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龔云：堅守“三條底線”，做對國家和人民有用的知識分子
原載于光明網
最近，關于高校意識形態工作成為社會關注的話題。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教育部學習貫徹《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精神座談會上的講話，在一些高校知識分子中引起反彈。他們把袁部長的講話與十八屆四中全會倡導依憲治國、依法治國對立起來。筆者是一名曾在高校任教多年的普通知識分子。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名普通公民，認為袁部長的講話正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育部部長，落實依法治國對高校提出的要求。筆者想結合這位教授的三個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第一，“西方價值”是一個具有特定內涵的概念。袁部長所講的“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我們的課堂”中的“西方價值”并不是一個地域概念，而是一個政治概念，特指西方資本主義價值。正如在國際關系上把地理位置上處于東方的日本列入“西方”，指的是日本是一個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現在不少人把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等同于西方價值，這實際上犯了混淆概念的錯誤。不錯，馬克思主義是來自西方，但在中國語境里面，馬克思主義已經中國化，與今天的“西方價值”已經不是一回事。中央文件和中國社會普遍講的“中國價值”也是具有明確內涵的概念，就是指的社會主義價值。因此，“西方價值”和“中國價值”是兩個具有特定政治內涵的概念，是能夠明確區分的。袁部長所講的不讓傳播西方價值的教材進入課堂，指的是不能把傳播西方資本主義價值的教材引入課堂，并不是拒絕學習西方優秀的東西。作為一名知識分子，應該堅守“政治底線”，站在維護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去履行自己的職責。特別是對國家舉辦的高等院校，更是有義務維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這也是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義務。任何國家概莫能外。
第二，“攻擊”與“反思”、“抹黑”與“揭露黑暗”是能夠進行區分的。袁部長講的“決不允許各種攻擊誹謗黨的領導、抹黑社會主義的言論在大學課堂出現”，并不是說大學老師在課堂上不能講共產黨的錯誤，不能反思社會主義建設中存在的不足。“攻擊”與“反思”、“抹黑”與“揭露黑暗”在動機、出發點、客觀效果都是不同的。前者更多的是一種情緒的宣泄，是一種非理性認識，是站在控訴、否定的立場來看待共產黨的失誤、社會主義的曲折，其結果只能使人對共產黨產生不滿、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后者更多從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從完善共產黨的領導、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立場出發，理性地看待共產黨的失誤和社會主義的曲折，是一種理性認識，其后果是使人希望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走得更順利。
中國共產黨從來就是鄭重對待自己的錯誤，社會主義從來就是在曲折中前進的。中國共產黨的失誤并不是不能批評，但一定要進行系統、具體、歷史地分析。當事后諸葛亮是容易的，苛求前人也是容易的。歷史地看，中國共產黨和她的領導人所犯的錯誤，主要是由于經驗不足和歷史的局限所造成的，而不是黨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制度本身造成的。中國共產黨經歷的曲折和犯過的錯誤，并不是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和主流。總的來說，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還是光輝的歷史。作為一個鄭重的、對人民負責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從來都是正視自己的錯誤，并且注意從自己所犯的錯誤中學習并汲取教訓的。對于中國共產黨一定時期犯的錯誤，不能采取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離開具體的歷史環境的分析，把中國共產黨所進行的艱苦探索、把那些先驅者說得一無是處，這種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從根本上說，是反歷史、反科學的。更何況錯誤和挫折并不是純粹消極的東西，其中也可能孕育著成功的因素。中國共產黨所犯的歷史錯誤，也是一筆歷史財富。正如恩格斯說過的，“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后果中學習來得快。”
從歷史上看，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總結成功的歷史經驗和錯誤的教訓，不斷把黨的事業推向前進的。所以，我們不應當只是靜止地、孤立地去暴露黨犯過的錯誤，而是應當在正視錯誤的同時，闡述中國共產黨認識錯誤、總結經驗、糾正錯誤，從而把黨的事業向前推進的過程。歷史的事實表明，中國共產黨是具有自我凈化和自我發展的能力的。只有對中國共產黨的錯誤進行歷史的分析，我們才不至于在糾正錯誤的時候否定應當維護的正確的東西，不至于損害黨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使我們喪失作為前進所必須堅持的陣地;也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對錯誤本身作出冷靜的恰如其分的分析，從中引出應有的歷史教訓。
作為知識分子，應該堅守“道德底線”，研究中國共產黨的錯誤和社會主義的曲折，一定要有正確的出發點。是站在推進黨的事業的角度，還是持否定立場，其結論是大不一樣的，其效果也是大相徑庭的。
第三，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落實黨和國家關于加強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就是貫徹依法治國的具體舉措。我國建設的是社會主義法治，依法治國是為了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憲法確定的，社會主義制度也是憲法規定的。我國憲法第一條就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第十九條規定“國家發展社會主義的教育事業，提高全國人民的科學文化水平。”第二十四條規定“國家通過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紀律和法制教育，通過在城鄉不同范圍的群眾中制定和執行各種守則、公約，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國家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在人民中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教育，進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教育，反對資本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有些人卻片面理解依法治國、依憲治國，對法治和憲法采取了實用主義的態度。只想享受憲法賦予的權利，卻不想履行憲法賦予的義務。我國憲法第三十條明確規定“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一些人在課堂上公開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抹黑社會主義制度，這本身就是“違憲”的行為。袁部長作為國家教育部長，提出“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我們的課堂;決不允許各種攻擊誹謗黨的領導、抹黑社會主義的言論在大學課堂出現;決不允許各種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言論在大學課堂蔓延;決不允許教師在課堂上發牢騷、泄怨氣，把各種不良情緒傳導給學生”，這本身就是按照憲法規定提出的要求，貫徹執行依憲治國、依法治國的方針，這又哪里是與依法治國、依憲治國相矛盾?
作為大學教師，應該堅守“法律底線”，自覺遵守憲法。特別是法學教授，更應該是率先做到“依法治國”、“依憲治國”。質疑教育部長履行依法治國、依憲治國要求，這是否也受了西方價值的影響?
在當代中國，只有做到堅守“三個底線”，才能做一名對國家、對人民有用的知識分子!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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