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不是通向法治的唯一道路

　　核心提示：整套的西方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可以復制，但歷史、民族文明、習俗是無法復制的。無論是法治，還是民主，都應該具有多元性。西方民主不是通向法治的唯一道路。

 　　A國，1898年就頒布了民主憲法，1907年實行民主選舉，長期實行總統、兩院國會和法院三權分立的政府體制以及兩黨制的政黨制度，曾被稱為“東方民主櫥窗”。甚至是連西方宗教也全盤引入，國民中有93%信仰天主教和新教。

　　B國，獨立后數十年長期一黨執政，而且執政黨利用自己經濟，政治，輿論上的優勢對反對黨進行打壓，比如根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不斷對選區進行重新劃分;突然宣布大選時間，從候選人提名到投票日只有9天;高層領導人公開聲稱，反對黨勝選的選區將付出代價，不能享受到祖屋翻新、各類援助金以及公交線路的路線選擇等。執政黨甚至采用包括法律在內的各種手段打擊異議人士，政府在必要時“不經審判”就可以“無限期拘禁”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士。

　　C地，從19世紀中期以來的150多年里實行的是殖民統治，1985年才開始有間接選舉，它的所謂最高首長一直是宗主國派來的，沒有民主性可言。直到20世紀90年代回歸后，它的行政長官才實現了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

　　上述三個國家或地區，哪個更政治清明、經濟繁榮、法制完善呢?按西方話語來說，無疑是A國，因為它采取了西方的一整套民主，甚至信仰了西方的宗教，西方民主制度自然會導致法治。至于B、C，按西方標準不算真正的民主，怎么能實現法治?

　　可現實卻是與西方話語大相徑庭。

　　B國是新加坡，是國際社會的法治典范。在觀察和促進世界各國法治發展的著名機構“世界正義組織”的“法治指數排名”報告中，新加坡在向公民提供“秩序與安全”保障等多個領域排名世界前列。而且政府以清廉高效著稱，始終處于“全球最清廉國家”之列。C地是香港，一直以“法治社會”著稱，法制健全、政府廉潔、管理高效。兩地的經濟發展也為人矚目，位列亞洲“四小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躋身于發達國家、地區之中。

　　A國是菲律賓，它差不多集中了發展中國家的所有病癥：人口暴漲、貪污腐敗泛濫、司法不公、貧富懸殊、國家負債達到極限、銀行業癱瘓、投資退縮，經濟長期紊亂。其前總統馬科斯在受賄時常說：“放心吧，你們要什么樣的法律，盡管告訴我，我就會讓國會通過。”

　　菲律賓只是一個縮影。在非西方國家，采用西方民主模式幾乎都因“水土不服”而陷入失望或絕望：民主政治成了政治精英的特權、政客們爭權奪利的工具，以及當選者實行“新權威主義”的政治合法性盾牌，法治進展緩慢，甚至造成社會動蕩，經濟、民生遭殃。

　　事實上，“任何法律制度就其本質而言，都是文化的產物，都是與特定的民族語言、歷史、習俗等密切相關的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的文明體系”。即使是西方法律，也具有先有習慣，后由國家認可的自下而上的自發性特征。因此，法治的確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法治確立的成功與否取決于一個國家綜合的政治文化環境，取決于法制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環境生態、黨建等復雜而廣泛的現實因素之間的互動與關聯。

　　整套的西方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可以復制，但歷史、民族文明、習俗是無法復制的。無論是法治，還是民主，都應該具有多元性。西方民主不是通向法治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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