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月枝（資料圖）
原標題：什么是中國故事的力量之源--全球傳播格局與文化領導權之爭
【摘要】“軟實力”這一概念誕生于特定的世界地緣政治和美國國內政治語境，其魅力有賴“硬實力”的支撐，其內涵包含美國霸權的現實存在。因此，以“軟實力”來主導中國的主流話語并不妥，而文化領導權因其包含了階級分析視角和如何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人類解放訴求，則是更全面、豐富和深刻的理論框架。當前，要提高中國的國際話語權，促進全球信息傳播民主化，需要考慮與新興國家在媒體和互聯網方面進一步合作，推動國內傳播秩序的民主化，抵制新自由主義文化意識形態的侵蝕，重建有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內涵的批判新聞傳播理論，彰顯“社會至上”原則和表達最大多數勞動者的立場。
【關鍵詞】軟實力 文化領導權 國際話語權 文化商業化 階級
【中圖分類號】G20 【文獻標識碼】A
“軟實力”與文化領導權
學術前沿：有些西方學者提出，約瑟夫·奈將權力資源簡單地二分為硬實力和軟實力并不妥當。您覺得“不妥之處”在哪里?基于軟實力產生的魅力是先驗性的嗎?
趙月枝：區分“硬實力”和“軟實力”，并強調“軟實力”的重要性和優先性，有其理論分析價值和政策指導意義。畢竟，“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上上策。但是，正如我在《國家形象塑造與中國的軟實力追求》一文中提到的，奈的概念是建立在“循環論證”基礎上的。基于“軟實力”產生的魅力不是先驗性的。不是任何文化、意識形態以及價值觀都有天然的魅力;一場正義的反侵略戰爭，也即“硬實力”的展示，也可能產生魅力和吸引力。
從“美國經驗”來看，奈的分析也是片面的。這是因為，沒有美國的軍力和財力，就沒有其“軟實力”。例如，二戰后，美國電影在西歐的影響，得益于戰爭硝煙未滅，美國的軍用飛機就把好萊塢電影運到了歐洲做宣傳，更得益于馬歇爾計劃。冷戰期間，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對資本主義價值體系形成過實實在在的挑戰，否則，在被美國視為“后院”的拉美，美國就不必對古巴進行封鎖，更不必用顛覆手段推翻智利民選的、有社會主義傾向的阿連德政權了。冷戰以后，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成了美國“軟實力”的核心，但我們不能忽略的是，這期間，美國在世界上多少國家有軍事力量，又大大小小打了多少戰爭。在這方面，美國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旗手、《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早在1999年就說了句大實話。在《快的世界宣言》(Manifesto for a Fast World)一文中，弗里德曼道出了美國的“軟實力”和“硬實力”以及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與它背后那個“隱藏的拳頭”的關系：沒有F-15戰斗機的制造者麥道，就沒有麥當勞的繁榮;那只為硅谷技術創造了安全的世界市場的看不見的拳頭叫作美國陸軍、空軍、海軍和海軍陸戰隊。他進一步引述美國一位外交政策史專家的話說，好的思想和技術需要一個強大的政權通過示范來推廣和通過在戰場上獲勝來保護。
這里，還有必要回顧一下奈提出“軟實力”這一概念的世界地緣政治和美國國內政治語境。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通過“冷戰”拖垮蘇聯，通過侵略、顛覆和有選擇的經濟支持分化和瓦解“不結盟運動”后，已在軍事和經濟上力不從心，而且面臨與日益重新強大起來的德國和日本競爭的局面。面對部分美國精英關于美國即將衰落的悲觀論調，奈認為，美國還有“軟實力”資源可以維護其世界霸主地位。今天，中國知識界希望通過與美國的“戰略伙伴關系”，實現“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大同世界”的夢想。但是，如果因為這個夢想就有意無意遮蔽、進而抹殺美國的軍事帝國主義性質和現實存在，那他們就真的把“軟實力”概念變成了美國知識精英在中國投放的一枚“煙霧彈”了。在客觀上，這等于為增強美國的“軟實力”起到了奈和他的同事們恐怕自己都無意奢求的“自干五”或“美分黨”作用。
