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界歷來有一種流行觀點，認為思想的問題只能通過思想爭論來解決，不能訴諸政治等強制權力。這話，對于知識界內部而言成立，但不能延伸到政府的管理部門。
原因很簡單，再合理的理論，也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認同;反之，再極端、偏激的理論，也會有自己的信奉者，例如邪教、恐怖主義。哪怕只有極少數人信奉，一些理論的傳播，也可能在現實中造成嚴重損害。所以，政府方面哪怕再有“理論自信”，也不能放棄思想管制的手段。這一點，古今中外皆然，唯寬嚴有別而已。
那么，為什么一些在西方能夠容忍的聲音，在東方卻遭管制呢?除了管理者因多種原因可能濫權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即東西方政治結構的差異。不同的政治制度，有著不同的適應性。西方政治結構的特征是向下開放，所以容忍不同聲音對它而言，是容易的、無害的;而中國政治結構的特征卻是向上集中，所以容忍與主旋律“對著干”的聲音，對它來說是困難的、有害的。反之，權力的集中對于中國是有益的，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效率，具體可見習近平等新一屆中國領導人的作為;而這對于西方來說，則可能相當于毒藥，例如出現希特勒式的人物。所以說，中、西方兩種政治結構，各有其優劣。
因此，不能以西方的標準作為中國言論容忍的尺度。這兩種政治結構各有短長，如西方的決策效率較差，而中國則易于產生言路堵塞等問題。好在現在是信息社會，又有互聯網的存在，中國體制的短處，已相當程度上被技術進步所彌補。在今日中國，意見的上達已不是問題，問題只是一些言論的傳播遭到管制，不能進行公開的輿論動員，因而不能形成可參與政治博弈的社會力量，而只能被動地等待上位者的選擇。但這種狀況本來就是中國這種政治結構下的權力運轉方式，而思想通過輿論完成社會動員，進而參與政治博弈，則是西方的方式。
抽象說，西方的結構似乎更合理、更易實現長效化;中國的方式則易出現人亡政息現象。但具體到某一個地方、某一個階段，有著不同的優劣，這種差別并非絕對。政治結構以外的其他因素，可能起的作用更大。而政治結構的轉變本身，就是更大的問題，成功轉型需要多種條件;條件不具備時，往往得不償失。對中國而言，相對于引發顏色革命、社會動蕩等風險，保持現有結構無疑是更好選擇。實踐已經證明，這種結構迄今為止具有西方體制難以企及的發展效率。
而在政治結構保持不變的前提下，其他方面就只能遵循這種結構下的適應性。如果明明坐的是船，而不是汽車，卻偏要到高速公路上去飆高速，結果只會是更慢、更糟糕。自由派經常忽悠人(也可能是他們自己被人忽悠)的一種觀點是：中國如果完全放開言論，結局會比現在更好，對執政黨也更有利。實際上，由于政治結構的差異，西方的良藥到中國很可能變成毒藥，所謂淮橘成枳。中國如果像西方那樣放開言論和結社，結果只有一個，那就是蘇聯的1991。
當然，作為“向上集中”結構下的執政集團，僅有對輿論的管控是不夠的，關鍵還必須致力于建構真正具有理性說服力和現實解釋力的思想理論。在這方面，官方至今乏善可陣。所有官方的言說，都沒有擺脫一個致命的缺陷：回避自身利益，尤其是回避自身與其他階層的利益差異，于是只能停留在“存天理，去人欲”的說教上。這種回避利益、回避人性、回避根本矛盾的理論建構，不管包裝得再怎么美侖美奐，都不可能照進現實、照進人心。
反之，近些年來，民間的思想理論原創卻碩果累累。不妨試舉其中的皎皎者：黃紀蘇先生的比較意識與比較性競爭理論，揭示了人性自私及社會不平等的奧秘：人性之所以自私，不僅是出于物資稀缺的客觀需要，更是出于人與人之間相互比較、競爭、力圖勝出的主觀需要。這樣一來，就從根本上否證了馬克思的終極設想：通過發展生產力，實現物質極大豐富，從而通過“存在決定意識”，使人類擺脫自私，走向高尚。黃紀蘇的發現證明了，不管物質如何豐富，人與人之間的比較性競爭不會終止，人性之自私不會完結，社會的不平等也因此不會消失。但就是在這種不平等“永恒不滅”的源頭中，卻孕育了人類不斷走向平等的動力和希望——同樣是因為比較意識：占人類大多數的比較中落后者，無法忍受被拋下的結局，他們所訴求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平等”。
潘維先生則提出了“創新社會主義理論”最合理、最切實可行的思路，其設想具有繼往開來的意義。他的思路是：通過“脫馬”、“脫制”兩個步驟，將社會主義泛化為一種精神，而不再局限于傳統理論所描述的社會制度。這樣，在保住社會主義這桿大旗、以及執政黨歷史合法性的前提下，卻擺脫了傳統社會主義理論所造成的思想束縛、行動包袱和歷史欠賬;在此新的結構下，中國就能夠放手吸納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精神元素，同時又在意識形態上保持了相對于西方的獨立性。這是一種很精巧的構想，就社會主義理論的創新而言，這也是一種最具可行性、很適于當下中國的理路。估計未來中國官方對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的改造，最終還是要沿著這個方向開拓。一步到位不可能，分步走則很有可能。
署名“學而思”的學者，對于構建當下中國的核心價值觀，作了迄今為止最系統、最全面，同時也最貼近現實、最具說服力的論證。他的理論，為新時期真正言之成理、行之有效的國家意識形態的建構，作出了很好鋪墊。更重要的或許是，他的論證表明，一種基于中國國情的、獨立的國家意識形態的建構，是可行的，而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中國人的理論自信，也是真正可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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