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言“公”，害莫大焉!
——從聶圣哲看商人“公知”群體的道德缺陷與政治危害
在當下的中國，不少商人、尤其是私人資本企業家對社會、政治等公共話題的熱衷，已成為中國社會的輿情的重要現象。用一句網絡語言概括，就是企業家成為了公知的重要組織部分。薛蠻子、王功權等投行、地產、互聯網人士成為了其中的代表，并且，這個群體不僅異?；钴S，而且呈現不斷擴大之勢頭。
例如，最近一年多被網絡和自媒體熱炒的德勝洋樓的總監聶圣哲，正在成為一顆冉冉升起的公知之星。而他最近“榮登”《南方人物周刊》封面人物，則被圈內視為了一種正式的“加冕”。
根據百度百科對公知的評價：公知群體針砭時弊，對社會凈化、反腐倡廉等有一定積極作用。但其對政府和體制的盲目逆反，對符合自己意識形態的觀點不加辨別的盲從，甚至故意捏造虛假信息攻擊官方主流或持不同意見者的行為，也受到廣泛詬病。
搜狐網曾做的專題《是誰搞臭了“公知”》認為，公知群體有以下特征：宣傳“自由、民主、人權、體制、憲政、選票、普世價值”;貶低對手;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更換體制是解決問題的萬能鑰匙。
2012年9月28日，人民日報更是發表評論指出：“他們(公共知識分子)的基本言論價值立場就是反對，唱反調，而不論是非曲直?；緝r值結論最終都是政府‘失德、無信、作惡’，而不管事實真相如何，不分個別和一般。基本言論載體就是故意捏造、剪輯一些所謂的歷史陰暗面、領袖人物丑聞，而不辨真假。如此貌似為公共、公眾吶喊，實則煽動、鼓惑，惟恐天下不亂。”
應該說，某些被打上“公知”標簽的商界人士，或多或少都具備以上這些特征。而通過對聶圣哲近幾年言論的觀察，同樣能發現許多與這些特征相符合的表現：
在一篇微博中認為國家官員穿漢服出席儀式是“破壞民族團結”，稱“穿漢服就代表政權的民族取向，本質上是破壞民族平等、團結”。有網友因此反駁“穿漢服是破壞民族團結，那穿少數民族的衣服就不是破壞民族團結嗎，穿西服豈不是有賣國之嫌了?”
在另一條微博中，借一名學生之口，稱想把“教育部、文化部、廣電總局”都炸了，并也認為中國是一個“弱大”的國家。
反對嫦娥二號升空，認為這只不過是美、俄四五十年前的技術，應把這種錢花在民生上，(這和茅于軾基本是同一個觀點)。
此外，他曾在微博上批李鵬是千古罪人，因為修了三峽;罵政府為“誰想當官誰就是狗娘養的”;他還認為，一個國家搞過社會主義，就像一個婊子想從良一樣。
從聶圣哲的日常言論中，經?？梢钥吹竭@類反黨，反社會主義，貶低中國的觀點。因此被網友賜予“公知”的貶稱并無不當。
應該說，公共知識分子本是中性詞甚至于褒義詞，但在最近幾年在中國卻逐漸變成貶義。讀書人一般在公眾中的形象一直高于絕大多數行業，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怎么到今天就變成這樣了呢?事實上，公共知識分子淪為貶義詞，在國外同樣曾經發生，不過我們只是剛剛并在正在發生。這從理查德·波斯納的《公共知識分子》這本書中可見一斑。
波斯納是一個法官，但是當年克林頓緋聞事件，美國的很多社會精英、知識分子或者經常在媒體露面的專家學者都在談論這個話題。但他發現，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基本上都是在胡說八道，根本不了解美國的法律，但是公眾聽不出來。于是波斯納開始研究，這些經常在媒體上高談闊論的人都是些什么人，他們除了不懂法律之外，還不懂什么?
他研究了后發現，只要是在公共媒體上指指點點、胡言亂語的人，都有一個共性——某個行業的專家，背景至少都是大學的教授。他很好奇，這些人胡說八道怎么沒人管呢?他就寫了《公共知識分子》，這本書里他將美國公共知識分子的特點歸納為：“身段靈活，見風使舵，隨機應變，能迅速轉移目標;多半傾向采取極端立場(或者說，慣于提出偏激主張的人士，更容易被公共知識分子這門行業所吸引)，……他們最常做的事情，是針對眼前的社會爭議性事件高談闊論，就社會發展方向或健全與否進行反省與回應。他們反省的基調或許帶有幾絲烏托邦的色彩，企圖引領社會邁向全新的思維;或是充滿強烈的攻擊性，因為他們對社會現狀的不滿情緒遠遠超越提出改革計劃的動力;對于事實，他們卻常常掉以輕心，但又魯莽地急于發表預言。……總而言之，公共知識分子以社會公眾可以親近的方式表述自我，并且專注于政治或意識形態中會引起一般大眾關注的議題”——這些描述與當下中國的某個群體何其相似!
