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軍工界有句話：“氫彈在世界上就兩種構型，美國的T-U構型與中國的于敏構型”。2014年的中國科技最高獎授予了年近九旬的老科學家于敏。于老被譽為“中國氫彈之父”，是“兩彈一星元勛”的一員，是國人的驕傲。更為可嘆的是，為了軍工保密和國家安全的需要，于老埋名隱姓三十年不為人知。
剛過去的2014年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五十周年，也是“兩彈元勛”鄧稼先誕辰90周年。清華大禮堂上演了戲劇《馬蘭花開》，向那一代不凡的科技工作者致敬。
我當然由衷的敬佩元勛們的犧牲精神，也感慨時下的道德面貌，但我有時會想，將元勛們的功績僅僅解釋為愛國真的就夠了嗎？
我們都知道二戰時期美國的曼哈頓計劃，為了在納粹德國之前造出原子彈，以奧本海默為首的大量科學家從事其中。但是當美國政府準備在日本投下原子彈時，奧本海默他們又站出來反對。奧本海默認為當時日本的失敗已成必然，不靠原子彈也能取得對日戰爭的勝利，從文明和道義出發反對使用原子彈;一些核物理學家聯名上書，表示使用原子彈雖然可以獲得軍事上的勝利，但因此而激起全世界的恐怖則得不償失。
但美國不僅最后投下了原子彈，而且還是兩顆。美國這樣做并不全然為了使戰爭造成的傷亡最小化，而是有他的小算盤：迫使日本在蘇聯對日作戰前投降;即使蘇聯參戰，美國也想通過原子彈貶低削弱蘇聯參戰的作用和意義，抬高美國在戰勝日本中的地位和作用。
科學家可以發明原子彈，但使用的權力卻掌握在政治家手里。很顯然，曼哈頓計劃客觀上在為帝國主義戰爭服務。愛因斯坦事后也為他的簽字感到后悔，他說：“如果當時我知道德國不可能制造出原子彈的話，那我連手指頭都不會動一動。”
二戰后，一位曾參與曼哈頓計劃的女科學家來到中國，參與了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她叫寒春。寒春曾經是一位純物理學家，認為科學家的使命是從事“最高尚的純科學研究”，但美國在日本投放原子彈的事件教育了她，使她明白科學技術被什么人來用很重要。她對“美帝國主義”很失望。最終，寒春成了一名社會主義者，當然也是偉大的國際主義者。
寒春一度被美國媒體誣陷為叛國、間諜，其實她并沒有參與中國原子彈的研制。建國后，她的主要工作是養牛，她說：“共產主義不需要原子彈，但需要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喝上牛奶。”
如何看待鄧稼先的愛國主義與寒春的國際主義呢?鄧稼先那一輩的科技工作者如此忘我的從事兩彈一星的研制，是因為他們明白只有研發出原子彈與氫彈，中國才能在帝國主義的世界環境中求得真正的獨立自主;而寒春對曼哈頓計劃結局的失望，是因為原子彈最終成了帝國主義的武器。正是站在人民大眾反對欺人太甚的帝國主義的立場上，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是統一的。
將愛國主義抽象化、簡單化是不對的，有時甚至是危險的。美國可以研制出原子彈，但馬蘭花卻只開在將科研用于人類和平發展、而不是相互廝殺的社會主義中國。如今我們若將愛國主義絕對化，那么我們就不是在紀念元勛，恰恰是在消費元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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