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幕：《查理——自由或壓抑》
問：如果我可以進入你的天國，為什么不能進入你的美國?
答：因為天國沒有白人工黨反對你們!
——諷刺漫畫刊物《潑克》，1900年
19世紀的后半期，政治諷刺漫畫在歐美(也包括日本)正處于最為活躍和興盛的時期。在美國，由于華人移民問題成為政治斗爭的焦點，19世紀最后30年的美國諷刺漫畫中出現了大量以此為主題的作品。引言部分就來自著名的漫畫刊物《潑克》(PUCK)1900年刊載的一幅題為《為什么》的漫畫;而在此之前，美國已通過了《排華法案》(1882)、《斯科特法》(1888)、《蓋瑞法》(1892)、《限禁來美華工保護寓美華人條約》(1894)等一系列的排華法律。《為什么》中提到的“白人工黨”(The Workingmen's Party of California)是排華運動中最為積極的政治力量之一。
1868年，中美簽訂俗稱的《蒲安臣條約》(Burlingame Treaty)，允許中國移民自由進出美國。不過，該條約第六款明文規定了在美華人不能因此條約而享受歸化美籍之權利，實際上將華人排斥于美國社會之外。美國吸收華人移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了內戰后的重建以及西部開發，于是，大批中國人來到美國，修鐵路、開礦山、拓墾耕地;1870年代，又進入加里福尼亞州的輕工業領域，成為加州制鞋、制靴、制衣、制雪茄等行業的中堅。到1880年時，華人已占加州總人口的十分之一。華人吃苦耐勞，又多才多能，卻因此漸漸成為本地白人政治團體尤其是勞工組織的眼中釘。密蘇里州參議員喬治·維斯特指控華人剝奪了加州白人的工作機會，而華人匯款回中國的行為是“竊取美國的財富”。美國勞工聯盟主席在《排斥華人的幾點理由》中稱“美國白人和亞洲人之間的種族差異將永遠不能克服。優秀的美國白人不得不通過法律手段來驅逐低劣的亞洲人，如果需要，武力手段也在考慮之內。”《國家》雜志說得更為露骨：“排斥中國人，不是因為他們是外來者，而是因為他們是中國人。”
排華潮一浪高過一浪，發生了像“石泉慘案”、“蛇河慘案”等屠殺事件。政客(以民主黨為代表)以反對“奴隸一樣的勞作”為冠冕堂皇的理由，工會領袖以反對“為資本家賣命的華工”為冠冕堂皇的理由，將種族主義隱藏在“進步”的，甚至是“階級”政治的假面之下。排華情緒以一種蔑視與恐懼相混合的方式傳布開來，那一時期的諷刺漫畫對此做了最生動直觀的說明：有的漫畫描繪了猿猴進化為華人而華人最終卻“進化”為豬的過程(“‘進化論’所揭示的華人與豬的演進”，《沃斯比畫報》，1887);有的則把華人畫成人面獸身無惡不作的怪物，他們賄賂執法官員、搶奪白人工作、傳播鴉片、謀財害命(“華人千只手，只欠一個頭!”，同上，1885)。華人還被描繪成骯臟、邪惡的疫病攜帶者，是白種人家庭尤其是白人女性的巨大威脅(《當心這只華人老虎!》，同上，1885)。一些漫畫“預言”了可怕的未來，如不久之后美國人將以古怪的中國方式過國慶節，華人飛揚跋扈地在舊金山市市中心的大街上游行，美國人卻不得不四處逃避(“將來慶祝七月四日國慶游行的構思”，同上，日期不詳)。另有一類偽裝成“進步正義”的漫畫，如一名強健的白人工人揮起一老拳打在作為“資本家走狗”的華工臉上(“對‘華人問題’的答復：給一拳!”，同上，1877)《潑克》的一幅漫畫將華人列為美國的“三大害”之一(“除‘三害’”，1883)
華人移民或許是有很多陋習，有些也不自覺地成了西部資本家和財閥們破壞工人運動的工具，但那些排華的諷刺漫畫，不是去揭示這種現象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只是將華人作為必須清除的異類而大肆妖魔化，結果在美國可恥的排華運動中扮演了一個為虎作倀的角色。
美國在19世紀后期對于華人的“黃禍”恐懼癥及其反應，很容易讓我們與今天法國社會對于穆斯林的“綠禍”恐懼癥及其反應進行某種歷史的連接;就像19世紀后期美國人杜納爾的《共和國末日》與21世紀初期法國人烏勒貝克的《屈從》，一個是華人與清朝軍隊占領華盛頓，一個是穆斯林和伊斯蘭教統治法國，在這兩種相隔一百三十多年的恐懼之間代表著的卻是相似的政治和文化心理。
