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麒元：如何破解中國經濟的難題

　　春節回京，朋友聚會，有人說看不懂中國經濟。若說超發行貨幣，卻流動性吃緊;若說通貨膨脹，卻CPI不斷下行;若說匯率承壓，卻順差忽然增加。主流輿論繼續唱好，非主流仍然看淡，政策依舊在慣性中滑行。那么，應該如何認識中國經濟呢?同時，如何破解中國經濟的難題呢?

　　其實，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恰恰反映了中國經濟結構扭曲的嚴重程度。貨幣超發行確實非常嚴重了，然而資本沉沒更嚴重，實體經濟仍舊缺乏資金;通貨膨脹確實嚴重，但CPI數據根本無法反映實情;人民幣匯率處于歷史性拐點，卻有滬港通和深港通等資本回流安排進行技術性對沖。經濟制度設計和經濟政策安排，都在強化中國經濟結構的扭曲。如果，我們不能解釋經濟現象，我們不能正確認識經濟問題，我們就無法有些地解決經濟問題，我們就必須面對深刻的經濟危機。中國經濟在慣性中滑行，滑行貌似失重，本質上是失控。

　　首先，我們重新解釋一些經濟現象。

　　牛頓第二定律表明，物體的加速度與施加的凈外力成正比，與物體的質量成反比，方向與凈外力方向相同。以方程式表達：F=ma。其中，F是凈外力，是所有施加于物體的力的向量和，m是質量(重量)，a是加速度。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F=效率提升+資本擴張。其中，效率提升=管理進步+科技進步。管理進步和科技進步均涉及體制改革，很難一蹴而就。隨著中國經濟總量m的快速增長，保持經濟增長速度a就越來越困難。在效率無法大幅度提升的前提下，中國經濟增長動力F只能依賴資本擴張。資本擴張，在外資涌入到達峰值后，自然就轉換成了人民幣超發行。人民幣超發行必然導致通貨膨脹，惡性通貨膨脹將導致人民幣崩潰，將可能導致中國經濟的世紀性災難。顯而易見，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應該源于管理進步和科技進步，我們現在必須全力阻止通過貨幣超發模式來“保增長”。就經濟政策而言，在效率提升不足以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我們應有勇氣戒除對寬松貨幣政策的慣性依賴，我們必須接受經濟增長速度較大幅度下滑的嚴酷現實。此刻，我們必須尋找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并在經濟良性循環中完成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

　　牛頓第二定律告訴我們，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是有極限的。我們已經開始觸碰到這個危險的極限了，我們已經開始進入經濟增長的數量極限了。經濟學講究邊際效用，經濟學不承認什么“好政策”。所以，“保增長”必須給出明確的貨幣超發行邊際，“保增長”必須符合貨幣發行的剛性約束性條件。所謂貨幣發行的剛性約束性條件，就是確保人民幣實質購買力，也就是說必須捍衛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如果，“保增長”等于濫發貨幣，“保增長”等于人民幣崩潰;那么，“保增長”就是不折不扣的壞政策。現實是殘酷的，壞政策中隱含了龐大的既得利益，壞政策在主流輿論中變成了詭異的“好政策”，壞政策一旦實施就會形成巨大的歷史慣性和路徑依賴。毋庸置疑，人民幣匯率已經處于拋物線頂端了，我們必須對寬松的貨幣政策進行科學的論證了，基礎貨幣供給不能超越經濟運行的一般需求，我們堅決不能允許政府進行政策投機了。我們經歷過銀元券和金圓券的荒謬時代，我們沒有理由再次重蹈覆轍。我們現在面臨兩難選擇，要么得過且過將投機進行到底，要么義無反顧將調整全面落實。崇禎選擇了前者，國破家亡;雍正選擇了后者，康乾盛式。普京選擇了前者，盧布危機;奧巴馬選擇了后者，美元復興。

　　其次，如何認識中國經濟的問題呢?

　　在牛頓定律之后，愛因斯坦相對論為人類認識世界打開了更寬闊的視野。1907年，愛因斯坦撰寫了關于狹義相對論的長篇文章《關于相對性原理和由此得出的結論》，在這篇文章中愛因斯坦第一次提到了等效原理。他闡述了慣性質量和引力質量成正比的自然規律。依據等效原理，經濟增長速度是相對的。人民幣與美元密切聯系，使得人民幣尺度與美元匯率聯動，美元升值時人民幣度量尺度在延長。其含義是，2014年的7.5%的實際增長，遠遠高于此前超過8%的名義增長。并且，在全球增長放緩的時刻，相當于引力場的引力衰減。其含義是，為實現2014年的7.5%的實際增長，政府必須填補引力場減弱的動能，國家付出了遠遠高于此前8%的經濟政策推動力。相對論在經濟學中的運用，可以修正我們對經濟數據的誤讀。一是我們的絕對速度在降低，而我們的相對速度實際上在增加;二是我們為了維持高速度，必須付出比以往高得多的代價。所以，我們要回答的問題是，我們是否需要付出不必要的代價支撐一個脫離實際的名義速度。要知道，在愛因斯坦的質能守恒定律中，質量和能量是反比例關系。意思是，我們是否需要損耗能量(國家信用)來支撐質量(GDP)。過度透支國家信用以獲得高速增長，可能意味著未來的報復性衰退。道理很簡單，高通脹將導致資產溢價高于生產利潤，最終將迫使資本退出創造價值活動，我們最終會陷入全面經濟危機和大蕭條之中。在制訂經濟政策時，我們確實需要科學發展觀。

