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環保可敬，搭售私貨可笑
――二評柴靜的《穹頂之下》
對于圍繞柴靜的《穹頂之下》引起的爭論，本人的觀點是，她關注環保可敬，搭售私貨可笑。
無論是作為一個曾經的著名記者，還是一個普通公民，她能夠自己掏腰包拍了這么一個片子，從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關注一個國家的環境保護問題和千百萬人的健康，不管其拍片子的動機如何，這一點都是應該肯定的，這一點應該成為共識。她的確在片子中搭售了私貨，但是如果因此而否定片子的積極意義一面，甚至以她的私德來抹殺她片子的積極意義一面，既不公平，也不正確。
片子大約提及了203個數據，51張數據表，完全用數據說話，具有很強的說服力。而她提及的環境污染問題又是事關千家萬戶的健康，是非常現實的。如果說一直來左右兩派的道路之爭牽涉到的是一個緩慢發展的變化過程的話，那么環境污染問題一旦到了臨界點，馬上會演變成為環境災難，以突變的形式成為威脅千百萬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現實問題。無論你是什么派，站在什么政治立場，關注環境污染問題，肯定一切關注環境污染問題的行為，是應有的共識，至于拿她的私德說事來抹殺她片子的積極意義一面，也是荒謬的，實事求是地說，一個人，哪怕他再偉大，也不能保證他的話100%正確;一個人，哪怕他再反動，也不排除他的話有說對的，或者話中有合理成分，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只能帶來片面性。
然而，正如本人在題為《通過能源企業私有化來治霾?》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分析的，柴靜是看對病，開錯藥，她尖銳提出了一個問題，事關千家萬戶，指出了根源所在，確實也有道理，從情從理都抓住很多人的心，但是卻開錯了藥，或者說用毒酒來給人們解渴。
本人以前在對某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進行批評的時候曾經舉過這么兩個故事作為例子：
一位老農民在讓耕牛喝水的時候不慎讓牛頭完全鉆進了水罐里面出不來了，他找人幫忙，結果來人二話不說，一刀把牛頭砍斷，然后把罐子砸碎，牛頭倒是出來了，但是牛卻死了。
另外一個故事是，一個人背駝了，家人找來醫生給他治病，結果醫生讓駝背的病人趴在地上，找塊門板擱他背上，然后站到上面拼命跳躍，最后，病人的腰是不駝了，但是人也死了，病人的親屬與醫生評理，醫生說：“我只管治好他的駝背，誰管他死活。”
如果說當年那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張雙軌”、“吳市場”等人從理論化的角度，通過兜售“市場萬能”的理念影響中國的改革，在帶來一些發展的同時也帶來眾多社會問題的話，那么現在的柴靜是以感性的方式兜售“市場萬能”的理念，而且進一步把私有化的黑手伸向國家最后的生命線——能源領域。這是柴靜高明之處，也是這部片子容易產生誤導作用的地方。
關于市場化、私有化這些政治經濟學中的高深問題咱們在這里就先不討論，只是用柴靜自己片子中的一些材料，就事論事地討論柴靜兜售的私貨。
能源企業私有化真的是促進創新導致消除環境污染的靈丹妙藥嗎?或者說能源企業私有化是消除環境污染的充分必要條件?
充分必要條件在邏輯上的特征就是有前件必有后件，沒有前件必沒有后件。那么能源企業私有化是促進創新消除環境污染的充分必要條件嗎?
我們仍然用事實說話。
還是采用我在題為《通過能源企業私有化來治霾?》的一文中的材料講道理。
如果能源企業私有化是促進創新消除環境污染的充分條件的話，那么就是說，有了能源企業私有化和能源市場化，就必定能夠消除環境污染。是這樣嗎?我們還拿柴靜片子中提到的事情作為依據。
美國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是世界有名的公害事件之一，40年代初期發生在美國洛杉磯市。1952年倫敦煙霧事件，是1952年12月5日—9日發生在倫敦的一次嚴重大氣污染事件。空氣污染導致倫敦形成厚重霧霾，直接或間接導致12000人喪生，因此被認為是英國史上最嚴重空氣污染事件。
這兩個都是典型的私有制國家，而且屬于發達國家，也是很早實現市場化的國家，結果就是在這兩個國家中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嚴重的污染。同時，現在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是私有化和市場化，消除環境污染了嗎?沒有。很多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快速發展階段都出現過霧霾遮日的現象。只不過中國經歷的這一階段與經濟體制轉軌階段高度重合。這都說明這些西方國家的私有化和市場化沒有能夠消除環境污染，只是到了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程度，西方國家實行了產業轉移，把高污染的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加上國家的通過法律手段強力治理，才有所緩解。
還有我在文章中提到的人們深惡痛絕的我們國家的一些出于私人作坊的毒食品，還有近幾年來被中央媒體高調曝光的一些小企業的排污造成某些江河的全流域污染，后果同樣嚴重，這些完全是市場化運作的，或者換句話說，國家并沒有對與它們有關的行業進行壟斷，但是仍然出現了嚴重的直接和間接污染，這怎么解釋呢?
