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十年代，毛主席最早提出了計劃生育的戰略構想。此前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是從政策和技術層面強調節制生育，而毛主席則是從人口戰略的高度，運用辯證思維，試圖建立一套人口數量與人口質量、人口紅利與人口控制、人口目標與節育途徑相協調、相統一的長遠良性機制。
然而，在“特別是”時代，棄置毛主席的充滿人文關懷的計劃生育戰略不說，還憑空冒出了一個“錯批了馬寅初，多生了三億五”的指責。于是，計劃生育這輛多輪驅動的國策之車，在只求人口降下來、不管采取何種手段的“貓論”哲學指引下，開始向另一條道上疾馳狂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其所造成的惡果，世人有目共睹。
首先，運用行政強力手段強制推行“一胎化”，造成新生代人口的斷崖式銳減，導致延續二十多年的人口紅利驟然轉變成人口危機，中國社會陷入了未富先老的尷尬境地。
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政府已經在農村人口中全面推行計劃生育。當時的政策是“鼓勵一胎、允許二胎、限制三胎”，對已經多胎生育的育齡婦女，則動員、組織結扎絕育。改開以來，計生政策由原來的柔性、彈性轉變成剛性、硬性。改開當局肆意擴充計生隊伍、強化計生機構，并不惜動用國家專政機器，在城市鄉村全面推行“一胎化”生育。這種政策推行三十年來，造成的結果是：
一、適齡勞動人口銳減。“一胎化”政策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執行，這意味著三十歲以下的青壯勞動力將有一個明顯的斷層，也意味著在今后的幾十年時間里，我國將面臨著嚴重的人力資源短缺。眾所周知，三十年來的所謂快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的人口紅利。在中國人口的“毛澤東階躍”中，六十年代是一個重要的生育高峰。這批六十年代生人，在毛澤東時代普遍接受了初、中等的國民義務教育，文化素質普遍高于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同齡人。價廉質優的勞動力資源，成了中國現代化建設和發展的最厚實的資本，也是中國相較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最大優勢。由此，我們就不必驚訝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內地招商引資的天文數字。不是改開當局特有魅力吸引了海外資本，也不是海外資本家對中國內地有著特殊的感情，吸引他們的是中國內地人力資源這塊特大特鮮美的蛋糕!而三十年后的今天，原來的適齡勞動力逐漸進入老年階段。上世紀一刀切的“一胎化”政策，使新的適齡勞動力斷崖式銳減，人力資源的斷層沒有任何緩沖的坡度，這勢必對國家經濟發展造成硬著陸式的強烈沖擊，導致跨世紀的正常發展在半途便戛然而止。
二、人口結構成倒三角畸形。“一胎化”推行三十多年來，已經歷了整整兩代人。那么，假定一對三十歲的男女結合組織家庭，他倆的上面是雙方父母共四人，而他們的下面正常情況是一個孩子。這樣就成了“4——2——1”的倒三角形結構。這里面臨著的突出問題是，在我們的人均收入只有日本五分之一的時候，已進入了與日本一樣的老齡化社會。這種未富先老的現象，不僅加重國家社保負擔和個人生活壓力，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也將面臨極其嚴峻的局面。
三、“一胎化”還將帶來系列其他社會問題，包括獨生子女的心理健康問題、失獨問題、兵源問題以及軍隊戰斗力問題等。還有一種怪現象是，一胎化后的養育成本不但不降，反而大幅提升。這與獨生子女的珍貴程度有關。有關各方利用這一賣點大作生意，大賺其錢。以致推波助瀾、水漲船高，在社會保障遠沒跟進的情況下，導致養育成本不斷攀升，人民大眾苦不堪言。
其次，三十年來的野蠻計生、暴力計生，嚴重傷害了黨群關系、干群關系，并把國家置于國際人權被告的可悲境地。
毛主席有一個基本原則，只要是面對人民群眾的、關系到群眾切身利益的，就必須在工作中堅持貫穿群眾路線、必須做和風細雨的思想工作，無論任何情況，決不能動粗，決不能強制，哪怕造成損失耽誤。在計劃生育問題上，一以貫之的就是：鼓勵為主、勸說為主、批評為主。毛主席的底線是，人民的權益決不能受侵害。