1月7日，法國諷刺漫畫刊物《查理周刊》( Charlie Hebdo)受到武裝襲擊，據說襲擊者是為了給伊斯蘭“先知”報仇。很快，一場盛大的“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的支援和示威運動掀起，到處都是用各種形式表現的“我是查理”或是它的復數形式“我們都是查理”(“Nous sommes Charlie”)。那些平時看到《查理周刊》就作嘔的人和那些此前根本不知道《查理周刊》為何物的法國人和非法國人都加入了大合唱：“Je suis Charlie!”包括我國《環球時報》的記者也舉著“我是查理”(還不忘加上幾句共同反恐，一視同仁之類的話)的標語牌參加游行——可你不是烏魯木齊，不是昆明，你是查理?!——“捍衛”《查理周刊》儼然成了捍衛言論自由與文明世界的保衛戰或“表態戰”。
法國在政治漫畫領域享有非常榮耀的先驅性地位。夏爾·菲利蓬被視為“現代政治漫畫之父”，1830年創刊的《漫畫》被視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家現代意義上的政治漫畫雜志。”至于奧諾雷·杜米埃的作品——比如那幅最著名的諷刺路易·菲利普的《高康大》——堪稱是政治諷刺漫畫史上永不磨滅的杰作。不過今天的《查理周刊》與他們的前輩大師杜米埃等人，在諷刺精神上是一種真正繼承性的關系嗎?
漫畫及風俗史家愛德華·福克斯對諷刺漫畫下過這樣的評論：
所有的諷刺和幽默，都是在見證了可怕的苦難——自己或別人遭受的苦難——經歷了痛苦和折磨之后，才創造出來的。
而這對于《查理周刊》的漫畫家們來說顯然是不適用的。當法國絕大多數的穆斯林移民每日為掙扎求生承受著肉體與精神的雙重壓迫時，《查理周刊》的漫畫家們坐在舒適的辦公室里，一邊喝著咖啡紅茶一邊將他人為數不多的信仰寄托描繪成戀尸癖和色情狂，還要求“你們”保持幽默感，尊重“我們”的言論自由，這未免也太傲慢和霸道了一些。
《查理周刊》的人無疑是一群挑釁家。挑釁無罪，諷刺漫畫不可能沒有挑釁，問題是該向誰挑釁?杜米埃是第一流的挑釁家，但他挑釁的對象是國王、貴族、資本家這些權勢階級。在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查理周刊》及其前身《剖腹》(Hara-kiri)似乎仍然保有這種戰斗精神。1970年戴高樂去世未久，《剖腹》把這件事與同時期發生在戴高樂故居地小鎮上的一起舞廳慘案聯系在一起，題名為“科隆貝舞廳悲劇：一人死亡。”(“Bal tragique à Colombey—un mort”)，結果雖然沒有像杜米埃那樣被投入大牢，但刊物也被取締，于是只得改名換姓為《查理周刊》。盡管在中國人看來，不論你多討厭戴高樂，嘲弄尸骨未寒者總不太合適，不過這在當時畢竟還是有勇氣的行為：因為挑戰的不是一個死者，而是死者所代表的強大政治力量。
《查理周刊》在1980年代陷入經營危機，只得長期停刊，現在的刊物是90年代初復刊后的產物。1990年代，柏林墻倒塌，蘇聯解體，世界在權力單極化的同時事象卻變得復雜化，在這樣的背景下，《查理周刊》的諷刺暴露出諸多問題：第一，單純的嘲諷如今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復雜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問題的本質?第二，《查理周刊》是所謂“左翼”刊物，然而它代表的恰恰是一種1989年(或許還更早一些)以降在西方左翼中成為主流特征的東西——自以為是和同情心的喪失。更危險的是，像19世紀美國的“黃禍”恐懼癥一樣，在那些貌似左翼言辭的背后，有時隱藏的卻是種族主義的猙獰面孔。《查理周刊》辯解說他們不只是反對伊斯蘭教，也反對其他宗教和權勢人物。問題是他們近年來反對伊斯蘭的熱情與他們其他隔靴搔癢式的“反對”并不成比例，很難逃脫拿邊緣者和窮人尋開心的指責。第三，《查理周刊》自相矛盾，他宣稱自己百無禁忌，但實際上并不是這么回事，他們進行內部鎮壓的行為已經直接推翻了他們應該“捍衛”的原則，同時也證明了刊物內部禁忌的存在，只是不適用于法國的穆斯林罷了。