這個概念在美國產生的時間和十多年后被中國進口、大力弘揚的時間差，以及此后的世界歷史語境變遷本身，也導致了中國“軟實力”話語對美國“軟實力”的無意強化。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機早已徹底暴露了市場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誤區，斯諾登在揭底美國自由民主和人權話語的虛偽性的同時，也挑戰了信息技術的解放性特質的言說以及“谷歌”民主的迷思，而奧巴馬的亞洲“再平衡”戰略更再一次彰顯了美國在亞洲的軍事野心。在這樣一個美國“軟實力”急劇下降和美國及其亞洲代理國家不斷向中國進行軍事挑釁的時刻，中國部分知識精英偏偏不但在拾人牙慧，而且把美國的“軟實力”繼續當作理所當然的存在。這實在是匪夷所思。
最后，從一般的方法論角度泛泛而論，就像任何一對二元對立的范疇一樣，如果從孤立、靜止和機械的立場去把握“硬實力”和“軟實力”的關系，顯然是不妥的。作為一種對權力的不同性質的分析和政治策略的指導性分析框架，我一直認為，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hegemony)理論比奈的分析更深刻、更豐富，也更全面。基于對西方資產階級統治的研究，葛蘭西認為，一個階級或特定的階級聯盟要實行自己的統治，除了強制性的國家權力外，還需要通過市民社會建立起自己的文化領導權，而這里的關鍵是，這個階級或權力集團必須在意識形態和日常生活領域把自己特定的階級利益表達為、而且被接受為是代表全社會的。同時，葛蘭西強調意識形態斗爭和強制性權力在危機時刻的重要性。事實上，當下國際關系理論界也不乏將葛蘭西原來針對意大利國內問題的理論應用到國際關系層面的學術資源。當然，“文化領導權”理論和奈的“軟實力”分析最重要的區別在于，作為一名共產主義理論家，葛蘭西的理論包涵了階級分析視角和如何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人類解放訴求，而奈顯然是為了維護美國在世界資本主義秩序中的霸權地位。不過，也許正因為如此，中國有些不僅青睞美國的“主流”理論，而且想把“中國夢”做成資產階級共和國夢的話語權擁有者，有意無意擁抱奈，而對葛蘭西視而不見。
由此看來，用什么樣的理論資源來指導中國的改革實踐，包括中國在世界上的話語權擴展，的確是一個事關改革方向、尤其是是否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關鍵問題。
全球信息傳播民主化的阻力與前景
學術前沿：曾有中國新聞從業者提出“建立一個長效機制來協調全球傳媒行業，比如建立一個‘媒體聯合國’”，您覺得這樣的機制是否可行?若可行，至少經過幾個階段方可實現?
趙月枝：這是一個很美好的意愿，《華爾街日報》還在其意見專欄里刊登過這樣的呼吁，從而展示了其意見多元的姿態。但我認為，起碼在當下，這是一個一廂情愿的想法。這可以從歷史和現狀兩方面來看。
國際傳播歷史上，“冷戰”語境下，20世紀70年代曾有過一場由不結盟國家發起的建立“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運動。雖然這一運動沒有提出“建立媒體聯合國”的建議，但是，這個運動的主要平臺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針對二戰后由西方資本主導的不平衡的國際傳播秩序，這個運動從反帝和反資的角度提出了批評，并就改革世界傳播秩序提出了一系列建設性意見。這一運動的文字成果體現在1981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的《一個世界，多種聲音》的報告中。
但是，由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極力阻撓，也因為以《華爾街日報》等為先鋒的西方媒體的百般詆毀，更由于不結盟運動國家內部的問題和矛盾，這個運動以美國、英國和新加坡先后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結局。當然，《一個世界，多種聲音》所提出的國際傳播改革愿景也就隨之黯淡了。
由此可見，為了美國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利益和跨國壟斷媒體的經濟利益，美國政府是不惜置聯合國機構于股掌之中，說退出就退出的。十多年前，我在巴黎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屬的國際傳播部門的一份政策咨詢報告起草的過程中還得知，為了不惹怒美國并讓它重返這個機構，在這個機構里，不但這段歷史被遮蔽，而且連“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這個詞也是要避而不談的。
