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斜陽，撲在人來人往的長辛店大街上，那些在大街上發生的歷史——工人俱樂部、勞工補習學校、火神廟，那些斗爭、反抗，那些工人流過的血，如今只變成了一扇扇閉鎖的門、一個個冰冷的石碑，就連二七紀念館，也落滿灰塵、門可羅雀。似乎少有人會知道，1923年2月7日，在這里發生了一場工人反抗資本家的大罷工，許多工人為了階級利益獻出了自己的生命。然而今天，工廠依舊不是工人手里的工廠，一切就像沒有發生過一樣。
長辛店大街旁，就是二七廠，即二七機車廠和二七車輛廠。工廠前身是建于1897年的清朝郵傳部“盧保鐵路盧溝橋廠”。1921年初，北京大學學生鄧中夏等創辦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在工人群眾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兩年之后這里爆發了舉世聞名的二七大罷工。因此，建國之后，工廠改名為“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工廠”。1980年1月1日鐵道部將其機車制修與火車制修分離分立，分別成立了鐵道部北京二七機車廠和鐵道部北京二七車輛工廠。2000年之后，市場化改革的進程終于推向了這個百年老廠，兩個廠相應變身為南車二七車輛有限公司以及中國北車集團北京二七機車廠有限責任公司(現為北京二七軌道交通裝備有限責任公司)。
90歲的趙老住在長辛店大街上一個破舊的四合院里。聽說我們要過來，老人家一早就做好了準備——換好襯衫，洗了幾個蘋果放在盤子里。一見到我們就激動地拉著我們的手說：“太高興了，過了這么多年，北大的學生又回到我們長辛店，回到我們二七廠了!”
“我們共產黨就拿電焊焊在這兒，不走了!”
趙老1943年就進入了二七廠，在他數十年的工作中，經歷了工廠產權的多次更迭，也清楚的知道產權的變更對一線工人意味著什么。
生產機車和車輛的二七廠，無論在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礎工業部門。在長辛店大街上長大的趙老，目睹了日軍入侵、搶占工廠的全過程。1943年，18歲的趙老進入二七廠，擔任車電工。“我來的時候還是日本人統治，當時因為打仗，工人待遇比較低，就把工資變成了食物，每月發一點豆餅、高粱，每天還管飯，這就是所有的工錢了。但工人還是挺滿意的，因為吃不飽飯，家里人也沒什么經濟來源，能有東西吃，不至于天天餓肚子就是很好的了。”戰爭中的工人渴望著勝利早一點到來，好讓他們安心地開展生產，過上安穩的、有保障的生活。
兩年之后，抗戰勝利，國民黨政權進入二七廠。“國民黨來了，待遇稍微好了一點，但貪污腐敗太厲害了。工人待遇太低，職員、管理層待遇很高，差別很大。當時我每月拿40多塊錢時，廠長能拿80到100塊。工程師就更高了，能拿100多塊。這就算了，他們還不把老百姓的糧食當回事兒。1948年，他們快不行了，就經常跑老百姓家里明搶豪奪。跟街邊賣烙餅的說‘來幾斤烙餅’，也不給錢，直接打一個我是哪個哪個官的白條，就直接拿走了。老百姓不滿意啊，也沒有辦法，因為他們管事啊。長辛店上的老百姓還得指著二七廠過活呢!”