“左翼”諷刺漫畫刊物《查理周刊》，將卡斯特羅和查韋斯稱為“獨裁者”，為狂轟濫炸卡扎菲和其他類似行為喝彩，而從來不進行任何嚴肅深刻的分析。他們用肆無忌憚的風格嘲弄伊斯蘭“先知”，客觀上成為了法國國內針對穆斯林移民的政治壓抑的幫兇。
偉大的諷刺藝術家給千百萬人帶來了笑聲，可他自己的心里卻流著血。
福克斯對于諷刺畫家的這個定義仍然不適合《查理周刊》。他們的漫畫從沒給“千百萬人”帶來過會心的幽默——即使標榜“自由世界領袖”的美國的主流媒體也不敢登載他們的漫畫——反而強化了壓抑情緒，他們為此付出的則是真正流血的代價。
至于襲擊事件之后的“我是查理”運動，很快也具有了荒誕劇的特點：襲擊事件前發行量在3萬份左右并且負債累累的《查理周刊》，在事件后一下子把自己提升到了百萬級的規模，還開始了全球性營銷的計劃。襲擊事件將《查理周刊》置身于一種飄飄然的狀態，仿佛它在瞬間成為了某個史詩式大對抗——“文明”和“反文明”，“自由”和“反自由”，“我們”和“他們”——的主角。令人感動的“世界領袖”與“人民”共同大游行，實際卻是一場“領袖的歸領袖，人民的歸人民”的政治表演;而那個在加沙屠殺婦女兒童的內塔尼亞胡也在其中反對“文明的敵人”，更是難得的諷刺漫畫題材。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在襲擊事件之前，包括法國在內的西方強權同情、鼓勵和支持那些與襲擊者有相同思想背景的人在利比亞、敘利亞、庫爾德左翼控制區(宗教極端分子所謂的“共產主義叛教者”)等地干同樣的事;而襲擊事件之后，我們也看不出他們將轉變這一虛偽的立場。
“我是查理!”
“我們都是查理!”
這是語言和思想上的貧乏癥。
我們既非“我是查理”，亦非“我不是查理”(“Je ne suis pas Charlie”)，是不是“查理”無關緊要，關鍵的是跳出這種簡單的二分法，重新認真思考“文明”、“自由”、“左翼”和“解放”的意義。
第二幕：《希臘——悲劇或神話》
陰沉的星期天，
你就像我那始終灰暗的心。
上帝和圣母啊!
你就像我失去快樂的日子。
陰沉的星期天，
我的心在流血。
過去的五年，希臘人的心一直在流血。殘酷的緊縮政策造成了一個國家幾乎全面破產的局面：失業率增加了190%，工資下降了38%，貧困增長了98%，嬰兒死亡率增加了43%，債務占年GDP的比例高達174%。瓦西里斯·齊薩尼斯(20世紀希臘大眾音樂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那首膾炙人口的歌曲《陰沉的星期天》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了希臘民眾的悲慘心情。對于所謂“三駕馬車”的屈辱與憤怒已經完全超越了左右，成為一種普遍爆發的情感。
1月25日，一個星期天，又一場(上一次是2012年)恐慌性的選舉落幕。對于歐洲的權勢集團——以德國為首——來說，這似乎的確是一個“陰沉的星期天”，但對于很多希臘人來說，這卻是個帶來希望的星期天。激進左翼聯盟(SYRIZA)(以下簡稱激左聯)，一個由前希臘共青團員亞力克西斯·齊普拉斯領導的“亂燉”式政黨獲得了勝利。
如果以傳統政治分析的標準看，激左聯其實有著非常多的缺點：首先，黨的領導人非常年輕，缺乏實際運作國政的經驗;其次，黨的組成過于“雜亂”，包括了希臘共產黨的分派團體、毛派、托派、生態主義者、女性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等等五花八門的組織，但又沒有一個明顯的指導性力量;最后，黨的目標比較模糊，雖然有多達八個以上的共產主義組織加盟，可并沒有提出一個共產主義的遠景，也沒有提供其他清晰可辨的遠景。但激左聯最終取勝，說明希臘的傳統政治格局已經瓦解，尤其是“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PASOK)這樣的老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崩潰的結果。
