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乃強：香港末日論會否成為現實？

　　民眾對法治的尊重大幅下降將深度影響香港的未來

　　中評社香港1月6日電/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乃強在《中國評論》月刊12月號發表專文《香港末日論會否成為現實》，作者提出：“我們今天可見的損失基本上都屬于暫時性質，我們所看不見的損失，包括對法治和警權的損害，中央和特區政府威信和期望的磨耗，年青一代的蠱惑，只會更嚴重和長遠，也只會逐天增加”;“西方宣傳已久，最近在內地也開始流行的‘香港末日論’是香港未來的宿命?”。作者強調：“這一切都是從弱行政，強司法，犯法者得不到應得的懲罰開始。但這連鎖反應還剛啟動，處于倒數狀態，要停止還來得及。此刻全世界都屏息靜氣，看看當局有沒有這決心和魄力去撥亂反正。”文章內容如下：

　　香港市民的“防疫針”

　　于“占領”剛開始時，香港市民的反應很混亂，同情者有之，中立者有之，慢慢下來，中立派已經陸續蒸發，而同情者也越來越少，更越來越沒有話說。反“占領”的市民，則一天比一天壯大。人類的適應力的確很強，除了“占領區”附近的商鋪和交通運輸的業界叫苦連天之外，一般市民開始慢慢習慣了這種新現實，交通時間預長些，早點出門，生活基本上正常。這樣一來，“占中”這戴耀廷心目中的“大型殺傷性武器”和“核彈”，于事到臨頭卻只達到微型不便手段的效果，反而成為反對力量尾大不掉的沉重包袱，只有幾個騎虎難下的少不更事小年青，還以為繼續“占領”是他們跟中央和特區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

　　因此，我看著不少市民很焦急地希望能通過禁制令，逐步清除“占領”道路的障礙物，開通道路時，心情不免有點矛盾。市民的焦躁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們今天可見的損失基本上都屬于暫時性質，我們所看不見的損失，包括對法治和警權的損害，中央和特區政府威信和期望的磨耗，年青一代的蠱惑，只會更嚴重和長遠，也只會逐天增加，心痛如割。但是另一方面，到了今天，“反占路”已經成了香港市民的共識。這共識只會隨著“占領者”繼續賴著不走而一天比一天增長和鞏固，并且逐漸形成公憤，這等于為香港市民打了“顏色革命”防疫針，對于之后的撥亂反正，絕對有幫助。

　　即便是這樣，誰也不會忍受現時的不正常狀態長期持續，在香港成了“新常態”的。因此誰也知道，“占領”行動一定會結束，而不管中間有任何變化，這場外部勢力籌劃已久，全力推動的“顏色革命”注定會以失敗告終。但是上邊提及的種種惡果，也將毫無疑問地必然遺留下來，并且長期發生作用。現在看來，因為特區政府和員警不敢斷然清場，“占領”行動結束的方式，很可能會是通過法院頒發禁制令，障礙物被清除，“占領者”作象征性的拖延和抵抗，無疾而終。刑事事件民事化，執達吏而不是員警成了主角，中間沒有出現顯著的暴力，也只有少數人被拘捕。

　　這一結果，表面看來是和氣收場，皆大歡喜。實際上，卻引致無窮后患，因為今后各種野貓式的“占領”行為，將成了反對勢力的新常規武器，動不動就祭出來使用。這對于政府和受影響的市民來說，是成本很高的事情，但對“占領者”來說，卻是低成本，低風險的作業。“占領區”將繼游行示威之后，成為香港旅游業的另一條風景線。

　　無可諱言，反對勢力惡搞到今天，已經肯定會使到反對派政黨和政客大量失票，如仍繼續干不得人心的壞事，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和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必將大敗，2017年特首選舉更不可能問津。根據以往中外經驗，目前支持反對派的“黃絲帶”群眾，于挫折之后，大部分很快都會心灰意冷，不再熱衷政治，甚至不出來投票。部分聰明的反對派政客將會溫和化，接受特區之上有一個中央政府，和這政府是由共產黨掌權這憲制事實，以爭取到時已經買少見少的中間票源。種種原因不能或不想走溫和路線的反對派，就只可能放棄議會路線，以不同方式作議會之外的斗爭，最后以萎縮、消失告終。這個過程，起碼十年八載，人事經歷幾番新之后，才能完成。

　　司法主導會否出現

　　這個艱苦而漫長的過程中間，有幾個重災區一定要處理。

　　第一個即時要面對的是整個法律系統。這個普通法的子系統，于回歸十七年之后，還是處于消化不良狀態，未能成功學習如何與內地的大陸法系統在“一國兩制”之下共存。香港的法律界，從教授到法官，大部分都有意識地抱著“倚法拒共”的心態，以我為主，目無中央，成為“無皇管”的“獨立法律實體”，與中央平起平坐，前終審庭大法官李國能最近的發言把這態度發揮得淋漓盡致。特別在大律師為主體的公民黨事事尋求司法覆核的影響，社會中各種爭議都要由法官做裁決，而法院也樂此不疲，來者不拒，司法系統得以不斷擴權。這次“占領行動”明顯違法，而發起人身為法學教授的戴耀廷雖然鼓吹“以法彰義”謬論，也不得不承認違法，并且聲稱將會自首投案。但積弱已久特區政府卻偏偏不厲行執法，員警在違法的“占領區”中還要接受非法“占領者”的管理，并且阻攔市民自發清除障礙物。受害市民逼于無奈，要向法院申請禁制令，好不容易成功申請，但員警依然不敢協助執行。到最后，還得要由法院明令指明員警可以協助，員警才敢準備配合。這樣一來，行政部門等于自愿把它手上的管治權拱手奉給司法部門。司法主導，“法官治港”之局于此全面確立。