　　經濟學不是科學，卻應該科學。科學不外于哲學，哲學就是理性的審美。我們追求經濟高速增長，本意是希望人民生活得到整體改善。人民生活整體得到改善有兩種方法：第一是經濟總量增加;第二是經濟存量再平衡。意思是，在經濟總量增長放緩時，我們仍然可以通過經濟存量的再平衡達成目標。也就是說，收縮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同時，還可以通過實施稅賦結構調整的財政政策予以補償。一些朋友可能片面理解了改革，改革不僅僅要解決增量問題，改革也必須解決存量問題。當然，經濟學應該科學，卻真的不是科學，經濟學有階級性。因為，“正能量”確實不屬于物理學范疇，“正能量”是一種高尚的社會主義情操。放寬時間與空間的視野，貨幣政策也是財政政策，寬松的貨幣政策就是向窮人課稅，緊縮的貨幣政策相當于向富人課稅。解決存量平衡問題，恰恰是為總量增加奠定堅實的基礎。富人付出一些犧牲，恰恰是為了子孫的長治久安。畢竟，大家都不愿意革命。在瑞士與香港的三十二年長跑中，瑞士的平衡增長最終戰勝了香港的畸形增長。事實上，經濟規律是不可戰勝的，發達國家的長期穩定增長，正是源于經濟結構的均衡穩定，而絕非來源于扭曲經濟結構。過度扭曲經濟結構的國家，無一不是最終走向衰敗。我們提出強化針對資產持有和資本利得的課稅，是經濟再平衡的必由之路，是共富、共榮、共贏的和諧之路。相反，無底線的寬松貨幣政策，必然導致極度的兩極分化，必然導致資本大規模外逃，貨幣超發反而導致資本收縮，最終將徹底枯竭經濟增長的動力。所有無序寬松貨幣的國家，無一不是死于信用崩潰。一個偉大的政府，不在于滿足少數人的無限貪婪，而在于滿足多數人的基本需求。階級性，也講究平衡，也不外于科學發展觀。道理講清楚了，政策選擇就有了思想基礎。

　　最后，如何破解中國經濟難題呢?

　　第一，穩增量，調存量。

　　經濟政策邏輯上，總量增長速度必須服從于存量結構平衡。意思是，為了捍衛國民福利，就必須確保人民幣購買力，確保人民幣購買力就必須節制資本，節制資本就必須允許總量增長速度下調。一句話，再也不能以殘酷掠奪勞動者作為經濟增長的唯一動力了。同時，必須看到，存量平衡，才是促進總量長期增長的方式。歷史地看，中國無懼通縮，中國最怕通脹，請不要忘記八九年那場風波。在危機時刻，不向富人課稅(對資產持有和資本利得課稅)，而是通過寬松的貨幣政策向窮人征稅，就算是科學家愛因斯坦也不會同意。1917年(愛因斯坦38歲)，列寧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獲得成功，愛因斯坦非常支持這場偉大的革命，贊揚這是一次對全世界有決定性意義的、偉大的社會實踐。他表示：“我尊敬列寧，因為他是一位有完全自我犧牲精神，全心全意為實現社會正義而獻身的人。”許多人認為，是馬克思制造了革命，是列寧創建了社會主義。不是的，是通貨膨脹制造了革命，是經濟危機創建了社會主義。不要認為革命就不符合經濟學原理，革命只不過是一種激烈的改革，激烈也是因為歷史別無選擇。蘇聯革命進行經濟存量再平衡的結果證明，存量再平衡也可以創造總量增長的奇跡。歷史地看，中國經濟總量增長的奇跡，也是中國革命導致經濟存量再平衡的結果。在廣義相對論中，那不過是質能守恒定律的一次完美運用。一句話，放下“保增長”的包袱，放棄寬松的貨幣政策，堅定不移地調整經濟存量，重建公平、正義、高效的財政政策。