與2012年選舉相比，這次選舉除了激左聯和第一次參加的新政黨“河流”(中派政黨)之外，只有希臘共產黨(KKE)的得票率有所增加(從4.5%上升到5.5%)，雖然居于各政黨的第五位，但與第三位“金色黎明”(Laïkós Syndesmos)和第四位“河流”(To Potami)的實際得票數相差并不多。作為一個歷史悠久并且有著英勇斗爭經歷的共產主義政黨，在面臨著左右翼特別是新崛起的激左聯的挑戰下，取得這樣的結果應該說頗為不易。然而，希共與激左聯一直關系緊張，不僅是激左聯中有許多希共的“叛將”(代表者就是其領導人)，而且在思想非常正統的希共看來，激左聯是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大雜燴，和德國或法國的“左翼黨”穿一條褲子，因此不可信任。希共在大選前就已經明確拒絕了和激左聯聯手的可能——不過最新的情況是新政府任命了二名共產黨副部長。
無法得到希共的支持是一個問題，對于激左聯來說，更大的困難在于以希臘貧弱的國力，究竟有沒有與超級集團“三駕馬車”對抗的決心和能力。如果激左聯最終動搖，屈膝妥協，那等待他們的就會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慘淡結局。希臘的政局將再次發生大規模動蕩，新納粹政黨“金色黎明”也許會因此壯大勢力，或者是左翼選擇希共重組攻勢。然而，如果激左聯選擇對抗，在這樣的國家經濟形勢下，處境將同樣困難。激左聯的主要希望取決于自身的示范效應，他們已經向其歐洲同志證明了他們可以贏得選舉，接下來就要看這個榜樣能在多大程度上鼓舞并提升他們歐洲同志的戰斗力：葡萄牙共產黨和綠黨的左翼聯盟、西班牙的左翼黨(如“Podemos”)及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的左翼力量、德國的左翼黨，或許還包括與希臘有著特殊歷史關系的土耳其左翼。如果激左聯的勝利在歐洲得到擴散，他們的生存環境就將大為改善;不過與此同時，他們也會成為反歐洲主義的極右翼的刺激劑，極右翼有可能在法國、意大利特別是東歐地區奪取政權。冷戰后的歐洲統治秩序也將由之搖搖欲墜。
假如革命是一場夢，讓我在夢醒時死去。[套用自一首20世紀中前期希臘代表性的大眾音樂“樂悲提科”(Rebetiko)的歌詞]
從1944年希臘解放到1949年民主軍隊的失敗;從1974年右翼軍事政權垮臺到1980年代社民政府的背叛，希臘始終經歷著一個廣闊的革命空間似乎已被打開后，接踵而來的卻是夢想破碎的殘酷歷史。希臘神話難道注定只是希臘悲劇的序曲?圍繞激左聯的勝利，世界左翼之間已經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喜悅、觀望、懷疑、否定;有的歡呼為“人民的勝利”，有的認為齊普拉斯不過是第二個帕潘德里歐，很快就將“變節”，有的則接近希共的立場，否認激左聯有任何的革命性。筆者在此還是重復拙文《2012私史》中的觀點：
盡管“左翼黨”模式有著不錯的表現，但同時要注意到有一股逆流也漸漸洶涌，那就是極右翼的上升。檢討以往的歷史，西方在經濟處于危機的時候，往往崛起的是極右翼而不是左翼。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人民陣線運動結果都告失敗，最后是納粹和法西斯主義橫掃了世界。今天像法國“國民陣線”﹑希臘“金色黎明”，還有日本的“日本維新會”之流的極右政黨都有著迅猛的發展勢頭。而在德國這樣的西歐超級大國，雖然“還魂”式的新納粹主義運動始終被束縛在歷史的枷鎖中，但是反對土耳其﹑東歐﹑亞洲移民的極右排外情緒卻以“現實的社會問題”作偽裝而形成勢力。極右翼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傳統屬于左派支持者的工人階級及底層群眾。對于很多西方世界的工人階級來說，他們不會去思考全球資本主義的剝削邏輯，而只是怨恨外來移民和第三世界的廉價勞動力搶去了自己的飯碗。因此，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對西方左翼并非天然福音。相反，上一次西方世界的反資本主義高潮恰恰是西方資本主義各國普遍處于“經濟奇跡”的時期;造反是由于資本主義的文化危機，所以才出現了文化的革命。簡言之：只有全面取消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霸權，西方左翼才會迎來真正的復興。
