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若干省區黨風政風的調研
周建明
究竟應該如何判斷改革開放以來黨風政風的狀況?其原因是什么?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治黨方面采取了重大舉措，如何判斷所取得的成效?社會是怎么看待這些舉措的?從這些問題出發，筆者對山東、內蒙、河南、山西、湖南、江西、河北、浙江、云南等部分地區的干部、群眾、民營企業家和國企領導進行走訪。這些有限地點和對象的接觸，并不足以構成對全局性的判斷，但希望能從中反映出帶有普遍性的問題，以供參考。
一、黨風政風敗壞在一些地區十分嚴重，已影響了人民群眾對黨的信任
1、 權力商品化、以權謀私已成黨風政風中十分普遍的現象和行使公權力的潛規則
從所走訪來看，黨風政風敗壞的現象在各地普遍存在。搞結黨營私的關系網、利用所掌握的權力“吃拿卡要”或不認真履職和作為、向資本索賄和資本向黨內或掌握政治資源領域的滲透為特征的黨風政風敗壞，已十分普遍。其嚴重性并不在于 “打虎”所反映涉腐官員的數量、級別和案值，而是黨風政風敗壞已具有普遍性，但各地在范圍與程度上仍有差別。大體可以分為這樣兩種類型：
在黨風政風相對較好的地區，黨政部門工作所遵循的主線是改革開放、發展、穩定和民生，并以考核指標分解到各級部門，成為決定干部行為的指揮棒。其特點為以經濟發展為主線，并隨著科學發展觀的踐行不斷完善，黨建所占的比重很低，考核指標的導向中基本沒有體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理念，對黨的建設著重于“能干事，不出事”，有的黨委怕影響政績，下面出了事寧可把問題包下來，而不嚴肅處理。這種考核導向形成了以發展為主線的路徑依賴，同時隨市場經濟發展對黨的隊伍的侵蝕，黨委對干部和黨員的政治思想上、宗旨上、作風上的引領能力日趨下降，黨的組織優勢仍在，但受到“關系網”的削弱;政治優勢明顯弱化，主要靠紀律和組織手段對干部還具有約束力，但黨風政風敗壞已在一些領域發生或蔓延;理論優勢明顯下降，表現為宣傳部門的話語與基層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的實際行為成兩張皮，許多領導干部已淡忘、漠視，甚至放棄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要求。從基本制度來看，我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優勢依然明顯，但也可以明顯地觀察到隨黨風政風敗壞在不斷削弱。
在黨風政風嚴重敗壞的地區，市場經濟、人情社會和關系網所造成的潛規則在實際生活中超過了黨規法規，主導著黨員干部的行為。黨內以權謀私的潛規則已公開化，并通過黨的組織體系和政府掌握的權力系統化、制度化。黨政部門在抓發展的同時，已在很大程度上演變為靠政治資源和行政權力謀利的既得利益集團。通過上下、內外勾結盜竊全民的資產、瓜分資本所獲得利潤，或侵吞人民群眾利益的團伙。在那里，干部的意識中沒有是非問題，只有利益關系;黨組織已不是戰斗堡壘，而是利益團伙;許多公務人員已成為依仗手中的權力不放過任何手段套取國家財政項目的機會、對企業和群眾“吃卡拿要”的“貪官”，甚至與黑惡勢力勾結的惡霸。
黨風政風敗壞有這樣幾種突出的表現：
(1)利用審批權索賄。主管部門通過各種開發項目、投資項目從中撈取好處，已形成索賄的潛規則。在審批涉及國有資源開發、重大工程或需特別許可的，大型項目索賄一般高達投資總額的10—15%，成為企業必須負擔的商業成本，或憑手中權力強行要求干股分紅，或在財政專項項目中抽取一定數額的回扣，手段無所不及，所涉金額大到幾億幾十億，已難以送現金，一般在境外銀行交易。這種現象上至國務院，下至省市自治區的主管審批部門都存在。一個頗具諷刺性的例子是，一個國家級貧困縣因送不起200萬給審批部門，而失去了“國貧縣”的資格。在云南，國家對農村地區的學童供應營養早餐標準是每人每天3元，讓誰經營須由縣政府和教育局批。供應商須向政府部門按每人8毛納貢才能拿到經營權，每份營養早餐商業利潤2毛，學生實際吃到的只有2元。這種情況因最近中央加大反腐力度后才有所收斂。