20世紀80年代以來，部分由于“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運動的挫敗，也由于社會主義陣營的現實困難，以美國國家政策開路，以美國媒體巨無霸為先鋒，全球傳播業經歷了以全球化、自由化、商業化和私有化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轉型。當然，也正是在這樣的語境和前面所提到的美國軍事鐵拳的最初催生及美國國家政權的持續呵護下，硅谷的信息技術、資本的力量、裹脅著民眾對傳播民主化的需求與熱望，使互聯網成了全球傳播最主要的平臺。在這個全球傳播的前沿領域，美國國家機器的各部分——從美國商務部到國家安全機構——與美國信息技術公司相互協作，極力維護美國國家的單邊主義管控。也就是說，美國一直實行著“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網絡霸權主義政策。與此同時，美國媒體以維護“網絡自由”和中國、俄羅斯等國家企圖扼殺這一自由為名阻撓任何挑戰這一霸權的努力。
當然，迫于其他國家的壓力，美國在過去十多年來也不得不在互聯網治理的國際問題化和在本領域奉行多邊主義原則方面作出一些妥協。但是，當下這個領域的斗爭不但非常復雜，而且日趨激烈。美國政府和美國信息傳播資本為了保護自己的核心利益不遺余力，尤其在分化發展中國家包括“金磚國家”在這個問題上形成的反美聯盟(也即葛蘭西所言的“counter-hegemonic historical bloc”)方面咄咄逼人。例如，不是偏向于更有人文關懷和國際代表性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而是偏向于更重視技術和產業利益的國際電信聯盟，主辦了2003年和2005年的“信息社會世界峰會”。即便如此，到了2012年，在國際電信聯盟的迪拜會議上，仍有89個國家站在了要求更平等的互聯網全球治理機制一邊，形成了多數派。但是，這個大會通過的多數派決議是非強制性的。這也表明，會議決議對美國網絡霸權的挑戰有很大的局限性。
之所以有這樣的結果，美國對挑戰國家群體“分而治之”的策略是一個因素，而非西方國家的當權者沒有堅強的政治意志是另一個因素。這里，一個更重要的解釋很可能是，這些國家的統治精英為了維護本國信息傳播資本集團與以美國為主導的跨國信息資本所業已結成的利益共同體，本來就沒有從根本上挑戰美國所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信息傳播秩序的強烈政治意愿，而只是希望通過機會主義地與美國斡旋，為本國資本在全球信息資本主義秩序中多分一杯羹而已。
也就是說，非西方國家的當政者有沒有決斷挑戰美國信息傳播霸權是一個不確定的問題，而這點又與這些國家內部在信息傳播領域的階級利益布局和意識形態斗爭態勢緊密相關。在這方面，印度可能是最好的例子。比如，我注意到，作為中國最大的亞洲鄰國，印度并沒有參加2012年9月的北京“新興國家互聯網論壇”，而只派了使館官員作為觀察員。印度學者的研究表明，美國的威逼利誘，與硅谷信息技術資本有緊密聯系的印度本國產業資本集團的利益驅使，國內的黨派政治利益，還有在印度社會十分活躍的、高度認同美國“信息自由”意識形態的印度市民社會組織的壓力，使印度在全球互聯網治理問題的國家立場上蛇鼠兩端，在聯合新興國家反對美國信息霸權方面出爾反爾，游移不定。
當然，盡管《華爾街日報》發表過新華社社長李從軍呼吁建立“媒體聯合國”的文章，在美國媒體有關互聯網治理問題的報道中，壓倒性的話語主題還是中國等國家的“網絡控制”框架。這在左右全球輿論方面也有很大影響。
不過，在全球信息傳播民主化這個問題上，我會持謹慎樂觀的態度。實際上，在斯諾登的爆料已經摧毀了美國“網絡自由”意識形態的可信性之后，現在可以說是其他國家聯合起來挑戰美國信息傳播霸權的歷史性好機遇。在這方面，巴西政府通過2014年4月的互聯網制憲會議，既整合了國內的相關力量，通過了非常有進步意義的互聯網立法，又贏得了國際聲譽。同時，在雙邊關系上，巴西更是通過這一會議用足了與美國討價還價的機會。與2012年9月印度在北京的“新興國家互聯網會議”中的缺席形成類比，中國和俄羅斯被排除在巴西會議的13個主辦國之外這一事實，也進一步說明，不用說“媒體聯合國”，就是“金磚五國”在互聯網全球治理問題上形成共同抗衡美國的力量，也是難上加難的。由于涉及意識形態、信息主權、甚至一個國家的自我認同問題(如印度的“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自我認同)，這方面的聯合和另類機制建設比設立“金磚國家銀行”難得多。但是，基于當下金磚國家在國際金融合作方面的實質性進展，我認為，這些國家把媒體和互聯網問題當作下一步合作的努力方向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比如，2016年在中國召開“金磚五國”首腦峰會的時候，中國的相關部門是否可以考慮把“金磚五國”在全球信息傳播秩序問題方面的合作提到議事日程上?為了這種可能，中國的官學媒各界需要做哪些多邊和雙邊的溝通和準備?如果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不但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上屬于不同類型，而且還有邊界紛爭恩怨的亞洲大國和鄰國能在這個問題上有更多的合作關系，那么，實現“世界人民大團結”的理想圖景就進了一大步了!