日軍作為帝國主義入侵者，直接搶占了工業資源，把二七廠作為提供戰爭儲備的平臺，自然是不會把中國工人當成人，而是僅僅當做生產工具，所以他們把工資折算成糧食發給工人，這種方式與養牲口無異。帝國主義的入侵是赤裸裸而無人性的。抗戰勝利之后，國民黨奪回了企業主權，二七廠由國民黨的交通部特派員辦公室直轄。但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仍舊沒有走出發展困境，企業內部矛盾凸顯，主要表現為管理人員、技術工程師和一線工人巨大的收入差異。同時，建國前的二七廠在生產方面也沒有太大的提升，承擔的是機車的修理，制造機車的技術一直被日本人掌握，工廠的技術長期滯留在一個水平。
趙老告訴我們，1949年，就在解放戰爭結束前，彭真將軍就來到了二七廠，說：“知道大家這些年也折騰了不少。這次共產黨來了，就拿電焊焊在這兒了，不走了!”當時二七廠中已經形成了一個穩固的地下黨隊伍，一方面組織生產，對其他工人進行宣傳和教育，促使大家對物價飛漲、工人低薪的社會經濟背景有所認識，另一方面策反幾位廠長，以爭取二七廠的和平解放。這一秘密而又艱巨的任務最終取得了成功，北平解放后，共產黨順利接管工廠，進行工廠生產方式的變革。
轟轟烈烈的建設
生產方式的變革具體表現在車間的工作中。共產黨奪取了政權，保住了二七廠，大部分工人和管理者還在原崗位上，不同的是工人開始成為工廠的主人，重塑工人主體。同時，工廠建設也如火如荼地展開，其中最鼓舞人心的實踐就是生產全國第一臺蒸汽機車。
1958年6月15日，二七廠第一部國產“建設”型5321號蒸汽機車啟動，這也是全國第一部自主建設的蒸汽機車。而這部機車從當年5月20日開始準備，到最后試制成功，僅僅用了25天，各個配件性能良好，完全達到原有設計精度。在僅僅88天后，即9月14日，第一臺內燃機車誕生，雖然六百匹的馬力在現在看來微不足道，可在當時卻是一個重大突破。在此之前，從二七廠到整個中國，我們只能修機車而不能建機車，這兩部機車的誕生重新書寫了歷史。
這兩部機車是如何在這么短時間內建造出來的呢?工人們回憶說，在每周兩三次的集中學習中，他們大都認識到了這次生產任務的重要性。在組織生產的過程中十分賣力。例如設計圖紙，因為自己從來沒有做過，計劃科的就跑到青島、大連等地借來國外的圖紙進行借鑒;在燒制一些大型零件的時候，因為廠里的鍋爐過小，大家就到北京市內其他廠借鍋爐;有些配件，如機車鍋爐的罐筒，廠里從來沒有生產過，相關的技術人員就到一家鍋爐廠學習罐筒焊接方法，一點一點學會并精通。有幾位女工告訴我們，1958年那一整年，她們都在辛勤的忙碌中。有時甚至吃喝睡都在車間里，家屬時常到車間為大家送衣送飯，有時還幫助運料。有位女工正好在那年懷上孩子，懷孕7個月時醫院開
具了證明，可以到后勤部門參與清閑的工作，她不想離開車間，還要和大家一起干，就把證明先收了起來，快臨盆時才拿出來。她一出月子就立刻投身到生產之中。如今，很多人談起那段歷史的時候，都會以放衛星、浮夸風之類的字眼輕易帶過，但是工人們的講述，卻讓我們感嘆其中工人所付出的勞動。
工人們為什么會有這么高的積極性呢?一位老工人為我們總結了兩點原因：一是宣傳和學習。宣傳主要在平時，每天上下午工間的時候，用廣播的方式播放一些讀報內容或鼓勵性的話語;學習較為集中，一周兩次，各個工人小組一起讀書讀報，小組長或宣傳員為大家進行時事分析，分析國內外的局勢和工人的任務，讓大家清晰的了解自己當下的工作。二是在工作過程中不分級別，黨委書記、工廠廠長全部到車間參與生產，制造發動機沒有矽鋼片，黨委書記就親自去太原采購矽鋼片，廠長隨時在車間里和工人們一起解決疑難問題等等。這些都大大鼓舞了工人們的工作熱情。
二七廠能夠迅速完成兩臺自主研發機車的生產，本質上來說是與生產資料所有制密切相關的。只有工人掌握技術和生產過程，才能夠清楚準確地知道哪里需要什么零件、什么技術，并且努力完成。只有工廠屬于全體工人共有，工人能從自己的勞動過程中看到價值，才可以緊密地分工合作，才能從最終的勞動成果中感受到快樂。這種勞動的快樂是持久且強大的，即使過了這么多年，我們仍能從工人們的話語之中感受到。
改制：誰的變革?