(2) 利用行使公權力敲詐勒索的現象已普遍化、制度化。執法管理部門在各專管事項中“吃拿卡要”已成普遍現象，有的地區或領域已“明碼標價”，并制訂各種有利于吃拿卡要的收費制度，明目張膽向企業勒索，辦什么事，收多少錢，成為企業經商的行規和成本，也是行使公權力人員公開的灰色收入。例如，房地產商到規劃局去審批開發項目，僅復印圖紙每張800元，一次復印4張。建高樓須氣象局對雷擊的可能作出測定，一個樓要20萬。這些錢都進了小金庫，轉化為公職人員的灰色收入。有的地區基層群眾辦事，哪怕開個證明、遷個戶口，都需要表示“意思”，否則拖著不辦。公安、消防以不開具收據的方式向企業以不同名義收錢在各地幾乎均無例外。甚至公安部門跨地區辦案，都有兄弟省公安部門協助也要收錢的情況。
官員的“吃拿卡要”已成為企業商務成本中必須計算的一塊，有的企業反映大約占商務成本的20%。房地產開發商反映，除土地和建筑成本外，剩余部分政府通過稅收和費收走三分之一，打點官員用去三分之一，剩下的利潤為三分之一。這是房價高的一個重要原因。山西煤老板甚至要拿出40-50%的利潤來打點各類政府部門和官員。沿海對外開放地區這方面的制度相對較為規范，內地較為普遍。一些地區辦事花錢已從潛規則變為明規則。黨風政風的敗壞同樣影響到具有公共性的醫療、教育等服務部門，各種優質服務資源都已商品化。河南反映一個班主任用課外補習或賣學生人頭給補習學校，所得就是工資收入的2-3倍。醫院的過度檢查和用藥，病人開刀和進ICU必須塞錢給醫生，濫開貴重藥物套取醫保經費十分普遍。在地方上已形成了“沒有辦事能不花錢的，也沒有錢到位了辦不成的事”的風氣，和“收錢辦事的是好官，不辦事才是壞官”的是非觀。
(3)黨的組織優勢正在被黨政干部的家族化、關系網所蠶食，進一步發展到“買官賣官”和“官商勾結”，資本通過收買在黨內的代理人或通過賄選取得政治資源，黨內確實在政治上、經濟上出現了一批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地方上以血親、姻親為紐帶的“政治家族”，或通過各種方式建立的關系網，在干部任免、升遷、懲處問題上可以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嚴重削弱了黨的組織原則和組織優勢。許多地區黨組織所掌握的權力已商品化，除逢年過節給領導送紅包外，提職升遷、調離貧困或偏遠地區都需送錢，甚至形成公開價碼。有的干部用公款送，也有貸款來送。
在官員利用權力索賄的同時，資本也在用金錢收買官員手中的權力，幫助官員運作升遷，這種運作可以一直通達中共中央的要害部門。在各級人大換屆時賄選并非只有衡陽這樣的個案，村委會換屆賄選的現象十分普遍，它表明資本的政治化已帶有普遍性，黨內確實存在著一批資產階級的代理人。
(4)相當部分黨政干部的理念和行為背離宗旨，失去了為人民服務的觀念，取而代之的是追求政績、升遷、謀私利、濫用公共資源和揮霍。在長期執政的條件下，黨政干部演變成一個握有公共權力的行政官員，行為受自上而下的考核指標支配，它決定著官員的命運，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很自然被追求政績的行為所替代。這些政績是否與為人民服務相關，不只取決于考核指標的設計，也取決于黨政干部追求政績的行為是否受對黨和人民負責主觀覺悟所約束，現實中存在著追求短期、虛假政績的很大空間。而掌握公權力、政治資源、組織資源和財力資源的黨政干部，在外部監督無效，又無內在約束的條件下，權力就演變為謀私利的工具。在官場陡峭的金字塔中，這種謀私利主要表現為追求升遷，通過透資公共資源在短期內把政績最大化;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家屬、利益相關者謀取經濟的或政治的利益，以及對公共資源的揮霍。
2、干部特權普遍化
特權作為一種制度化的等級特殊待遇十分突出。所謂“干部一級有一級的待遇，哪怕村官也與老百姓不一樣”，這是官場鉆營成風的重要誘因。干部住房是一個典型領域。
山東、江西等地都在省城在非常好的地段為省級干部建造別墅，并以低價取得產權。造成各地市競相效仿，地市級干部都給自己建高標準的待遇住房，影響極壞。