激左聯的前景除了外部因素，歸根結底取決于他們能否創造出一種真正的解放政治。希臘悲劇還是希臘神話，雖然目前尚難預料，不過至少有一點是可以看清楚的：自柏林墻倒塌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下的歐洲統治秩序如今正在走向歷史性的終點。
第三幕：《兩岸——反攻或解放》
從十年前開始，前臺北市長陳水扁，在十月二十五日，在臺北市街頭遍插“終戰”的大旗之后，“光復”被取消了，“終戰”取而代之。風吹草偃，原本就沒有獨立思考的臺灣文化界、媒體業，也開始開口閉口“終戰”，以為是時髦......一個曾經受過日本五十年殖民欺壓的臺灣子民，竟然隨著日本統治者開口閉口“終戰”而不自知。(曾健民《來到臺灣戰后出發的地方》)
回顧2014年，在中國意識形態領域一個明顯的特征就是對抗日趨公開和激烈化。另外，幾次大的論爭，從王偉光到《遼寧日報》到表揚“自干五”，都是體制內部的發言，說明相關部門已經意識到一味退讓最終就會是退無可退，所以開始組織一些有步驟的——盡管是小心翼翼的——反擊。當然，即使一開始是體制內或傳統媒體的聲音，主戰場仍然將被引導到網上。年初，網絡上又出現了一左一右的兩場大戰：一個戰場是關于初出茅廬的公務員徐嵐的文章，一個戰場是關于早入鬼籍的“名將”張靈甫的“墓地”。徐嵐的文章沒有多議論的必要，“張靈甫”由于其背后反映的是近年來“果(國)粉”、“民國范兒”、“黃金時代”等一系列“反攻大陸”式意識形態，我們值得為此做一個概括性的分析。不過我們不會討論張靈甫其人其事，這是因為一方面目前已有足夠多的討論，另一方面“張靈甫”、“李靈甫”只是表象，其人其事就我們將要探討的問題本質而言并不具有太重要的意義。
直到1990年代中期之前，海峽兩岸在意識形態對峙方面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張力。筆者那時收聽“敵臺”，對岸的政治相聲節目依然在說“一國兩制”不好，“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最最好”云云。在張力存在的情況下——盡管其強度比之以往下降了很多——即使為了某些“共同”的目標，雙方都不會輕易地讓出陣地，但是這種狀態不久之后改變了。1995、96年臺海危機，是一個高度緊張的時刻，然而卻也就此成為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首先是國民黨的陣地開始崩潰了。
李登輝從內部瓦解了國民黨，其后果之一就是國民黨的史觀及其意識形態權威也隨之土崩瓦解——留下了反共親美的那部分——從1990年代中期以后，“本土史觀”、“皇民史觀”、“臺獨史觀”壓得國民黨抬不起頭，喘不過氣;而面對對手的攻勢，他們要么選擇逃避，不爭論，要么就表現出自己是“真”的“愛臺灣”，進一步空心化了作為傳統“中華民國”的意識形態。兩蔣時代，臺灣還拍過不少關于抗戰的電影，現在相關題材卻幾乎成為滅絕品種。取而代之的是《海角七號》、《KANO》這一類表現殖民地時代鄉愁的敘事。根本原因在于臺灣已經沒有多少人還會對“國軍”是不是“英勇抗日”感興趣，現實中的日本動漫及流行文化比起“國軍”的老舊抗日歷史顯然要吸引人的多。這與大陸鋪天蓋地的抗日劇——就算是“雷劇”——形成了強烈反差。同樣，現在的國民黨也不敢吹噓其在大陸時有什么美妙無比的“黃金時代”或所謂“范兒”，因為綠營馬上會反駁說如果你這么好，干嗎還逃到“我們”這里來?來了之后為什么沒見你“自由民主”，反倒是屠殺“我們”，分“我們”的土地?如今不管是抗戰勝利還是光復紀念，國民黨最多就是小聲嘀咕兩句，還生怕被人聽見，根本沒有勇氣組織大規模的紀念活動。既然如此，那為何近年來在大陸，國民黨史觀及其意識形態似乎表現出活躍的“反攻”態勢呢?在一方的陣地已然瓦解的情況下出現這樣的問題，那顯然是另一方的陣地也發生了變化，不是“敵退我進”，而是“敵退我退”。