改革開放之后，國企改革之聲不斷出現，百年老廠二七廠，也免不了走進改制的命運中。
二七廠的改制分為三步走。第一步是分廠。1980年，二七廠被拆分為了二七機車廠和二七車輛廠，都由鐵道部直接管轄。第二步是脫離鐵道部。2000年，中國南車集團公司和北車集團公司相應成立，與鐵道部脫鉤，歸國資委領導和監管。二七車輛廠和機車廠就是分別屬于南北兩個廠的子公司。第三步是上市。2006年11月，機車廠進行主業改制，召開了公司創立大會暨首次股東會，確定了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通過了《公司章程》，并完成了中國北車集團北京二七機車廠有限責任公司的工商注冊，及新公司股權轉讓前的財務審計和資產評估工作。隨后，在集團公司的運作下，新公司的股權轉讓在天津產權交易所掛牌，而車輛廠的改制也隨著南車股份有限公司的改制，于2008年正式上市。
如今，二七機車廠員工總數為3491人，固定資產原值109253萬元，凈值65825萬元。車輛廠員工4286人，固定資產凈值1.69億元，年銷售收入近20億元。
改制是一個宏大的概念，投射在工人身上會有什么樣的映像呢?楊師傅，一名80年代的勞模談起這個過程頗有感觸。他為我們拿出一份1988年的廠報，推薦了一篇《十二年不輟革新志》的文章，里面記錄著一個故事：1988年，楊師傅患病住進廠醫院，聽見主刀大夫叨念說“這個手術臺壞了好幾年了，不能升降，手術時累了想直直腰都不行”，在楊師傅出院的頭一個星期天，他就帶著兩個徒弟修好了手術臺的液壓泵。“這也就是那個時候的事了，現在醫院也不當是工人自己的了，手術臺壞了趕緊換新的，沒準兒還能撈點油水，怎么還會去修呢?我帶去的那兩個徒弟，都是技術能手啊，做起零件來又快又準。90年代之后就都下崗了，現在就只能在廠門口看車，有時幫推一推，一個月掙個一兩千塊錢。不過其實就算留在廠里，工資也高不到哪去。他們都是技術能手啊，培養一個這樣的技術能手，少說也要十年，這樣太浪費了!”楊師傅痛心疾首地說。
工人與管理者的工資差異拉大，始于80年代中期。工人告訴我們，在50、60年代，工人和干部之間的收入差別不大，技術工人的工資有時比干部還要高，甚至有一些干部因為家庭負擔大主動要求到一線工作，以拿到更高工資。可80年代中后期，一紙文件下到了廠里，指出干部工資可以達到工人的三到六倍，這極大地挫傷了工人的工作積極性，大多倦于投身直接生產。在我們訪談的工人中，大家普遍反映，每月的工資大多為3000元左右，這與二七廠公布的巨額資產值是明顯不相符的。
一個霧霾的中午，我們站在二七機車廠的門口，看到一批批的工人從廠房里出來。工廠外面早已被賣快餐盒飯的三輪車填滿，工人們買一份10塊錢的盒飯或一個玉米就匆匆走了，一些年輕的工人還要趕著回家看一眼孩子。他們早已沒有了廠辦食堂、幼兒園和學校，這些與工人生活相關的設施，都被認為是工廠的負擔，在改制過程中被甩了出去。
我們在工人小區里碰到一位老人，她已經80多歲了。在30歲那年，作為工人家屬，她被介紹到廠的幼兒園當老師。二七的幼兒園也曾有數百個孩子，二十多個老師，是一個規模很大的幼兒園。工廠改制之后，二七廠的幼兒園、電影院等設施都被拆除了，而小學先是變成了街道管理，而后由私人承包。“之前的中學，有三層樓，里面還有很好的設備，計算機什么的東西都有。當時廠里覺得這個是負擔，不想管了，還有代表向上頭提議，說讓市里接管，可是也沒接上，這個學校就荒廢在了那里，到現在也沒怎么好好使用上。都浪費了!”老人家惋惜地向我們訴說。
在二七廠廠房外，這一片片工人社區——建設里、光明里、勝利里等等，處處可見這樣的老人家——他們上世紀50、60年代進入二七廠，參加工廠建設，在剛改制的時候退了休。“我們趕上好時候了，剛改制那會兒廠里就把原先直接分配的這些房子賣給我們，那時還不貴，萬兒八千的就能買套50多平米的房子，拿到房產證，這個房子就是我們自己的了。現在年輕人就住不上這房了，他們得自己花錢到外面買，都可貴了買不起呀!”社區里的老人們說。
在改制過程中，二七廠先是甩工人生活的包袱，把能夠賣走的公共設施都賣給了個人，房屋也讓工人個人買走作為私有房產，這樣一方面為企業積累上市資本，另一方面促進了二七公共資源的市場化運作。而后以這些積累的資本在國際市場上購買先進的機床技術，同時高薪聘請年輕的技術人員，這導致大量工人下崗和部分工人工資下調。改制的過程使得工廠最終成功融資上市。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工人作為真正的生產主體的主體性逐漸降低，最終消失殆盡。
這樣的改制真的帶動了企業的大發展嗎?許多工人和我們說，現在二七廠的發展遠不如幾十年前，無法生產最先進的客運動力機車，大部分的工作還是機車維修。1958年二七廠終于擺脫“只修車不造車”的帽子，過了近60年，似乎回到了過去。
從1897年建廠到現在，二七廠已經經歷了117個年頭，由最初的外商投資，抗戰時期被日軍占領，到工人通過流血斗爭，于1945年收歸國民政府國家控制，再到1949年成為社會主義中國的一個重要工廠，以及最近這三十年的國資改制，重組上市，二七廠的資產性質不斷變化，而勞動者的命運也跌宕起伏。其間，只有工廠產權屬于全體工人的時候，才是工人勞動積極性最強，工廠勞動生產率最高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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