不幸的是，三十多年來，中國計生工作所因襲的卻是野蠻粗暴、無視民瘼的“鄧式作風”，所實行的是一條行政強制的反人民、非人道路線。強制墮胎、強制引產、強制絕育成了基層計生工作的目標三部曲，深夜潛入村莊抓人搬東西成了農村基層干部的工作常態。要想知道這種工作的野蠻粗暴程度，我們不妨摘錄幾條中國農村墻上迄今仍保留的計劃生育標語：“一人超生，全村結扎”、“該流不流，扒房牽牛”、“誰強行超生，誰就傾家蕩產”、“今日逃避計生政策外出，明日回家一切財產全無”、“寧可血流成河，不準超生一個!”、“打出來!墮出來!流出來!就是不能生出來!”······夠了!夠怵目驚心了。這就難怪廣大群眾把深夜行動的基層干部比作日本鬼子進村，認為共產黨比國民黨還要壞。黨群關系、干群關系受到了無法修補的損害。
這種計生政策勢必引起國際反響。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一直占據人權的道義制高點，在國際上大力倡揚反種族歧視、反性別歧視的黑人解放和婦女解放等運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中國的凜然正義面前，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世事難料，想不到三十年后乾坤倒轉，天天嚷著與國際接軌的所謂開放的中國則由國際人權原告著著實實地變成了人權被告。西方反華勢力則緊緊揪住中國計生這塊人權軟肋不放，一次次把中國政府置于極為難堪的境地，國家形象嚴重受損。一個曾令第三世界國家揚眉吐氣的帶頭大哥，居然變成吞聲飲氣天天挨克的小媳婦。
再者，超生罰款的做法嚴重助長了社會工作領域的拜金主義風氣，同時導致法治環境愈加惡化、生育公平問題日益突出。
曾幾何時，超生罰款成了農村基層計劃生育的主要處罰手段，以罰代法的方式成為三十多年來一以貫之的工作常態。而隨著經濟的發展，罰款的價位水漲船高，不斷加碼。這直接導致三個不良后果：
一、以罰代法普遍實施后，計劃生育工作便陷入了空前的執法困境。鑒于計劃生育的普泛涉及面，國家的法制建設受到了全面而深刻的沖擊，法治體系被這種半途殺出的法外處罰手段所嚴重摧毀。
二、由于超生罰款屬于額外收入，基層各級機構按比例分成，干部個人按比例提成。在超生罰款的利益導向驅使下，農村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把其他工作掛在一邊，在抓超生、撈罰款這件“美差”上全力以赴、趨之如騖。由于超生罰款按對象家庭的經濟狀況分等論價，基層干部就千方百計揭人家底、“看菜下飯”，同時討價還價、威逼恐嚇，無所不用其極!活生生地把農村基層工作變成了“刮地皮”、“吃大戶”的敲詐勒索生意場。
三、經濟處罰成了控制超生的主要手段，那就意味著有錢就可以任性，可以多胎生育;那就意味著平民百姓只能生一胎，大款、大腕們則可以想生多少就生多少。這就牽涉到一個更沉重的話題，那就是生育公平問題。即便按照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生育權與生存權的平等也是最基本、最根本的平等，遑論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
最后，三十年的暴力計生，還導致計生機構隊伍的龐大臃腫、流動人口管理的難度增大，最終大幅推高行政成本。
為了應付計生工作中抓人、扣人、搬運計生對象家的家具什物，以及為了應對農民暴力對抗等不測事件的發生，農村基層鄉鎮三十年來不斷強化計劃生育機構的職能、擴大機構規模、擴充計生隊伍。縣級一般都設置了人口管理大隊、各鄉鎮設置人口管理中隊，同時配置車輛、器械、辦公用具，儼然一個抗暴執法別動隊，成了城管之外政府的另一只強力隊伍。當然，聲名狼藉、民憤極大是這兩支隊伍的共同特點。
另外，在暴力計生和金錢計生的雙重壓迫下，無錢無勢的超生對象一般都采用外出躲避的方式，來擺脫所面臨的處罰，這就是曾在春節晚會上亮過相的所謂超生游擊隊。隨著人口流動的加大，地方政府的計劃生育工作又面臨著一個新的課題，那就是外來人口管理。這無疑又增加了計劃生育工作的管理難度，導致計劃生育的行政成本一再攀升。
三十年前，徹底拋棄毛澤東思想、全面否定毛主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治國理政路線，已使社會陷入全面的危機。計劃生育工作，只是這種社會矛盾的一個方面。但窺一斑而見全豹，透過計生危機，我們能夠痛切地感受到資改路線的邪惡，真切地認識到其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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