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聞孟良崮戰役中被解放軍擊斃的國民黨整編第七十四師中將師長張靈甫的遺骸在一個農民家的羊圈里被找到，此事又勞動公知們的唇舌手腳，一番鼓噪，大有捶胸頓腳、興師問罪的架勢，指責中共現政權虧待抗日英雄。且不說眾所周知的張靈甫之死因，也不說當時張的遺體是如何處置的,以及后來是怎樣遺落的，單要說說這突然冒出來的“抗日英雄”，為什么讓公知們如此上心?
顯然，死于68年前的張靈甫與公知們非親非故，八竿子打不著。公知們的作為，正如徐焰將軍所指出的，那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說白了，就是要在張靈甫葬于羊圈這件事上，打開一個遣責中共政權、追懷民國遺范、最終顛覆歷史價值的缺口。用心何其毒也!那么，這種追懷民國的死灰，在跨越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又是如何復燃的呢?
首先，“特別是”時代對毛澤東時代的刻意否定，為某些公知營造了追懷歷史僵尸、重祭政治亡靈的社會大氣候、大氛圍。
眾所周知，新中國的建立，是一次史無前例的人民大解放，也是對大陸國民黨政權摧枯拉朽的徹底埋葬。建國前夕，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中國創建者們，就下定決心走出政權興亡更替的歷史周期律。在實踐效果上，毛澤東時代以嶄新的氣象風貌和輝煌的歷史成就，博得了全國人民萬眾一心的擁護、認同。而縈繞、徘徊于少數人心中的民國情結，只能伴隨著其生理壽命的終結，化為真正的死灰。然而，改開以來，為了彰揚改革開放的必要性和正確性，就利用國家輿論公器，全面系統地否定毛時代。“春江水暖鴨先知”，作為民國政治基因遺傳者的某些公知們卻從中窺出了門道：毛時代否定了民國，改開時代又否定了毛時代，那么，民國特別是國民政府時代，以今天的立足點觀之，就是被否定者所否定的時代——那就是應該肯定的了。于是，吹捧民國人物、追懷民國范兒，就成了時下的風尚。中國社會出現了令人困惑的歷史認知“隔代親”。
這種風氣首先從津津樂道于所謂的民國學人大師風范入手，在對那批冬烘古董和海龜羊雜們大肆吹噓之后，還高調宣揚他們優厚的經濟待遇、崇高的社會地位、優雅的生活境況，而輿論的著力點更放在民國學人“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價值塑造上。把普世價值這頂紅纓帽，硬生生地戴在了民國的光屁股上。殊不知，民國學人的優厚待遇、體面生活正是建立在剝削階級把持文化特權、勞動人民基本人權被剝奪的極其不公的社會體制之上的。這批民國范兒無疑是以億萬勞動人民被奴役、被盤剝為代價供養起來的寄生蟲。至于那種所謂的社會名流賢達的地位，只不過是炮筒子軍閥為了附庸風雅，為了顯示自己對文化事業的重視，其實更多的是為了消除公眾心目中的那股匪氣、戾氣和土氣，忸怩作態地找些文化人來擺設、來捧場、來裝點門面而已。士大夫們在受寵若驚之余，自然要知恩圖報，這批草莽軍閥們也以此沽取好名聲，可以說這筆買賣挺值的。而“自由”、“獨立”云者，其實也是其來有自。試想，在有槍便是草頭王、大炮一響黃金萬兩、你方唱罷我登臺的年代，哪個草頭王會去關注秀才們的政治觀點、學術思想、價值取向?他們能弄懂啥叫意識形態嗎?有注重這一點的必要嗎?