即使是一般干部，以各種途徑和名目分發的福利要超過工資，甚至數倍。公款旅游、通過對口部門公務接待也成為干部特權的一種。公務人員所具有的特權，也造成一些地方公務員和事業編制人員經過考試入職，必須要繳納一筆很大的款項，因為一進入公權力部門，就有灰色收入。
以等級為標志的干部待遇特權化，公務人員與老百姓之間的差別待遇，一個地方搞了，其他地方很快效仿，造成干部嚴重脫離人民群眾。
在許多地方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在已不存在，黨和人民的關系與黨的性質正在發生變化。從人民群眾的反映來看，大部分群眾對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滿意的，對在黨的領導下所取得發展和民生成就是肯定的，但對黨風政風的敗壞十分痛恨，也有許多人已見怪不怪，已不把黨作為自己利益的代表。
3、導致黨風政風敗壞的政治思想根源
(1)以發展、穩定為主軸，以改革開放為路徑的發展道路，造成對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在認識和貫徹執行上的偏差，長期以來“一手軟，一手硬”造成黨的政治優勢削弱，使黨的建設失去了政治制高點。許多黨員領導干部已完全沒有對黨的基本路線的完整認識，他們指導工作的主題詞是發展、改革、開放、穩定、民生，許多黨的高級干部的詞典中已沒有了作為立國之本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關鍵詞，頭腦中早已沒有這根弦。作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黨的政治路線，但在實際的貫徹執行中，已被“脫政治化”，變成一條以發展為主軸的工作路線。這種傾向無論在黨的代表大會，還是在各地黨政部門的考核指標體系中都明顯反映出來。在脫離、淡化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甚至對鄧小平理論也只做選擇性地引用的條件下，發展、民生和穩定代替了對社會主義的全面理解，黨的建設失去了靈魂和政治上的制高點。在國內經濟基礎發生巨大變化、國際上被資本主義包圍、社會主義事業處于低潮的條件下，黨的建設在理論上缺乏符合時代特征的時代觀和世界觀， 在黨內“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發生明顯斷裂。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所產生的個人主義、中國傳統的“人情社會”、“關系社會”的包圍和侵蝕下，“以權謀私”、“權錢交換”從上到下都發展起來，成為黨風政風嚴重敗壞的土壤。
(2)對市場經濟認識上的片面性，導致對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價值觀方面的負面作用缺乏認識，市場經濟所激發的個人利益至上、利益誘惑和欲望不斷膨脹，相當部分黨員干部與暴富人群相比心態嚴重不平衡，人生觀發生質變。市場經濟一方面是我國現階段所不能逾越，對經濟發展具有積極作用的機制，另一方面也是個人主義產生的經濟基礎。它推動著個人主義的價值觀泛濫，把個人利益凌駕于國家和集體利益之上，把追求占有或享用盡可能多的物質財富作為人生目標，把人類的感情和理性都簡化為利益算計。黨的十四大決定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一方面市場經濟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充分表現出來，另一方面對社會價值引領、對黨的隊伍全面滲透與侵蝕也充分表現出來，，造成許多黨員干部的人生觀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在市場經濟的腐蝕下，相當多的黨員干部潛移默化地接受了以個人利益至上的人生觀，打開了難以滿足的欲望之門，從立黨為公演變為立黨為私。