大陸的退有其主動的一面。大陸方面看到了國民黨在意識形態上的窘境，當民進黨已經大成氣候時，如果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完全崩潰，對大陸并不是一件好事。出于這樣的考慮，大陸甚至讓出了部分陣地——當然，有一些純粹出于經濟目的——給茍延殘喘的國民黨史觀及其意識形態留下了活動的余地。就統戰初衷而言，是想引出其中那些有關于民族主義和民族認同的部分，在此之間尋找一個最大公約數。共產黨與國民黨長期敵對，在兩黨歷史上存在的公約數無非兩個：一個是北伐時期，一個就是抗戰時期。北伐時期由于還是“中國人打中國人”，作為民族認同有所欠缺，所以抗戰時期必為首選，并且還能置身于一個大的國際敘事之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增加了正當性和穩固性。我們認為，這是大陸宣傳國民黨抗日成績的主要起源和背景之一。換言之，這一宣傳不是由于國民黨史觀的強大有力，而是因為其在島內的軟弱無力，大陸才采取了“拉兄弟一把”的舉動。
國民黨史觀及其意識形態在大陸活躍的另一個背景，是兩岸“語言”的趨同化。它不僅由于兩岸政治環境的日益寬松和經濟文化交往的日益便利，更主要的是1990年代之后，大陸與臺灣一樣，也被編入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統治秩序之中。大陸逐漸放棄了階級、革命、反帝、亞非拉等解放言辭，改用起了全球化、發展中國家、與國際接軌、市場經濟這樣的“新”詞匯，“引資”取代了“對峙”，兩岸原來涇渭分明的陣地如今已變得模糊不清。結果，臺灣而不是大陸，似乎更接近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心國家所具備的“普世價值”的標準。對于大陸那些醉心于“民主自由”的“公知”或“精英”來說，不僅現在的臺灣符合“普世價值”，甚至早在國民黨統治大陸的時期，就已經具有了這些特征。于是，他們像發現了“新大陸”或是失落很久的古代寶藏那樣，利用手中掌握的輿論工具，大肆發掘被共產黨“湮滅”的“歷史真相”。這些人利用統戰政策進行了反向統戰的工作，尤其是試圖將作為最大公約數核心的民族主義上升到絕對排他的程度——事實上他們之中并沒有多少真正的民族主義者——全力地借題發揮，最終導引出共產黨“殺害抗日的”國民黨，推翻“普世價值的”國民黨，因此共產黨邪惡無比的結論，來完成他們希望的“歷史政變”。換言之，在兩岸原來的陣地上，不僅雙方大舉撤退，邊界模糊不清，而且現在主要被一批新的人馬，懷著“新”的目的和目標所占據了。就大陸言之，最初主動讓出的陣地，如今有一些是對岸的人在活動，并且往往利用“臺獨”恐嚇大陸以鞏固乃至擴張陣地，但絕大多數的陣地卻是被“自家人”所把持，而這些人更不可能滿足于現有的陣地規模。這便是近年來國民黨史觀及其意識形態“反攻大陸”的實像。
以“抗日”為“歷史政變”的主題有幾點優勢。一者它“符合”統戰政策，可以借著這個旗號“光明正大”的夾私貨;二者它激發人的好奇心和推理心：既然共產黨把國民黨那么“光輝的歷史”隱瞞了，那就一定還隱藏了許多別的東西。它成為了“歷史政變”的一個最佳入口，因為大陸存在著大量的軍事迷——其實我們可以觀察到，不少所謂“果粉”，原本只不過是純粹的軍事愛好者。他們抱有一種單純的觀念，即認為游擊戰氣勢不足，戲劇感不強烈。中國戰場應該有可以與歐洲戰場或太平洋戰場相匹配的那種大規模會戰才過癮。國民黨的一些大規模戰役，經過神話式的渲染，滿足了他們的需求。
早在1986年，陳映真就撰文指出：
