長、影響深遠而載入史冊。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與內地的文化大革命相呼應，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香港左翼力量掀起了反帝反殖民反剝削的斗爭高潮。有內地的堅強后盾作靠山，香港的左翼力量迅猛發展壯大，港英當局無可奈何，香港資產階級備感恐懼。
然而，自香港回歸談判開始，無論是基本法的起草頒布，還是特區政府的選舉產生，中央卻把目光專注于香港的資產階級精英群體，曾經與內地革命群眾并肩戰斗、休戚與共的香港普羅大眾被完全忽略，曾經叱咤風云的香港左翼力量被徹底晾在一邊。而那批受過長年英式教育的黃皮白心香蕉人，欣欣然登堂入室，成了秉承港英衣缽的新生代香港管治階層。我們不能否認，在城市社會的管理方面，香港積累了許多科學的經驗，法治模式亦有其存在的合理依據。但這只是工具層面、技術層面，不能因此改變其制度層面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實質，不能改變社會層面弱肉強食的叢林本質。更何況，彈丸之地的香港，其管理經驗對十三億的內地，又具有何種程度的可比性呢?
回歸以來，香港不僅是舞照跳、馬照跑的生活方式一切依舊，而令人困惑的是，大中小學校直至幼稚園仍然把普通話拒之門外。至于英語的地位，不僅未能動搖，還有與內地風雨呼應、不斷強化之勢。某中央政府領導人親臨香港視察時，在廣場的集會上用英語向全體香港居民發表講話。這可能表示大領導入地隨俗的親民，更有可能借此秀一下英語。同是那個時代過來，同是沒出國留過學，筆者是很理解的。那個時候能學成一口還算流利的英語真的不容易。但需要提請主義的是，這可不是在你家的餐桌上!記得上世紀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伍修權率中共代表團首次出席聯合國會議，那時聯合國的席位還是臺灣占著，中共代表團只是作為被告應訴而出席的。當臺灣代表用英語發表講話時，當場遭到中共代表團的痛罵。因為，聯合國已規定五種工作語言，漢語是這五種語言之一，你完全可以堂堂正正的講漢語，干嘛講英語?無非是想讓你的美國主子聽得更真切!至于大領導在香港秀英語，情況又有所不同。香港主權回歸后，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圣不可侵犯的領土，你可以在香港講粵語，這是地方方言，講起來更親切。但英語，那是原來宗主國的語言，它所留下的是百年恥辱的印記!另外，我講英語只是我的個人自由，而大領導在香港大庭廣眾下的演講，會是個人行為嗎?又該作何解釋呢?
總之，香港的相當一批人，在理不直氣不壯的中共當權者面前，他們原來在港英當局那兒已經彎曲的脊梁不知不覺的挺直了起來，這本該是好事，遺憾的是，他們是居高臨下的對著自己的內地同胞!更不可思議的是，在中央當權者的一再縱容下，西化、英化居然成了天經地義，成了普世價值!而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內地的一切， 就是邪惡，就是另類。這就難怪會有那么多的小癟三，對內地赴港自由行的同胞極盡侮辱、極盡挑釁。這也就難怪會有那么一批黃皮膚黑頭發的敗類，居然在鴉片戰爭紀念日扯起了大英帝國的旗幟，紀念英國對華鴉片戰爭勝利!在此，從執政者的視角看，在香港問題上，階級投降的結果，必然會走向民族投降。
還有，中央政府對香港的予取予求、百依百順，嚴重助長了“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不良條件反射。
對于離開父母多年的游子的歸來，作為父母，欣喜之余，自然是倍加寵愛，以彌補多年的乖離流落。然而，如果那游子以土老帽父母為恥，壓根兒就不認同父母血統，甚至一心一意要做西洋白人的養子，父母的一番心意，也就自然會被徹底糟蹋了
在香港，有那么一批在歐風西雨熏陶下的殖民地怪胎，雖然不認同中華大家庭，卻有著向內地冤大頭無窮索取的卑瑣動機。回歸這么多年來，內地非但沒拿香港的一分錢，反而一直利用各種方式，巧立各種名目，源源不斷地向那彈丸之地輸血添料。這無形中又不斷推高了港燦們的心理價位。他們已經摸準了中央的脈理，一直寵著哄著港人是中央的不變政策，港人的優越地位不會動搖。這批高等華人在無原則的嬌寵下，就一而再、再而三的顯示自己的高人一等，就為了凈化高等華人的生活家園而聲嘶力竭地驅趕“蝗蟲”;就毫不猶豫地干起了吃飯砸鍋的勾當。為了平息，為了安撫，中央政府自然是不改初衷，部分港人的氣焰自然也是日見囂張。這就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有鑒于此，面對香港西化反華勢力的猖狂之狀甚囂塵上，我們完全有必要予以迎頭痛擊。對那些罵內地同胞為支那蝗蟲的數典忘祖之輩，我們還有什么理由保持善意?我們憑什么要一再的以溫良恭儉讓待之?我們應該做的是：把我們的三個自信轉化為對港宣傳的三大優勢，即：制度優勢、精神優勢、文化優勢。共產黨人有什么理由躲躲閃閃隱瞞自己的觀點?有什么阻力使得我們羞羞答答不敢張揚自身的優勢?為什么在西方文化攻勢面前我們就不能理直氣壯地亮出牌子?那些不認同的香蕉人，盡可以離開，留下來的就必須接受，中國的土地上決不能允許反華勢力的猖厥。至于在自己的國土上如何處置反華勢力，那是我們的內部事務，用得著人家嘰嘰呱呱嗎?如果連這一點的內部事務也要看人家臉色行事，那就更奇了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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