(3)在市場經濟迅猛發展的背景下，權力商品化已形成逆向淘汰的大環境。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歷屆中央在黨的思想、組織、紀律檢查建設上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并沒有阻擋個人主義、關系網和以權謀私的發展成為社會上和黨內的大環境，并對堅持黨章黨規的干部形成逆向淘汰。許多地區逢年過節給領導送禮、送紅包已成為官場的文化。其邏輯是：“送了不一定管用，但不送的人領導一定會記得。”一些收受紅包的領導干部認為，下屬來送紅包，“你不收，就個人而言會認為是看不起他，就整體而言會被認為不能讓這個人在這干，否則大家都沒法混。”而且按照刑法，行賄只有在謀取不正當利益時才能入刑，為爭取提拔而送錢并不是不正當利益，抓住也入不了刑，一些地區至今依然盛行。
(4)尋求鉆營升遷之道成風。由于權力與地位、級別緊密聯系在一起，在殘酷的官場競爭中，許多干部把升遷之道作為最重要的目標，其他都是手段，甚至可以沒有底線，不擇手段，形成了黨內鉆營成風，拉關系、結派別、送錢送禮、追求虛假政績，不擇手段打擊同一崗位的競爭者，成為在干部選拔過程中常見的現象。圍繞著追逐權力， 在許多地方黨內已形成了口耳相傳的“秘籍”。
(5)補償心態和僥幸心態。現在的官場是金字塔，一級有一級的待遇，但能上去的只是少數。到了50歲，升官無望，許多人認為不抓緊撈一點，退休后就什么都指望不上了。許多干部也知道貪污腐敗有風險，但總存在僥幸心態：“從上到下大家都撈錢，抓住的能有幾個?”“就紀委、反貪局的那幾個人，一年能辦幾個案?”現在的官場哲學是“不撈錢是傻瓜, 抓住算倒霉”。干部間流行的已從“貓論”變為“鼠論”：“白老鼠，黑老鼠，不被貓抓住的就是好老鼠。” “沒有是非問題，只有利益關系”，是許多黨組織的真實狀態描述。
4、黨風政風敗壞所帶來的嚴重后果
(1)中國共產黨正在失去廣大人民群眾的信任。筆者在山西某縣問一位民營企業家就他所接觸的公權力部門，官員貪腐的比例有多大，回答是“百分之百。”江西某地一位長期在黨政部門工作的干部也承認大部分干部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與其說群眾中認為“無官不貪”并不客觀，不如說這已成為群眾的一種刻板印象和值得高度重視的社會情緒。
(2)對干部隊伍建設的災難性后果。當前的大環境造成了當官追求三種目標：仕途、撈錢、人脈(關系網)。在組織建設方面，黨內對干部任用雖有“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標準，但實際上重才輕德，政績和關系成為決定因素。它造成追求虛假的、短期的政績和考結網鉆營的風氣。黨的任人唯賢、德才并重，以德為先的選人用人機制，在許多地方已被官場的潛文化、潛規則所顛覆。一些地方的青年干部，被戲稱為“一年紅(有理想，想干事)，兩年白(想潔身自好)，三年灰(在這種大環境下不得不同流合污)，四年黑(一旦接受了權力商品化的邏輯，把高智商都用到了鉆營和斂財上)”的現象。
(3)黨風政風敗壞成與社風民風不正互為因果。從整個社會來看，市場化經濟的發展已使個人主義成為普遍的意識與價值，找關系，鉆門路，重利不講責任、義務與誠信已成為社風民風，這也成為黨風政風腐敗的社會基礎。反過來，黨風政風敗壞又成為社風民風不正的重要原因。上面敢歪一尺，下面就會邪一丈，助長部分群眾以蠻不講理、胡攪蠻纏來和政府博弈，“我就是一個農民，你還能把我開除到國務院去?”由此聚眾上訪纏訪、不顧集體利益社會公德肇事、 煽動聚眾鬧事、勾結黑惡勢力稱霸，以及倒向宗教勢力來尋求精神慰籍和援助等層出不窮。
(4)法規松弛，法治不彰成為常態。黨風政風敗壞造成法律法規往往停留在紙面上，什么都可以變通。某省一個私營企業主居然告訴筆者，當地所判的死刑犯都可以花錢買替死鬼。雖無從考證這個說法的真實性，但有關系或花錢能繞開法律法規的現象比比皆是。不少法官上下家通吃，不送錢無法打官司。有的地方派出所與黑社會已成共生關系，黑社會替警察放高利貸，月息高達10%，一些地方的社會秩序已由黑社會說了算。交警查超載罰款放行，每輛200元，收入個人腰包。它表明司法執法部門由于被金錢、關系滲透，許多群眾已不相信法治的公正性和權威性。