當然，對于中國來說，如果要在這方面有所建樹，需要在國際場域一邊挑戰美國的網絡霸權，一邊走好“群眾路線”，通過“農村包圍城市”，也即團結和爭取亞非拉國家的積極力量，來促進全球傳播民主化。為此，中國需要一套比美國的“新聞/網絡自由”言說更有說服力的新聞傳播理論。面對以西方為主導的資產階級新聞傳播意識形態咄咄逼人的攻勢，面對“不爭論”，淡化意識形態的韜光養晦策略在新聞傳播理論領域造成的失語和混亂，以我之見，這套新理論非繼承20世紀反帝反資革命遺產，并在新語境下重建有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內涵的批判新聞傳播理論莫屬。
作為一個多年行走于國內外傳播學界的批判學者，我深感在西方學界、甚至批判學界的西方中心主義、白人種族主義和麥卡錫主義余毒的根深蒂固以及殖民主義與反共雙重“文化遺產”在新“中國威脅論”語境下被“發揚光大”的現實可能性。同時，我也有理由樂觀地認為，全球傳播領域基于非西方國家，尤其是中國的激進民主傳播理論、政策和實踐的空間也許比大部分中國傳播學者想象得要多，而國外傾聽我們聲音的愿望也比我們想象得更急迫些。
最后也是最關鍵的一點：與傳播理論創新和中國社會扎扎實實的“人民民主”建設互為表里，中國需要在國內新聞傳播制度改革和傳播實踐中真正落實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四權——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只有這樣，中國在國際層面挑戰美國信息傳播霸權才有底氣、有自信和有現實支撐。也就是說，國內傳播秩序的民主化和國際傳播秩序民主化必須并行，而且相互呼應和相互促進。
這里，我們倒是可以參考一下美國的例子。在冷戰初期，美國一邊在國際上急于顯示其自由民主制度相對于蘇聯共產主義的優越性，一邊由于白人種族主義對黑人群體的種族壓迫和隔離政策成了國際輿論的眾矢之的。最終，在國際層面贏得與共產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冷戰的動機成了美國白人精英階層回應黑人群體最基本的民權訴求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也正由于冷戰氛圍的限制，黑人民權運動中更激進的社會和經濟平等內涵被壓制。基于此，美國學者Mary Dudziak把美國黑人所取得的民權稱為“冷戰民權”。我無意把今天中國社會中的階級與階層不平等和美國社會的種族不平等相提并論;但是，我相信，中國如能實質性地提高工人農民等弱勢群體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地位，在國際上提升自己“軟實力”的努力就會事半功倍。
如何看待文化商業化問題
學術前沿：目前，中國的文化產業方興未艾，政府鼓勵支持、企業樂于投入，既有積極的傳播效果，也有過于功利的商業痕跡，您覺得這是中國文化的自我救贖還是自我毀滅?
