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歷史的反思批判不是為了清算過去，而是為了更好地面對未來。我認為，今天所有的生育政策選擇困境緣于我們對中國人口問題認識的誤區。首先一起和人口學家重溫一下人口的變化規律。雖然在座都是人口學家，但是我覺得非常有必要，因為我們把人口學的自身變化規律給忘了，所以我要提醒一下。
20世紀我們處于一個最偉大、變化最快的巨變時期，這背后是人口爆炸、人口轉變。這張圖是我經常用的，大家看一下這個單位，20世紀發生了人口變遷、人口轉變。往前推200年是發達國家工業革命開始并開啟了人口轉變，20世紀二戰以后是80%的發展中國家為主引領了世界人口巨變。人類人口為什么會發生這么大的轉變呢?那就是我們通常說的人口革命或者人口轉變。
回到20世紀，從1950年開始，我們看一百年人口發生的巨大變化，前所未有的人口現象在人類歷史上都發生了——最快的人口增長率、最大的增長量以及最快的結構變化。這是我們整個人口變化的大背景。再回到中國，對中國人口轉變的歷史，我覺得有誤讀的方面。首先對于歷史人口的討論，我有兩個觀點，其一，由于不存在現代統計制度，所以，并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全面性或具有代表性的人口調查數據。正因為只擁有局部的或有限的數據，所以才有了不同人口社會側面的觀察和不同觀點的爭論;其二，由于中國還處于農業社會，其人口變化還是處在高出生高死亡階段，也因此，中國近代歷史上不可能出現人口轉變意義下的“人口激增”過程。
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人口才真正發生了人口轉變即人口從高出生高死亡轉向低出生低死亡水平。但對于這段人口歷史，存在著嚴重的誤讀，廣為流傳的看法是這樣：20世紀50、60年代“人口激增”是毛澤東批判馬寅初的結果即“錯批一人誤增三億”，以及學習蘇聯英雄母親鼓勵生育的結果，并由此帶來了人口負擔。其實，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人口如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走上了工業化、現代化之路，人口也隨之進入了轉變時期。新中國成立以后全民人口健康素質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使我國人口較之一般發展中國家，除三年困難期之外其死亡率下降最為迅速，中國人口像所有國家的人口轉變一樣在其初期出現了“人口爆炸”劇增階段，顯然，這是人口轉變過程中死亡水平迅速下降的結果，而不是鼓勵生育的結果。這是建國以后我國人口沿著人口轉變自身規律變化的結果。
關于人口成為問題要先厘清什么是問題?所謂問題，涉及到關系失調，要么是內部關系失調，要么是外部關系失調，這種關系失調可能給社會帶來不利影響。成為“問題”有客觀和主觀兩方面因素，一方面，存在客觀事實，比如13億人口，全世界第一;另一方面，成為“問題”還受制于主觀方面的認識與判斷。比如改革開放以后，大家知道我們發展落后了，這是一個事實，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人口方面，決策者認為我國人口眾多是主因，所以1979年、1980年我國計劃生育轉向了最嚴厲的獨生子女政策。如今回顧這段歷史，通常認為那時的“獨生子女政策”是一個特殊時期不得不做的唯一選擇。我過去也不反對這個觀點，但是隨著歷史的變遷，我們了解到了越來越完整的歷史過程以后，我認為這是一個特殊時期錯誤認識判斷下的錯誤選擇。
以1980年《公開信》為標志，這是我們認識人口問題的分水嶺，我們的認識判斷由“人多力量大”轉向了“人多是負擔”，這也是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的分水嶺。我過去寫過一篇文章叫《毛澤東人口思想智慧》，我對毛時代人口政策有兩點評價，第一是對人的價值的肯定，對生命的尊重。實施計劃生育沒有突破剝奪生育權利這個基本底線;第二是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沒有破壞人口自身均衡發展這個基本規律。那么，面對中國這么龐大的人口，我們有什么辦法?毛主席提出了“革命加生產”，通過生產把“餡餅”做得更大;通過革命和改革，把“餡餅”分配更公平。過去我們是以這種方式來批駁馬爾薩斯的，但諷刺的是1980年以后我們全盤接受了馬爾薩斯觀點，并且加以運用，為控制人口數量，既剝奪了人們生育自主的權利，也破壞了人口自身均衡發展的規律，這都是由于我們對中國人口問題認識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的結果。
我個人在人口生育政策研究方面介入比較早，因為我的博士論文1995年就在討論21世紀初生育政策平穩過渡問題。為統一思想，2000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2000年7月我在《人口研究》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穩定低生育水平與生育政策平穩過渡的最佳時機:中國人口政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文章，我從四個方面論證了2000年左右是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平穩過渡到二孩的最佳時機。2001年翟振武教授發表了“中國人口規模與年齡結構矛盾分析”，認為“在人口規模問題與年齡結構問題的比較中，規模問題在目前和今后十幾年仍然是第一位的問題，結構是第二位的問題”。同年，我發表了題為“也論中國人口數量與結構問題——兼與翟振武教授等商榷”。我認為我國人口問題“不是數量第一，結構第二，而應該是數量與結構并舉”“數量與結構統一”。“數量與結構統一”既是對我國人口問題的認識，也是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一種途徑。普遍二孩是數量與結構統一的手段。2002年在翟教授主持的“中國人口數量究竟多少億才合適?”論壇中，我又撰文指出，“中國人口不能以追求減少人口數量為目標。”
如今轉眼間十多年過去了，我們還停留在計劃生育政策改革的爭論中，還在擔心一旦放開生育政策會出現巨大的生育反彈、生育堆積。事實上，回顧歷史的話，會發現我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錯失人口政策改革的機遇，我們依舊沒有從“人多是負擔”的價值判斷中沒有跳出來，依舊沒有擺脫過去對人口問題的錯誤認識。
我們處在一個最偉大的時代，大家都知道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以及狄更斯在其《雙城記》中對他們那個時代的描述，那正好是發達國家的人口轉變黃金時期。而現在是我們的人口巨大轉變時期，所以我們感到非常慶幸，但與此同時我們又感到非常悲哀，為什么呢?我用“人口之殤”來形容。因為正當我國人口處在年輕、發展壯大充分展現其能量的時候，卻被1980年的獨生子女計劃生育政策攔腰一斬，這是自毀長城的錯誤選擇，這是有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的錯誤選擇。
如今“單獨二孩”政策實施一年遇冷，再次說明我國已經進入深度的低生育率社會，全面放開生育政策要擔心的不是生育水平的巨大反彈，而是放開政策達不到生育回升調整結構的目標怎么辦?所以應該終結爭論，正本清源，徹底從人口問題的認識誤區中、人口形勢的誤判中解放出來。即刻無條件地廢除現行計劃生育政策，變控制為鼓勵生育，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目標。我們都是書寫歷史的人，歷史會記住我們。
（作者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本文系作者2014年12月20日在復旦大學人口與發展政策研究中心與聯合國人口基金合作舉辦的“面向未來的中國人口研究”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討會上的發言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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