　　第二，調結構，增效率。

　　調整經濟結構，將促進資源配置的合理性，將提高經濟運行的效率，將激發經濟總量增長的潛能。資本(英文：Capital)，在經濟學意義上，指的是用于生產的基本生產要素，即資金、廠房、設備、材料等物質資源，用來生產其他商品或產生收入的累積物力與財務資源。在統計意義上，資本通常用來代表金融財富，特別是用于經商、興辦企業的金融資產。也就是說，名義資本總量(包含了沉沒資本)并不等同于實際資本總量(運行中資本總量)。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資源錯誤配置，會導致資本沉沒，貨幣雖然增加而實際資本總量卻在減少。中國經濟就處于這樣尷尬的境地，央行不斷投放貨幣，資本不斷地沉沒于不動產，實際資本總量不增反減，實體經濟不斷出現錢荒。經濟結構調整，將有利于活化沉沒資本，將有力地促進資金周轉速度。請注意，不動產溢價速度超越勞動溢價后，必然會導致資本大規模沉沒，從而形成資本稀缺假象。經濟結構調整，將激發沉沒資本重回創造價值活動，將加速存量資本的流通速度，在名義資本總量不變的情況下，能夠迅速增加實際資本總量，從而保持經濟增長的動能。管理層必須清醒了，財政政策才是刺激經濟長期增長的根本工具。我們必須實現對資產持有和資本利得的科學管理，縱容資本野蠻擴張的時代應該結束了，節制資本的時代必須開始了。我國古代尚且有一本“魚鱗冊”，我國今天難道不能登記財產并開征稅賦嗎?我國古代尚且有“一條鞭法”，我國今天難道不能讓食利者做出一點貢獻嗎?我們是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怎能不尊重創造價值者的勞動?我們怎能不體恤底層國民的酸甜苦辣?萬法皆稅，“正能量”應該在財政政策中。早就應該有一點兒動靜了!

　　經濟學不是科學，因為經濟學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偉大的經濟學家，往往是悲憫的社會主義者。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怎么可能沒有階級性?什么“積極的財政政策”?那是對誰的積極?難道，是積極地配合國內外利益集團大規模兼并國民財富嗎?什么“寬松的貨幣政策”?那是對誰的寬松?難道，是稀釋勞動者的共同資產和勞動成果嗎?在一輪又一輪的“積極”和“寬松”后，要素價格極度扭曲，分配結構極度扭曲，經濟結構極度扭曲。結果，極少數人暴富，資本大規模沉沒，一輪又一輪的錢荒，然后是更瘋狂地“積極”和“寬松”。拙劣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惡性循環，越演越烈。看不懂中國經濟，一點兒都不奇怪。因為，大家忽略了經濟學的階級性。我國的經濟學家和經濟專家令人不安。

　　說到我國的經濟學家和經濟專家，我們應該送他們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老實說，我國人民沒有責任和義務，辛苦納稅為西方豢養經濟政策銷售經理(Sales Manager)。我國的國際化企業需要境外營銷的銷售經理，他們完全可以去那里發揮他們的職業優勢。無論如何，共和國不歡迎政策欺詐，不能讓他們繼續瞞哄領導了，不能讓他們繼續欺騙群眾了。主流教育、學術、傳媒，應該有起碼的道德底線。一個肥胖癥患者，應適度增加運動，而不是忽悠他們繼續增加食量。不要聽到隔壁瘦子吃肉(搞量化寬松)，就非要殺了自己家的黃牛(國家信用)。請相信，基于發展經濟學的“保增長”是政策毒藥;請相信，拯救經濟危機的最佳途徑是實現存量再平衡的新社會主義，絕不是私有化、市場化、資本化、國際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從來都是國家最高級別的戰略規劃。道者，反之動。無法則有之，有法則違之，有違則糾之，有糾則避之，皆反之動也。共和國必須對他的競爭對手反動。在統一應力場中，應借助外力增加國家實力，而不是傻乎乎地做什么負責任的大國。人民幣維持匯率穩定，就必然延長度量經濟增長的尺度，就必然表達為國內的通貨緊縮，就必然向全世界輸出通貨。人民幣匯率穩定，全世界才能接受人民幣通貨，中國才有機會建立龐大的人民幣債券市場，中國的人民幣才有機會走出國門成為國際結算貨幣。不要繼續給美國經濟充當附庸了，我們早就應該建立中國經濟政策的主體性了。如果，領導們能夠掏出那些“塞耳屎”(Sales)，管理層敢于對西方反動一次，毫無疑問可以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必將為中國全面崛起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

　　北京，想起來很親切，看起來很陌生。火樹銀花下，長安街的繁華讓人迷醉。走在旖旎的街道上，你很難想到居庸關的烽火臺，你很難想到山海關外凜冽的寒風。或者，似我這種“關外”來的漢子，才有這種強烈的危機意識。好在，危機一旦被意識，也就化解了一半了。

　　望領導學習進步!祝人民幸福安康!愿祖國繁榮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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