趙月枝：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不過，我不希望從“中國文化”這樣一個泛指概念出發，更不希望把“中國文化”本質化和從當下流行的“去政治化”角度談文化商業化的影響。從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到漢字再到“舌尖上的中國”，某些價值觀、共同符號和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實踐在歷史上的沉淀形成了特定的民族文化。但是，如我在上面的討論中已有所示，我更傾向于從民族和階級的交互關系角度，以及不同文化在相互交流中產生新的文化的動態社會歷史過程中，來看待文化和文化在當下的商業化問題。
從根本上說，如果文化商業化成了主流，那么，資本家階層資本積累的動機——不管是私人資本還是官僚資本——就主導了一個民族的主流文化。這更意味著，資產階級的文化品味、價值觀和政治意識形態有可能成為這個社會的主導意識形態。這些包括占有性個人主義、拜金主義、消費主義價值觀、商品拜物教和有關自由、民主、人權這些看似“普世”、但在具體的話語霸權體系中有特定階級內涵的意識形態迷思等。
對新產生的資本家階層來說，文化商業化是其得以建立和維護其階級權力，包括前面所談到的本階級和階級聯盟的“文化領導權”的途徑。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不是“中國文化”的“自我救贖”問題，而是一個新的階級和階級聯盟的“自我形成”，也即從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自在階級”轉為“自為階級”，并對其他階級進行統治的問題。
前面已談及以美國為核心的全球資本的跨國金融化及其在信息和文化產業中的擴張。當下，美國大片早已在中國搶灘，迪斯尼樂園很快要在上海落地，韓國的一檔電視節目在湖南衛視演變為更具商業化的、更迎合城市中產階級目標受眾的“爸爸去哪兒”。當年，“超級女聲”和中國自由知識界對其政治意義的一廂情愿的詮釋，標志著商業文化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的雙重勝利;今天，“郭美美現象”則彰顯了極度商業化了的中國媒體和網絡空間以及文化場的墮落，而某些知識分子在郭美美問題上的過分話語投機，則更展示了這一群體希望在任何領域創造一切機遇推行他們自己的“救贖中國”方案的超強政治意識形態動機。總之，文化商業化，也包括媒體商業化邏輯在中國的演繹和深化，不僅意味著資本主義通過在文化傳播市場的擴張繼續得到“自我救贖”，而且也為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意識形態在中國鳴鑼開道。
同時，非商業性的工農文化和民間文化被邊緣化。在國外，花木蘭等優秀中國文化作品和其他中國文化元素被好萊塢挪用和糟蹋;在中國都市，不但“無產階級文藝”和“工人文化宮”已成為過去時，甚至“中國大媽”跳廣場舞也因其與小資文化品味相左而不受主流媒體待見，紛紛以“擾民”框架報道這一大眾文化現象。在中國鄉村，隨著一個個村莊的消失或空心化，作為中華文明主要載體的鄉土文化在快速消失。連《紐約時報》也在2014年2月1日以“在中國，一旦村莊消失，文化隨之消失”為標題表達其痛心疾首之意。
從人類共同體的高度來看，文化和信息產業化及其所支撐的消費資本主義和信息資本主義在創造了過剩的文化和信息消費機會的同時，也深化了經濟和社會的不平等以及人類在幸福觀、身份認同、意義和人們所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等層面的深刻危機。更可怕的是，這些危機正以頹廢、憂郁癥、有害食品、公共健康危機、戰爭、恐怖主義、極端氣候等威脅人類共同體。如果超越狹隘民族主義和文化本質主義來理解你的問題，這些就是“自我毀滅”吧。當然，處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產業鏈上的不同國家和這些國家內部有著不同階級和階層地位的人群對這些問題的體驗是不一樣的。
按理說，在中國，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市場化改革所帶來的社會惡果已被廣泛認知，在價值失序、道德淪喪這些文化層面的問題已十分嚴重的今天，反對文化商業化應該成為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精英階層主流的共識。畢竟，文化事關人與人的關系，事關生命的意義。但遺憾的是，盡管國家在政策指向方面已區分了所謂的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而且最近幾年也加強了文化建設方面的公共投入，但是，商業邏輯和資本邏輯在媒體、信息和文化領域的主導地位卻更加深化了。更令人擔憂的是，信息、媒體和文化領域還發展“支柱產業”，進一步由資本主導這些領域被當作克服經濟危機的手段。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真有飲鳩止渴的意味。
當然，就像中醫文化在國外被一些亞文化群體所欣賞一樣，在當下中國，新生代工人的“打工文化”幼苗，也在國家和市場的夾縫中、在城鄉結合部以各種傳播形態為載體，頑強地開拓自己的生長空間。而在深受市場原教旨主義影響的中國文化教育界乃至媒體界，也出現了新的批判思想和媒體內容。總之，一方面，全球性的文化商業化大潮洶涌，新自由主義作為這一大潮的政治意識形態不但沒有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銷聲匿跡，而且有以克服危機的名義變本加厲，以更極端的方式卷土重來的可能;另一方面，非商業化的、體現人類共同體團結共享精神、尤其是勞動階層價值和理想的文化實踐和知識實踐也在不斷萌生，并在與新自由主義文化意識形態的斗爭與交鋒中成長。
“官方色彩”與媒體公信力
學術前沿：中國媒體的公信力因為其“官方色彩”而被西方社會貶損，但中國媒體也必須受到現有傳播體制的約束，中國媒體如何走出這個“兩難命題”?