“張雙軌”、“吳市場”也好，柴大記者也好，都屬于“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過分夸大市場的作用，認定市場的調節作用都是正面的，殊不知，市場也會產生“逆淘汰”作用的。
還拿柴靜片子中提到的某些企業的負責人對為什么他們不治理污染的問題的回答來反駁柴靜的觀點。那些企業的負責人說，其他人都不治理，如果單獨我一個企業治理，只能大大增大成本，那么我的企業只能在競爭中破產。
請注意，不管與這個負責人所在企業進行競爭的是私企還是國有企業，它們作為經濟實體都處于市場化的競爭之中，結果，如果沒有法律和行政的約束，市場競爭淘汰的是要治理污染的企業，而不是不治理污染的企業。可見所謂的市場競爭，并不一定是優勝劣汰，也可能優汰劣勝。
根據上述的事實，請問柴靜，你憑什么認定所謂的市場化和私有化就能夠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呢?
另外，如果說能源企業私有化是促進創新消除環境污染的必要條件，那么就是說，沒有能源企業私有化和能源市場化，就不能夠創新和消除環境污染。
由于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幾個沒有完全私有化和市場化的國家之一，那么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相適應的就是正在走的一條中國特色的治理環境污染的道路。由于生態文明與政治文明不一樣，與體制的關系不是那么密切，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體制下不可能治理污染的理由。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曾經一度鄉鎮企業滿天飛，當時的領導人的觀點是，先發展后治理。結果后面的領導人果斷糾正了這種做法，提出了可繼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并且落實到經濟建設中，也產生了明顯的良好效果。
霧霾問題應該說是屬于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它與工業發展中的廢氣排放，交通發展中的汽車尾氣排放等等相聯系，既有與一定發展階段相聯系的不可避免性，也有人為干擾頂層設計的做法造成的消極后果的因素。
人們沒有忘記某些人曾經提出的下面主張：“最大限度寬容不規范”、“帶血的GDP”、“靠廉價勞動力競爭”、“不顧一切求發展”、“把利潤拿走，把GDP留給中國”、不顧國情大規模普及燒油的私人汽車小轎車、厲以寧的“中國處于發展中階段，重工業化是必經階段，對環境的污染勢必難免。但我們獲得了收益”、劉偉的“我把堵車看成是一個城市繁榮的標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個城市沒有堵車，那它的經濟也可能凋零衰敗”、張維迎的“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
就像某些人當年極力推動“權力資本化”，現在又利用“權力資本化”帶來的嚴重后果和民眾對此的不滿推進“資本權力化”一樣，柴靜和那些公知在唱雙簧。那些公知當年在忽悠決策者不顧后果放縱污染，而現在柴靜利用污染造成的后果和民眾對此的強烈不滿推進能源企業的私有化，配合默契。
正是由于在“發展”和“治污”之間的左右搖擺，中國的治理污染，雖然有進展，卻出現反復，不能貫徹到底。
縱觀西方發達國家治理污染的經驗，關鍵在于加強立法執法和行政監督等，減少廢氣排放和汽車尾氣排放，加大在“清潔能源”方面的發展力度以及在能源清潔化方面的投入，這些是任何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國家都可以做的，并不存在“只有……才能……”的問題。
既然“私有化”不是治理環境污染的充分條件、必要條件，更加不是充分必要條件，那么廣大民眾有理由對一小撮人利用柴靜的片子再一次發出的瓜分國有資產的叫囂說不!環境污染必須治理，但是如果想渾水摸魚，沒門!
最后還是回到本文的題目上來，柴靜關注環保可敬，而搭售私貨起碼可笑，如果是有意這樣干的就不僅僅是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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