在各地都可以看到“遇到法規繞著走，繞不過去交錢擺平繼續走”的現象。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沒有黨風政風的保證，沒有良好的社風民風為基礎，法律就只能停留在紙面上，很難深入實際生活。
(5)意識形態失控，腐朽的人生觀泛濫。在執行黨的基本路線中的“一手硬，一手軟”，強調了市場經濟發展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一面，忽視其在推動個人主義價值確立、追求個人利益至上和激發起無窮欲望的另一面，導致黨在意識形態領域失去了用社會主義克服個人主義的自覺性、制高點，和對樹立正確人生觀的主導性。黨風政風的敗壞加劇了這種趨勢。意識形態的這種變化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歷史虛無主義的泛濫提供了巨大的市場。正因為許多群眾對現實的黨風政風敗壞不滿，折射成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美麗幻覺，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所鼓吹的西化道路存在幻想，對黨和共和國的歷史作另類解讀，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歷史虛無主義泛濫的社會基礎。
二、對十八大以來中央在黨的建設上采取舉措的反應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治黨上采取了三大舉措的組合拳——關于改進黨的作風的八項規定、“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反腐、對干部進行黨的群眾路線教育。這些舉措引起人民群對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治黨上的高度期待。但另一方面，這些舉措在打亂黨內生活原有軌跡的同時，尚未確立新的軌跡。從走訪的地方來看，有這樣幾種情況：
1、黨風政風較好的地區取得積極效果。有的雖抱怨學習活動中許多要求也是形式主義，但認為受到了一次多年沒有進行的黨性和黨的傳統教育，開展了多年不上的黨課，進行了一次早已不開展批評自我批評，對于提高黨性，加強黨的組織的戰斗力具有積極意義。
2、由于后面跟著懲罰性措施，大部分地方取得效果。作為正面的學習對干部雖有所觸動，但學習教育活動能取得效果主要是后面跟著懲罰性措施。如果沒有關于改進作風的八項規定，沒有反腐，學習教育活動就可能走過場。正因為有了懲罰性措施，才使許多干部對于黨紀政風中的“是”與“非”、能干與不能干有了基本的界限。而對過好民主生活的要求，大多仍以形式主義來對待，一般在相互批評前自己先寫好對照檢查，班子成員間相互傳閱，再按照本人所寫的內容進行相互批評，形式到了，又相互不得罪。客觀的講，在目前黨內并不具備恢復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黨的優良傳統的條件。
3、一些干部以應付的態度對付學習教育活動。對于對照檢查和民主生活，有的干部講，“現在誰還怕紅臉?自己把問題講足了，無非是整天圍著桌子轉，吃吃喝喝，整天圍著裙子轉，生活不檢點，別人還能拿你怎么樣?”但對于涉及違紀違法、腐敗拿錢問題沒有人會主動檢查坦白，哪怕是并不作為貪污立案要件的逢年過節收的紅包、卡也都避而不談。
4、中央關于改進黨的作風的八項規定下達后，絕大部分地區有很大收斂。許多地方反映高檔餐飲營業額下降，最高的達60-70%，高檔賓館紛紛降價，在應酬場所公車難覓，已造的超標準領導干部住房和辦公用房不敢入住。也有一些地方對于禁止公款吃喝仍未認真執行，更加隱蔽。有的地方對公款送禮不用公車改用私車送。在軍隊反腐力度加大和一些重大腐敗案揭開后，對許多地區公開的索賄、買官賣官形成震懾，收斂許多。許多地區基層政府涉及人民群眾公共服務的項目因怕媒體曝光一般有較大改善，但對企業的“吃拿卡要”情況大都依舊，對基層消防部門、公安派出所的陋習觸動不大。