在戰后四十年臺灣的歷史教育中，嚴重忽視了對日本侵華、侵臺歷史教育，在政策上，對日依賴取代了對日批評，長時期不談抗日，不舉行任何紀念抗日戰爭的活動。另外一方面，大學或大學外的日本研究極端粗疏和落后。臺北某大學日本研究所中，充斥著舊時親日臺籍學者，對日本不但沒有獨立、批判的學術立場，更不允許研究生對日本采取獨立、公正、客觀和批判的研究!......四十年來，臺灣官式反日、抗日言論的僵化和教條化，使我們的黨外產生只有“國民黨、外省(中國)人才反日”這樣一種邏輯。因此，臺灣反體制黨外運動，成為第三世界反體制運動中唯一不批判美、日強權的一支。”(《從臺灣都市青少年崇日風尚說起》)
現實很清楚，不是共產黨“湮滅”了國民黨的“光輝”抗日歷史，而是早在兩蔣時代國民黨就自己閹割了自己。試想，如果國民黨的抗日教育真的能在臺灣深入人心，怎么會有今天這種局面?難道全都怪李登輝和陳水扁?國民黨不管是在大陸還是到了臺灣，始終都擺脫不了依附(美、日)性政權的本質，因此國民黨的史觀是失敗者的史觀，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是依附者的意識形態。荒謬的是今天有人竟然可以憑著這樣丟盔卸甲、卑躬屈膝的東西來“反攻大陸”，搞“歷史政變”;而我們讓出了陣地，不僅沒有達到多少統戰效果，反而造成了自己意識形態的大混亂，真是得不償失之舉。
當務之急，是要對我們目前的統戰策略進行反思。
首先，現在被奉為主流的“以經促統”或“以商促統”模式對于提高臺灣人民的國家和民族認同感到底有多大的作用?依我們看，主要針對企業主的往來便捷和對臺經濟讓利產生了即使不統一也不覺得有影響甚至是擔心統一了反而將失去優惠的反效果;其次，統戰的主要目標究竟是誰?是官僚政客、富豪資本家、中小企業主、文化明星，還是普通的民眾?我們不是說統戰要排斥前者，而是說要分清主次。陳映真先生在他關于香港問題的論述中已經警示了這一點：以香港的富豪資本家為主要統戰目標，結果是中央政府被香港老百姓視為與富豪資本家一個鼻孔出氣，在攻擊富豪資本主義時中央政府也被當做了靶子。另外很多我們作為統戰對象的人，要么是兩面三刀、左右通吃的投機分子，要么是即將退出歷史舞臺卻還糊里糊涂的兩蔣遺老。郝柏村到大陸來，不僅繼續堅持花園口決堤很正確，還“指示”共產黨的干部應該立個碑紀念紀念——有關方面倒是應該認真考慮“郝長官”的意見，立碑紀念一下在日本帝國主義和反動無能的國民黨政權雙重罪惡下死難的無辜百姓——還對共產黨“貶低”國民黨抗戰大為不滿。在島內潰不成軍，大陸出于大局和同胞之情給了你一個在大陸擺攤的地方，竟然還想得寸進尺、登堂入室，國民黨實在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像郝柏村之流，統戰的意義和作用基本為零;最后，也是最關鍵的問題，統戰的“語言”到底應該是什么?“中華民族”、“炎黃子孫”、“傳統文化”，民族和文化的修辭固然需要，但是她們主要的功能是連接過去的記憶，對于與這樣的記憶已經產生漠然甚至抵觸情感的臺灣年青一代來說，單單訴諸于這些語言是遠遠不夠的——更別提我們上面分析過的利用這些來借題發揮的問題，如“國民黨才抗日”、“中華文化在臺灣”等等——回顧臺灣光復后的歷史，最初由于缺乏有力的左翼運動，與祖國分離了五十年之久的臺灣的主流精英，他們尋找對于“祖國”的情感，用來想象“母親”的方式，都是借助于民族(族群)和文化的方式。已故戴國輝教授的回憶在這方面具有典型性：
我記得，我的父親當時曾經對我這么說過：“把我們拋棄的是清朝，是滿州人;但孫文先生和阿石伯(蔣介石)則不同，他們是漢民族，是好人。”
臺灣被拋棄是“滿州人”(壞人)的錯，光復了是回歸“漢民族”(好人)的懷抱，“漢民族”(好人)是不會再像“異族”(壞人)那樣欺負“我們”了。我們從林獻堂、林茂生、廖氏(文毅、文奎)兄弟等主流精英人物在光復初期發表的演說和文章中，處處可以看到這樣的思考方式。這樣的思考方式簡捷易懂，但其脆弱性是非常明顯的。當“二·二八”一爆發，頃刻間也就幻滅了。很多在光復后曾熱情高漲的精英分子，甚至拒絕再用漢語寫作和學習“北京話”，而上述的林獻堂等人后來都與臺獨運動發生了關系，情感上一下子來了個大逆轉。而幻滅感又是相互的。陳儀身邊的地下黨員，“二·二八”前后對臺灣社會進行過深入觀察的胡允恭引用國民黨士兵的話說：“臺灣人不承認是中國人，他們打死中國人太多了，上頭準許我們來殺他們，這幾天殺得真痛快!”