趙月枝：的確，無論是出于意識形態或專業身份認同的動機，還是從與中國媒體在國際話語場上競爭的策略來考量，西方媒體經常拿中國媒體的“官方色彩”說事，進而抨擊它們缺乏“新聞自由”。不過，就像“軟實力”的魅力不是先驗性的一樣，“官方色彩”本身也不一定必然沒有公信力，不管是相對于“中國社會”還是“西方社會”。
理論上，把媒體與“官方”相對立是典型的西方自由主義“國家—社會”二元對立框架下的迷思。實際上，即使在“西方社會”，這個框架也不能解釋媒體與“官方”的千絲萬縷的聯系。當然，這更不能解釋，美國國家對外宣傳的“美國之音”在一些國家的親美和異見人士中的“公信力”。一般情況下，西方國家和媒體不會喋喋不休地拿他們所支持的獨裁國家的媒體是否有“官方色彩”說事，更不會貶損這些政權的國際形象。總之，不是媒體的“官方色彩”本身，而是這些媒體的政治傾向性及其所在國的統治階層與西方統治集團的政治經濟利益關系，才是問題的核心。
現實中，就像“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光譜很復雜一樣，“西方社會”更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我們往往把“西方”等同為“西方大國”，特別是美國，進而把美國等少數國家中對中國持批判態度的政客和媒體等同于“西方社會”。這更進一步強化了“西方”尤其是美國統治階級的“軟實力”。
有關媒體本身的話語政治是國際意識形態斗爭的一個重要層面。如果因為西方的這一說辭，中國就按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設計，在通過深化市場化改革把國家變成事實上的資產階級國家后，再按這一意識形態某些教條所規定的國家是市場“裁判員”的角色，將國家“中性”化，同時將中國媒體引上由私人資本操控的道路，那么，西方媒體的意識形態攻勢在中國就真的很有功效了。
實際上，如果中國的官學媒精英真有道路、理論和制度上的自信，那么，媒體的“官方色彩”根本不是個問題，更不用說是個棘手的“兩難問題”了。前面我在談到文化產業化時引入階級分析的視角，在這里，我再“小題大做”和“上綱上線”一次，從國家的性質，也即“官方”代表誰的角度，回到階級分析的層面。幾天前，有機會讀到潘毅教授的一篇文章，討論如何重新認識“中國革命”和“共產主義”之于當下解放性政治的意義。文中就國家、政黨、階級理論問題引用了毛澤東寫于1949年6月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包括他對那些控告“你們獨裁”的“可愛的先生們”的如下理直氣壯的回應：“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我想這段話對我們今天如何面對中國的媒體制度問題應該依然有啟發意義。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之所以有這樣的理論自信，不但是因為有馬列主義有關國家的階級本質的理論武裝，而且有著鮮明階級代表性的中國共產黨剛剛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性勝利。也就是說，當時的毛澤東，是在一個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相統一的境界中寫這篇文章的。展望未來，他所要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對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對反動派實行專政，套用我們現在談論的關鍵詞，就是“軟實力”和“硬實力”互相結合。
今天，中國憲法還莊嚴定義著毛澤東這篇文章所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但是，經過三十多年的市場化改革、社會階級和階層分化以及相應的國家轉型，此國家已非彼國家，此“執政黨”亦非彼“革命黨”，變質的危險很大。最為明顯的是，雖然工人和農民還占“人民”中的大多數，但無論是他們在人民代表大會中的比例，還是他們所占有社會財富的比例，抑或是他們所享有的社會話語權利和文化資源份額，都相對下降了。
繞了這么個大彎，是為了更全面和更歷史地回答你的問題。中國的媒體制度基于共產黨的革命傳統及其“黨報理論”。相反，資產階級把“新聞自由”定義為媒體相對于政府的“自由”。中外反對“新聞審查”和“網絡控制”的話語正是以后者為出發點。如何面對這樣的輿論攻勢?
