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萬科周刊的報道，高更的《我們從哪里來?我們是誰?我們到哪里去?》讓王石思索深商的歷史和未來。最終也讓他決定為這個“年輕”的群體書寫歷史。
深商口述史是我倡議的。其實中國改革開放才35年，深圳特區作為改革開放的窗口，它的工商階層只不過經歷了一代人的時間，與中國其他商幫如徽商晉商比起來，深商的歷史非常短，如果把它比作一個人，它仍處在性格定型的青年期，自我認知還在建立中。一般人印象中的口述史，都是老年人追憶往事，那么，我們為何要為一個“年輕”的群體書寫歷史呢?
記得去年底參加深商迎春大會時，在會議手冊的封底看到高更的一幅畫《我們從哪里來?我們是誰?我們到哪里去?》，當時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未經反思的生活不值得過，作為特區新興的工商階層，如果不去思索這三個根本性的問題，困惑與迷茫終有一天會不期而至。
深商從哪里來?回望20世紀，這是中國劇變重構的一百年，經歷了一次次的革命與改革，“士農工商”的傳統社會格局逐漸瓦解，工商階層也從傳統走向現代。以張謇、榮德生為代表的那一輩企業家，不但利用西方先進的技術開展經營，對社會問題的關注也超越了傳統商人的視野，雖然他們最終沒有做成百年老店，但給后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們身上體現的，正是現代企業家精神。這種精神后來經歷了戰爭的洗禮和時代的考驗，頑強地生存著。1979年，袁庚帶領招商局建立蛇口工業區，既是深商的開端，也是現代企業家精神的延續，更是洋務運動失敗之后的歷史回響。35年一路走來，深商以一種開放的心態，向香港、臺灣、歐美等先進企業學習，抓住股份制改造、小平南巡、香港回歸、互聯網等重大歷史機遇，幫助深圳確立了今天的地位。在這部口述史中我們會發現，雖然大家來深圳可能抱著不同的初心，但回望過去，我們其實都在時代舞臺的邊界內騰挪施展，我們的困惑與突破，是中國工商階層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必然。
與其他商幫商會相比，深商有什么特點?從字面上看，深商像其他商幫商會一樣，是按地域劃分的概念，深商集中在方圓兩千平方公里的一座城市，而其他商幫，如徽商晉商浙商，多以省份為界，深商類似于港商，地理分布上更加集中。雖然如此，但深商卻是中國商幫商會中，地域色彩最淡、來源最廣泛的一支，深圳也有當地的商人，也做的很成功，不過深商更多是來自全國各地，像我祖籍就是安徽，甚至還有來自港澳臺和海外的企業家。大家不因彼此出生地的不同就分出親疏遠近，同時彼此之間也不以血緣作為紐帶，深商中孤身一人南下創業的故事比比皆是，深商中最優秀的代表，也很少見到家族企業，這也正是深圳的特點，它突破了地域、血緣的限制，來深圳創業，無須講究“抱團”、“老鄉找老鄉”，而更需要開疆拓土的“五月花號”精神。
當然，光有這種開拓精神還不足以凝聚一個群體，深商不因地域的區分而“抱團”，大家當初從五湖四海來到特區打拼，一開始不可避免地帶著各自地域的風格，中國不論南北，傳統是官商聯系比較密切，有所謂“官商”或“紅頂商人”的說法，但這種官商生態在深圳“小政府、大社會”的土壤中失效了，經過長時間的碰撞、磨合，深商群體漸漸摸索到了最大公約數，那就是講契約。實踐證明，在一個移民城市中經營工商業，講究契約從長期來看是最可靠、成本最低的解決方案。沒有地緣關系的人走到一起，卻本能地感覺到互相信任，預期彼此會按照一定的規則來做生意，這恰好是現代商業文明最本質的東西。深圳能夠承載這種現代文明，首先歸功于它的歷史包袱輕，其次就是它的“小政府、大社會”特色。這兩點優勢，甚至使得深商在面向世界時，比面對本國其他地區還要從容一點。全國民營企業的著名商標，40%集中在深圳，其中原因，不是因為深圳政府的扶持與保護，而是因為深圳的工商企業，從成立之初，就有參與國際化競爭的視野與思想準備。
以上講了深商的三個特點，相信隨著口述史工作的展開，我們的理解會更全面。但我們不妨從現在就開始思索第三個問題：深圳的企業，已經做到相當大的規模，在電子設備、集裝箱等領域已經做到世界第一，接下來我們應往何處去?
坦率講，對這個問題我還沒有答案，因為自我錘煉和升華是一個永不停歇的過程。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家企業，取得成功后在自己的舒適區間里踏步都是最危險的。深圳過去也有很多知名企業倒在這一區域，因為他們一旦失去了趕超對標的對象而身處領先位置，就不知如何奔跑了，再前進的阻力會越來越大，這就是歷史上常見的“遏制領先”現象。此外，深商雖然形成了獨特的契約精神氛圍，但隨著企業做大和異地擴張，這種氛圍面臨著被同化的風險，中國傳統也講"人無信不立"，但這些原則是有適用條件與范圍的，它們總是處在"家、國、天下"的某個圈層內生效，而非普遍的價值。深商要走向未來，就要敢于超越一時一地的利害得失，超越特定圈層的局限，將講究契約精神這面旗幟堅持扛下去。
雖然沒有答案，但有一個方向是我們深商可以做的：那就是超越自己的企業和行業的分工局限，從整個社會、乃至整個國家的角度去思考未來。記得八年前，我去無錫參觀榮德生修建的梅園，讓我驚訝的是，榮家用自己家族的錢修建了這個公園，不是作為自己私家后花園，而是獻給所在城市和城市居民的禮物，將近一百年后，我們的民營企業家是否可以有類似的承擔?此外，榮老先生當年曾給政府提交過一個地域經濟發展建議書，本質就是后來的蘇錫常規劃，在改革開放35年后的今天，我們深商在考慮未來時，心中能否有這樣的大格局?
以上講了做深商口述史的緣起。中國史書的傳統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西方史書則多用哲學或科學的系統方法去分析事件，無論遵從哪種傳統，這樣一部歷史的意義不光是記住自己的過去、尊重過去，還要服務于深商階層當下的自我建設、自我意識和自我修養，指向我們的未來。口述史是一項系統工程，很高興看到第一期已經采訪到12位深商，當然這只是深商群體的一小部分，未來的工作還很漫長。讓我們共同努力，把口述史這個系列扎實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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