“二·二八”之后，能在既反對國民黨又不倒向分離主義之間確立堅定立場的只有左翼，戴國輝先生指出：
本來，在臺灣島內，經過“二·二八”事變，不少臺人特別是知識青年對國民黨失望、怨憤，但接著他們又發現了另一個反封建、反帝、反官僚專制、反剝削、反壓迫的紅色中國之存在，于是由對白色祖國的失望轉向寄托紅色的祖國，省籍矛盾逐漸被左派意識所克服。
在民族(族群)和文化的“語言”失效甚至產生逆反作用時，是階級和革命的“語言”最終挽救了國家與民族認同。
然而，白色恐怖將島內的左翼幾乎殺絕殺盡，只剩下了國民黨反共親美的意識形態外加“禮義廉恥”的封建說教，再有就是從未得到過徹底清理的“皇民史觀”，當國民黨權威一朝瓦解時，這些東西組成了一鍋大雜燴，但“反共”、“親美親日”、“獨臺和臺獨”這些主要“食材”是始終沒有變過的。
由此可知，在臺灣，用民族(族群)和文化的感召來建立國家認同，很早以前就經歷過挫敗。臺灣被日本殖民五十年，而從國民黨統治時代直到今天也仍受著美日等新殖民主義的控制。對于這樣的歷史和現實，比起建立連接過去的記憶，建立面向未來的前景遠為重要，而這個前景不可能不是“解放”的。擺脫那些甜膩煽情和羅曼蒂克的“語言”，提出一種以瓦解新舊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為目標的解放的、革命的“語言”方為惟一正確的方向。這也讓我們重新回到“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的本意中來：解放臺灣不只是為了完成國家統一的民族目標，還是一個要將臺灣從反動的、封建的、依附性的、剝削壓迫的、腐朽沒落的制度中解放出來的革命目標，難道不是如此嗎?兩岸的國家和民族認同絕不應該只是三皇五帝、孔孟之道、春節中秋、抗日戰爭這些，對一個堂堂正正的社會主義前景的承諾才是凝聚兩岸的人間正道。故此，與其重復日趨保守化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當下再次舉起“解放臺灣”——不是單純軍事意義上的“解放”，因為實現這一點其實并不困難——的旗幟，或許才更接近統一之路。
但是，“打鐵還需自身硬。”“解放臺灣”的前提是先“解放”我們自己，連自己都“解放”不了又何談“解放”他人。如果仍然對新自由主義樂此不疲，仍然以宗教式的虔誠繼續大規模私有化，權力腐敗、資本橫行、社會兩極分化、黨喪失人民性等等問題仍然得不到根本治理和解決，那么最后就不是“解放臺灣”，而一定是“反攻大陸”。臺灣的左統派在這一點上所表現出的強烈敏感與憂慮，如陳映真等人的一系列論述，特別是蘇慶黎去世前寫給當時領導人的信，今天比之以往任何時刻都更發人深省，令人動容。
解放或反攻，敵退我進，此存彼亡，沒有任何妥協的余地。
謝幕
法國的《查理周刊》事件，希臘的歷史性大選，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看似天南地北，毫無聯系，不過在他們之間卻孕育著同一個主題：解放政治。
這些事件的走向和結果最終取決于我們創造與實踐解放政治的能力：如果順利，那未來的日子我們就將上演新的劇目;如果受挫，那我們將不得不回來重復相似的戲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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