同樣非常相似的，是中美公知的構成。波斯納為書中指出： 他們可能依附于大學之內，也可能與大學毫不相干;可能是全職的學術人員，也可能是兼差性質;可能是新聞從業人員，也可能是出版界人士;可能是作家，也可能是藝術家;可能是政治人物，也可能是行政官員;可能為智庫寫作……
但非常相似不等于完全相同。對比中國和西方(美國)的公知全體的構成，可以發現一個明顯而耐人尋味的區別：在美國的公知群體中，幾乎看不到律師和商人這兩個在中國公知圈中“星光燦爛”的群體。
為何沒有這兩個群體?其實原因并不復雜。首先在西方國家，律師和商人都是社會精英群體，是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沒有足夠的動力去否定社會，而且他們的時間的含金量很高，也沒必要為公共話題浪費巨大的時間成本;更重要的是，在西方國家律師和商人都被認為是最為唯利是圖、最善于利用規則為自己謀利益的群體，因為天然缺乏在公共話題上的公信力，這就媒體人、大學教授、行政管理者這些“公器”群體的形象有著本質的區別。
中國有位知名的公知律師曾言：“在西方國家，律師本來是道德和正義感最低的群體，但在中國，卻反而要靠律師來聲張正義”。這句話的主觀目的固然是為批判中國社會，但客觀上卻也承認了律師這個群體的道德低下與逐利性。顯然，這句話同樣也適用于商人這個群體。
誠然，無論是商人還是律師，其學識、思辨能力均遠遠超過社會平均水平，從客觀素質上不可謂不是社會的精英群體。但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由于職業決定的逐利性，商人的政治，社會主張必然更多以自身、本行業，本集團利益為中心;尤其是，資本權力與國家機器具有天然權力，資源爭奪的矛盾性。這使得資本的發言必然會以削弱代表更大多數人民群眾利益的公權力為目的。
此外商人除了階級性，本位主義的限制，其個人道德也往往有著致命或者嚴重的缺陷。不可否認，下海經商者確實擁有超人的膽識與開拓精神，但這些人對財富、權力的追求也超過常人;另外，這些人對規則的蔑視與玩弄也超過常人。此外，這些人的對權力的欲望也往往更強，甚至達到狂熱偏執的程度，如薛蠻子一邊鼓吹民主自由，一邊也卻自稱很享受“當皇帝的感覺”，便是對商人這一精神割裂的巨大的嘲諷。而且，商人由于在家庭、組織內的強勢，缺乏更多的外部道德約束，這從商人群體的黃賭毒參與程度便可見一斑。由于這些道德的先天、后天缺失，他們的政治觀點必然很難光明正大。
而且，由于商人擁有的巨大組織能力，物質資源、對青年人的號召力以及他們與政治力量的勾結，他們參與公共事務和對公共事務的觀點，一旦存在政治或者道德錯誤，危害會更大!在實踐中，那些越是有效控制資本權力的國家，越容易實現社會的和諧，如北歐諸國便是證明。反例則是，在東歐尤其是俄羅斯轉型過程中，由于私人資本，商業寡頭起到了極大的社會，經濟，政治破壞作用，導致俄羅斯的政治、經濟實力急劇下滑，普京上臺后大力打擊寡頭才使得國家逐漸穩定，國力迅速恢復。一個對比鮮明的反例，則是寡頭橫行的烏克蘭的混亂，貧窮與衰落。
事實上，我們拋開聶勝哲那些政治觀點本身的謬誤不談，也拋開他是否做過方舟子“恩師”的爭議不論。僅僅從他的一些人生細節上，也能發現作為一個商人的道德缺陷。
在他那篇《方舟子為什么對恩師聶圣哲撒謊》的公開信中，可以看到兩個有趣的細節。
一個是他承認，自己考研時就不準備讀研。“考研究生的目的是因為川大當時鼓勵報考研究生，有一個政策，凡拿到復式通知的學生可以獲得學校支付的復試差旅費補助和一筆可觀的營養補助費，我憑著南京大學的研究生復式通知到學校領完錢，就達到我的目的了，當然不會去讀研究生”。
第二個，是他承認自己曾經幫別的老師“代筆”寫論文，以幫助他們評職稱。“因為那時只要在一級雜志有兩篇文章就可以提副教授，我的論文實在太多，評幾個正教授都夠了，也就把署名都當禮物贈送給需要署名的人”。
聶圣哲在談論這些事時，不僅毫無羞愧，甚至還帶有明顯的沾沾自喜和炫耀。他絲毫沒考慮到：國家為了培養一個研究生的投出成本多大?也沒有想到靠弄虛作假評上教授而因此擔當更重要教學任務的老師，在教育質量上會有多大影響?而他僅僅為了幾十元錢就導致國家白白損失幾萬，為了個人私情而影響整個職稱的公平性和誠信!
這兩個例子再次證明了聶圣哲先天擁有商人的只顧小利不顧大局，玩弄規則而不顧道德的劣根性——這也應該是他最后離開學術圈兒轉行經商的性格道德因素。這也再次說明，商人作為一個群體參與公共話題的討論，是奇怪而危害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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