　　但是我們毋須過分悲觀。跟年少無知的“中學雞”、“大學雞”不同，一般法律界人士雖然在價值觀上親近西方，鄙視內地，但是除了像戴耀廷這些少數狂熱分子之外，大部分于通常情況之下，還是相對理性和現實的。從近數月來大律師公會多次搖擺不定，前后矛盾，甚至不知所謂的聲明中，可見香港法律界最近時刻都在心腦交戰，重新尋求定位。而盡管司法部門想擴權，想成為“無皇管”的“獨立法律實體”，但李國能在位時也警惕司法部門不要擔當太多政治角色，因為結果只會害苦了自己。法官不應該也不可能有效治港，這點顯淺的道理，我看大部分法官們還是明白的，只是未能忍受擴權的誘惑而已。

　　無論如何，司法部門的設置，功能并非管治，古今中外，都沒有法官治國、法官治市這一回事。香港的司法部門于行政部門弱勢而擴權到今天這地步，已經非香港之福。再下去，行政部門如還稍有志氣要嘗試有效管治的話，不可能不把很大部分它今天已喪失的權力搶回來。行政和司法兩者之間的本位利益爭奪，馬上便要從如何處理違法“占領”的被捕者的分歧而展開，怎樣躲也躲不了。法院如對觸犯刑法的“占領者”作實質性的判刑，行政部門的權威便得以再次確立，司法擴權停止，但這便等于自絕于剛剛還在喝采的普通法世界中。要是法院偏袒明顯的維法者，反對勢力將更加囂張，社會將更加動蕩，行政部門將更加弱勢。

　　四輸之局能否匡正

　　在行政和司法兩者之間的博弈中，作為“第四權”的傳媒自然不能缺席。前線記者從進大學的第一天，就被灌輸司法神圣無上，政府必須監督制衡的觀念，所以在這場角力當中，記者是司法部門的天然盟友。但是傳媒的管理人員和老板，因為種種原因和考慮，以及歷練上的影響，不會像前線記者那樣一面倒的盲目支持司法至上。傳媒管理方和基層前線記者之間于處理有關新聞事件時的分歧，將會更加頻繁的出現，并且會被渲染為官商勾結，自我審查，扼殺新聞自由。這樣的處理，本身很有新聞價值，很能達到聳人聽聞的效果，所以會大行其道，進一步撕裂社會，進一步政治化，中央和特區政府也從而進一步被妖魔化。

　　一有新聞和曝光，政客便會蜂擁而至，乘機吸取眼球。以當前的主流看法，立法會的唯一功能，是代表市民監督和制衡政府，所以連建制派議員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都沒有義務要為行政部門保駕護航，而在人人都爭相抽水的時候，更不可能不踩上一腳，不踩便吃虧。此外，以往使用過的武器如“辭職公投”、“拉布”、“流會”等，必然會無日無之，政府政令不能通過，社會問題不斷增加和累積，怨氣沖天，又作另一次爆發。

　　法官、記者加上議員，各從本身的立場和利益出發，很有默契地共同欺凌官員。以一敵三，特區政府很容易便落在下風，它的形象和管治能力因而會進一步削弱。但是其它三大部門的形象也不會因而好轉，是一場四輸之局。當中輸得最厲害的，當然就是你我等小市民。

　　在未來四權混戰的局面之下，第一個被犧牲的是法治。別看法院擴權風光，在法院之外，市民對法官的中立性，判案的專業無私，都已經越來越表示懷疑。作法自斃，我國古有明訓，只是不大懂中文的法官大老爺們還樂此不疲而已。

　　第二個被犧牲的是治安。法治一敗壞，首當其沖的是社會治安。香港市民習慣了生活于一個安全感很高的城市，單身女士可以在半夜三更出外蹓跶，游客也能安心到處玩。我們很難想像治安不好，能如何生活。

　　第三個被犧牲的是社會和諧。最近不但因“占領”的問題弄到父子不和，夫妻反目，兄弟和朋友之間也明顯出現裂痕。社會出現撕裂創傷，戾氣明顯，人人都心情不好，路上動不動就出現吵架。

　　第四個被犧牲的是生活質素。在上述的環境之下，市民普遍心情憂郁不暢，事事不順。不用很久，社會各種軟件硬體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癱瘓、崩潰，生活質量急速下降。

　　第五個被犧牲的是經濟發展。這一點已經有不少論者提及，這里就不贅了。

　　行文至此，不說看文章的人了，連我自己的心情也十分沉重，看來西方宣傳已久，最近在內地也開始流行的“香港末日論”是香港未來的宿命。

　　但慢著!這一切都是從弱行政，強司法，犯法者得不到應得的懲罰開始。但這連鎖反應還剛啟動，處于倒數狀態，要停止還來得及。此刻全世界都屏息靜氣，看看當局有沒有這決心和魄力去撥亂反正。

　　作者是《中國評論》月刊學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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