5、作為對整頓黨風政風的反彈，公務人員消極不作為現象普遍。所到地方幾乎都反映，現在官員錢不敢拿了，但事也不辦了，特別是在改革措施的推進、發展項目的重大決策、需主管部門審批的項目上。一些明顯有較好效益的項目也因此擱置。企業對此甚有抱怨：不收錢也不辦事，比收了錢辦事的商業成本更高。調研中發現官員消極不作為主要來自三種心理：
一是辦事收錢的游戲規則被打破后，從心里不接受辦事不收錢的文化，你不讓收錢，我也就不辦事，反正不干我的利益。
二是許多干部在貪腐上都有些瓜葛，為保安全，采取“一站，二看，三通過”的觀望態度。一些有貪腐劣跡的干部更是心神不寧，坐立不安，根本無心辦事。
三是實行對決策實行終身追責之后，許多干部不愿意承擔責任和任何風險。不做重大決策，采取寧可不做，也不給自己找麻煩的態度。要做也先報上級，有上級批示再做。
6、人民群眾對反腐的感受度不高。在揪出了不少“老虎”之后，除了像申維誠被調查太原群眾有放鞭炮的外，其余對于中紀委公布的“老虎”案件感受度不高。原因一是人民群眾中對干部貪腐面程度的期望值遠遠大于現在被辦的案子，二是人民群眾日常生產生活中，辦事“吃拿卡要”的都是基層的“蒼蠅”。“蒼蠅滿天飛”的情形改變并不大。但治理“蒼蠅”不比打“老虎”容易。
從調研來看，依法治腐的成本非常高。腐敗面之廣和辦案力量有限，在走司法反腐路徑的條件下，決定了只能選擇性辦案，有的地方形成幾個不辦：一定級別干部不到一定的貪污數額標準不辦;屬于勒索后進小金庫已揮霍的不辦;對給國務院職能部門、省級職能部門送錢跑項目的不辦;涉及國家領導人親屬子女的不辦。因此聲勢很大的“打老虎”與實際的腐敗狀況之間還存在很大的落差。
（7）對未來的三種看法。從治黨建黨來看，面對積重難返的問題，中央采取的舉措只是剛剛拉開了序幕。筆者從調研中感到，在中國的國情下，是正確的。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所采取的治黨必須先治吏，治吏先正風的舉措十分及時，取得了積極效果，但治吏并不就等于治黨，更不能替代建黨。黨風政風發展到今天，除了治黨不嚴之外，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快速發展、國際上西方意識形態仍占主流地位，以及內外敵對勢力與反對力量的勾結，長久以來只講致富，不講道路和方向的這種大環境所分不開的。沒有黨在思想上、理論上、政治上、組織上的建設，反腐的成果不能深化，更不能從根子上解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設能帶領全國人民完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使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對于未來的前景，在調研中聽到的大體有以下三種反映：
一種對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充滿期待，相應中央會有后續的舉措，能夠扭轉黨風政風敗壞的局面;
一種認為習近平的這套做法不僅與已形成的官場、商場的文化和利益結構相沖突，而且與已經形成的以發展為主軸，以改革開放為路徑的模式相沖突，持久不下去，遲早要妥協;
一種在等著瞧，觀察中央的決心、對問題認識的深度、措施的全面性與力量對比的消長，在尋找政治上轉向的可能與機會。
在黨風政風上的整頓揭開了在政治領域里的斗爭，已具有你死我活、魚死網破的性質，且牽一發而動全身，尖銳而復雜。在調研中既看到了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敢于碰硬，觸及了這個十分敏感，水又十分深的領域，但也感覺到現在的舉措只是一場政治斗爭的序幕，既要充分肯定所取得的積極成果，又要不能過高估計，更要看到后面的斗爭與黨的建設更為復雜與艱難，并將決定著黨和國家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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