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著憤憤不平的怒火，看完了“1·29”央視焦點訪談之后，似有一塊石板壓在心口上的沉重之感，這究竟是為什么?為什么?觸景生情，我一下子就回想起10天之前即1月20日習近平同志重提毛主席1926年的“刀把子”理論，發出了多年來難以聽到的最強音。
習近平指示中央政法工作會議，要“培育造就一支忠于黨、忠于國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法隊伍，確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黨和人民手中。”這顯然對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都具有綱領性的重大現實指導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言九鼎、一針見血、震古爍今的“刀把子”理論，言簡意賅，通俗易懂，生動形象，一聽就知道“刀把子”指的就是政權，即使一字不識的文盲也能明白其中的深奧道理。在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喚起工農千百萬和與工農相結合的廣大知識分子，同心干，結束了幾千來少數人統治多數人、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歷史，建立了人民政權，人民當家作主人，從此“刀把子”就牢牢掌握在黨和人民手中，“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響徹云霄，震撼寰宇，直到今天仍言猶在耳。回想起那個時代的主人翁地位是多么的令人自豪，多么的揚眉吐氣。
要弄清太原討薪血案的要害，就須從這個“刀把子”入手。透過這一事件，讓我們看看那里的“刀把子”是不是真正掌握在黨和人民手中。
第一，先說事發地的保安。對保安個人來說，也是一種謀生的職業，與討薪的農民工本來就是命運相同的階級弟兄。但現在的保安已有了“第二警察”的稱號，他受顧于資方，當然要為老板服務，但同樣沒有戴安全帽，農民工前一天可進，第二天上午可進，為了阻止農民工討薪，下午就刁難不準進了，那位保安隊長進進出出也沒戴安全帽，農民工質問他，他對農民式夷指氣使，居高臨下地“我就能進，你就不能進!”事端就由此而起。這點事用得著報警嗎?但保安自知力量不足，阻擋討薪的權力不夠，就惡人先告狀，急如星火，兩次報警，借用警方的力量來為資方服務。警察到來之后，保安與警察之間違反規定使用“土語”對話，農民工是外地人聽不懂，不知道保安和警察策劃了什么怕見陽光的密謀。緊接著就是警察把矛頭直接指向討薪農民工，一連串的專政行為一浪高過一浪。保安實際上蛻變為資方的打手，引發血案的挑動者，應該追究法律責任。可這個保安隊長至今仍逍遙法外。可見這里的“刀把子”不在黨和人民手中。
第二，無數事實證明，討薪血案中的農民工是無辜的，沒有任何違法犯罪行為，卻受到警察的暴力專政，警察隨意給農民工戴上“犯罪嫌疑人”的帽子，戴上手銬，用扭脖斷氣最陰險毒辣手段將周秀云置于死地，并踩蹋其頭發23分鐘，押送派出所后又毒打多名農民工，其中一人打斷6根肋骨。警察不為討薪農民工出力也就罷了，反把專政的矛頭直接指向無辜的農民工，足以證明，這里的“刀把子”沒有掌握在黨和人民手中。
第三，12月25日，山西省農民工工資專項檢查領導小組組成調查組，拋出了“工程項目不存在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案件的直接起因是王奎林等人和工地保安發生治安糾紛所致，而不是因‘討薪’引起”的結論。真的如此嗎?這個調查小組自然是由省政府組成的一個機構，那你就是調查農民工工資的問題，“法無授予權不可為”這是李克強說的，你怎么有權給事件的性質作“治安糾紛所致”結論呢?那還要司法機關干什么?這不是亂作為嗎?你明明寫著事件發生前仍然欠著27000多元工錢，你怎么能得出“工程項目不存在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即使有什么約定和承諾，拖欠的事實你否認得了嗎?這難道不是自打耳光，睜起眼睛說瞎話!如此調查結論，只能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除了為資方老板開脫法律責任外，并將這個告假的結論，通過各大媒體發布消息、將事件的起因歸罪于無辜的農民工，為大肆制造顛倒黑白的輿論提供虛假事實，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使事件的真相急轉直下，原來聲援和同情農民工的，改稱農民工為“刁民”、“潑婦”、“干擾執法”、“襲警”、“農民工不是省油的燈”……等等;而原來聲討惡警惡行的，轉而聲援惡警，叫囂“像美國警察開槍打死黑人青年那樣，把農民工直接開槍打死也不違法”……等等，省調查組起了多么惡劣的作用，連一貫伸張正義的焦點訪談也深陷以訛傳訛之中。筆桿子也可以殺人，筆桿了也是“刀把子”，這個調查組的“刀把子”并沒有掌握在黨和人民的手中。
人民手中的“刀把子”來之不易，是千百萬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刀把子”是黨和人民生死悠關須臾不可離的。蘇聯是第一個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因為忽視和放棄了手中的“刀把子”，遭到傾刻之間的亡黨亡國之災，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完蛋了。蘇聯長期流亡國外的文化人索爾仁尼琴，是因反對社會主義制度而獲諾貝爾獎的持不同政見者，二十年之后回到自己的祖國，看到人民丟掉了“刀把子”的慘景，痛心疾首，哀嘆不已，但悔之晚矣。
我國一些所謂精英文人和離經叛道者，乘改革開放之機，從陰溝里爬起來之后，與國內外敵對勢力的“顏色革命”緊密配合，瘋狂地反毛反共，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大搞私有化、叫囂要在中國實現“普世價值”，“西方憲政”，鼓吹“街頭革命”，……盡管如此，但廣大人民群眾牢記黨的“刀把子”教育，他們的倒行逆施受到了強烈的抵制，至今還沒有完全如愿以償，社會主義的陣地雖已喪失半個河山，但仍保留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面大旗。作為改革的設計師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他們的改革與我說的改革完全是兩回事。”但事已至此，也只有“無可奈何花落去”。
為了說明問題，這里插敘一個我始終沒有弄懂的名詞，即“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在黨政的文件里也不乏這種提法。中國歷史上的社會類型有五種，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按習近平“兩個不能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應該包括在內)。他們究竟要把社會主義社會轉向什么類型的社會呢?他們又提出“在社會轉型期各種社會矛盾將不可避免地大量發生”。為什么社會轉型就會發生大量矛盾?這是因為一部分人要不惜“殺出一條血路”的代價來實現“社會轉型”，一部分人要拼死的反對違背大多數人民利益的“轉型”，這就必然要發生矛盾，而且是大量的矛盾，是要流血的矛盾，多年來大量的群體事件，這種“預言”不但已經得到證明，而且是越來越多發而嚴重了，矛盾的結果，總是弱勢群體的一方以失敗而告終。這究竟是為什么?這種社會轉型期何時是個頭?究竟要轉向何方，轉向什么樣的社會?筆者茫茫然矣!
這種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往往就導致人民群眾手中的“刀把子”被剝奪，越來越不靈了，寫在憲法總綱顯著位置的“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已經難以名副其實了，習主席之所以重提“刀把子”理論，絕非無的放矢，而是的確存在著部分的或局部的權力已經不在黨和人民手里。
在這樣的背景下，太原討薪血案的要害是“刀把子”問題就不難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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