至于民國的政治精英，自然是公知們著力吹捧的重點。吹捧對象從北洋時代的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逐漸向他們的目標人物國民黨領袖蔣介石聚攏。我們不能否認，在國共交惡期間，雙方都不會送給對方好聽的頭銜，蔣某人在大陸曾被罵為獨夫民賊、人民公敵。可到了特色時代，怎么搖身一變，竟成了民族英雄，還一口一個“蔣公”的。這彎轉得確實太大了，真讓人有時空錯亂之感。更有高明的研究家，搬出了蔣介石的日記，以學術研究的客觀、求實和價值中立為幌子，為蔣介石全面翻案。毫無疑問，蔣之所以把自己幾十年的日記留給后人，當然是想在后人心目中留下一個他本人認為是“真實”的形象，而為蔣某人了卻心愿，完成重樹領袖“真實”形象這一歷史重任的，竟然不是臺灣學者，而恰恰是對面“敵營”中的大陸學者。
其次，兩岸關系和統一戰線政策的劍走偏鋒，為公知國粉們美化民國、編造歷史提供了廣闊的話語空間。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在兩岸統一的問題上，當時的中共最高領導曾開了個大口子：“(臺灣國民黨)在一個中國的原則前提下，什么都可以提，什么都可以談”。對岸的直接回應是：那就請大陸共黨承認，中華民國才是合法政權，臺灣代表中華文化的正統地位。于是，與這種言論相呼應，大陸的拆墻黨、公知國粉們就掀起一股懷舊浪潮，包括對民國的政治懷舊、文化懷舊和民俗懷舊。
而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大會上，當時的最高領導人一改長期沿襲的中共是抗戰中流砥柱的提法，把國民政府的正面戰場擺在了首要的位置，而把共產黨的敵后抗戰置于其后，這等于把中流砥柱的桂冠拱手出讓給了國民黨。于是，作為呼應，罔顧史實神吹國民黨抗日的影視作品、書籍資料似雨后春筍，層出不窮。在國民政府抗日戰績實在乏善可陳的情況下，竟炫耀將士傷亡人數，炫耀屢敗屢戰。同時指責共產黨游而不擊，消極抗日。有關國共兩黨抗日的話題，很大很廣，不便展開。在此只想說明，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借為民國涂脂抹粉來達到否定共產黨政權的歷史合法性，一直是公知們慣用的一種“項莊舞劍”式的伎倆。
更有甚者，在軍隊院校中，有以專門吹捧蔣介石為務的人民解放軍教官，竟被御封為理論創新的標兵，臨終床上還受到最高領導的親切慰問。公知們不是很熱衷換位思考嗎?那我們不妨也換換位：設想一下，在海峽對岸的國軍院校里，有一個教官天天公開宣講毛澤東軍事思想，捧毛澤東為近代中國最偉大的領袖，會怎么樣呢?馬英九會樹他為理論創新標兵?會親至病榻前慰問關愛?政治倫理的錯亂顛倒，莫此為甚!
另外，在告別革命、構建和諧社會的政治標簽下，公知們通過肆意夾帶民國私貨，混淆、顛倒歷史是非，以質疑并顛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合法性、正義性。
曾幾何時，與共產黨內部要求由革命黨轉型為執政黨的呼聲相照應，告別革命的論調開始流行，由此刮起了一股否定暴力革命的陰風，其矛頭直指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而當政者極力提倡的構建和諧社會施政綱領，又被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成了他們否定階級斗爭歷史，混淆、顛倒歷史是非的現實政治依據。
解放后被鎮壓的罪大惡極的地主惡霸，在公知們的筆下和口中，竟都成了開明鄉紳、大善人。四川劉文彩的收租院變成了福利院，水牢變成了地下儲水池，橫行鄉里、欺壓百姓變成了樂善好施、造福桑梓。那個曾經因半夜雞叫故事而家喻戶曉的周扒皮則成了一個善待長工、勤勞樸實的厚道人，而《半夜雞叫》的作者高玉寶卻變成了無中生有捏造事實的邪惡之輩。總之，一切的一切，都完全顛了個兒。其用意不言而喻：地主是農村中的精英，是必不可少的農村正能量。共產黨發動泥腿子消滅地主階級，那是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是歷史的反動。如此一來，否定了土地革命，就否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終點，也就否定了社會主義革命的起點。
與否定人民革命的逆流相伴隨，就是對民國政治亡靈的借尸還魂。在原來的國民政府首都南京，解放后改了名的“南京大戲院”，竟重新改回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舊名——“首都大劇院”。改名后，情景意味就大不相同，民國的政治幽魂找到了適宜的軀殼，國民黨的遺老遺少們、民國政治基因的遺傳者們，又可以整天傍著劇院，過一把夢回民國的政治懷舊癮了。
至于各地在修編地方志書、地方先賢事跡宣傳、地方人物形象展示等方面，國共和諧一體、甚至刻意揚國抑共的現象，就更是司空見慣了。國民黨要員與共產黨先烈同時出現于人物畫廊，殺人者和被殺者并肩亮相，已成了某些地方展現和諧、包容的一道靚麗風景。需要強調的是，歷史恩怨不必時時糾纏，在民族大義面前，有時是應該“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但歷史是非不能含糊!國民黨屠殺人民的歷史舊賬必須記清。當然，記清舊賬是為了警示后人，緬懷革命，張揚正義。如果在這個原則問題上糊涂，中國近現代史上波瀾壯闊的人民革命就會陷入正義性困境，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就會失去根源支持。
對早已被人民所唾棄、被人民革命所推翻的腐朽政權及相關人物的追懷、吹捧，是一種極不正常的社會政治現象。透過這些，我們深感困惑：滋長這種現象的大氣候、大環境是怎樣營造出來的?好在以習總為首的新一屆黨中央，重提“革命理想高于天”。我們相信，革命理想的凜然正義，將使這些幽魂余孽無所遁形而徹底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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