與對中國媒體和文化的極度商業化的批判相輔相成，我一直是當下中國媒體的城市中產階級偏向、官僚資本化，包括被媒體人的經濟利益和表達需要所劫持等問題的批判者。當下，中共正希望通過重拾“群眾路線”和反腐保持自己的先進性、純潔性和執政合法性。作為這些努力的核心部分，中國媒體應該通過去商業化和推進在媒體制度、媒體組織內部管理與分配、日常生產流程與媒體實踐各層面的去官僚資本化和民主化，來真正落實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四權”，從而贏得自己國內外的聲譽。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媒體民主化意味著被邊緣化的群體有機會進入社會話語空間，它不等于商業化，更不等于私有化和去“官方化”;相反，它要求去商業化和更好地落實“官方”的群眾路線，使媒體的黨性和“人民性”，也即“官方色彩”和“民間色彩”更趨一致。
鑒于現代西方商業媒體制度本身就是與壟斷資本主義相配套的社會傳播方式，中國如果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就必然要求有自己的制度創新。如我曾引用黃平教授所言，追求“軟實力”最重要的不是如何走出去影響別人，而是中國自己得有個被廣泛認同的“文化—倫理格局”，“然后廣大人民身在其中能自得其樂”。如果不再有成群的工人在接二連三的工業事故中失去生命，如果他們中最受壓迫的群體不需通過跳樓自殺來向國家和社會表達他們的絕望，如果一個真正致力于兌現自己立國革命諾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所希望的那樣，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以社會主義的姿態屹立在世界東方，縱使其媒體有“官方色彩”，又何妨?更何況，就像當年遠在延安山溝里的共產黨吸引到了像斯諾這樣的西方進步記者一樣，在與中國媒體的競爭中，西方媒體不但不會因為其對中國媒體“官方色彩”的貶損而得分，反而還會因為偏見而最終失去自己的公信力。同時，那些希望在中國(重新)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聲音，即使在中國被邊緣化和受到國家權力壓制的情況下，相信也不怕沒有國際資本和海外反共勢力提供的媒體平臺。
總之，我以為，在中國媒體的“官方色彩”問題上，出路不應是去官方化。關鍵在于“官方”本身的階級性質和媒體的階級立場。不是中國媒體的“官方色彩”的問題，而是一個宣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官方媒體，有沒有體現“社會至上”的原則和表達最大多數勞動者的立場，才是最值得關心的問題。
(本刊記者譚峰對本文亦有貢獻)
On What Will Power the China Story
—Global Communication Order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Cultural Leadership
Zhao Yuezhi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soft power” originated in particular world geo-political and U.S. domestic political contexts. Its efficacy i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American “hard power” and predicated upon the reality of American global hegemony. Therefore, it is highly problematic for dominant Chinese policy and academic discourses to be framed by this American originated “soft power” concept. In contrast, the notion of cultural leadership offers a more comprehensive, inclusive and profou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because it contains a class analysis perspective and strategies for achieving human emancipation by overthrowing the capitalist system. In order to boost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right and promote democratization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not only consider cooperation with emerging countries in the areas of media and Internet governance, but also democratize China’s domestic communication order. This entails resisting the corrosive impacts of cultural ideology of neoliberalism, revitalizing critic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theories with socialist and internationalist orientations, and above all, insisting upon the priority of the social and foregrounding the standpoint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a’s laboring people.
Keywords: soft power, cultural leadership,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right, commercialized culture, class
【作者簡介】
趙月枝，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學全球傳播雙碩士學位項目主任、全球媒介檢測與分析實驗室主任，中國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加拿大國家特聘教授，加拿大亞太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傳播理論與社會理論、傳播政治經濟學、國際傳播、傳播政策、文化產業、傳播技術與社會發展。主要著作有《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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