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萬沒想到，2014年的第一天，早上起床打開微博，看到的第一條信息就是外灘發生踩踏事故。截至2日，已造成36人死亡，40多人受傷。
震驚、哀悼之余，各種反思照例如潮水一般涌來。當然，最多的反思是指責政府組織管理不力，事先沒有預案等等。思路最廣最有創意的還是得屬那位說問題都在于外灘沒有私有化的，真是個有想象力的解釋。不過咱們正常人還是算了，就不要信這個了。咱們換個角度說說這件事。
先來重溫大家都熟悉的一個小故事：淝水之戰。話說東晉時期，已經統一北方的前秦苻堅率百萬大軍南征，誓滅東晉，還留下了投鞭斷流的著名典故。當時的前秦橫掃西北、華北，統一了整個北方的廣大地區，兵多將廣，而東晉只有江南半壁江山，兵弱將寡，淝水之戰時，前秦投入的軍隊搭八十多萬，而東晉的軍隊只有五萬人。這個形勢對比堪比赤壁之戰，而結果也和赤壁之戰一樣，東晉以弱勝強，擊敗了強大的前秦軍隊，并直接導致前秦崩潰。
說是東晉擊敗了前秦，其實并不準確。因為在戰爭初期，前秦軍隊進展順利，很快就將戰線推進到了東晉邊境，雙方隔淝水對峙。冷兵器時代的戰爭，不可能隔著河拿大炮轟，必須有一方過河，雙方才能接觸，才能打得起來。晉軍要求前秦軍隊后退，騰點地方讓他們過河。苻堅想著，等東晉軍隊渡河到一半的時候，他讓秦軍出擊，可以輕松獲勝，就下令全軍后退。這時候，前秦陣中的東晉降將朱序大喊了幾聲“秦軍敗了、秦軍敗了”。近百萬人的軍隊正在后撤，后面的人不知道前面發生了什么，前面的人不知道后面發生了什么，聽到這個消息都以為已經打了敗仗，就開始逃跑。一跑當然就亂了，東晉軍隊趁機掩殺，大獲全勝。
需要注意的是，在冷兵器時代，殺人效率其實并不高，所以就算東晉的五萬軍隊放開了砍殺，秦軍不做任何抵抗，要殺完80多萬人，也不是一時半會就能完成的任務。所以古代作戰多用奇計，要大規模殺傷敵人，最好用的辦法只有水淹、火攻，《三國演義》里這種仗很多，再要不就是像項羽對待投降的秦軍一樣，活埋。
史書記載說：“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這就是說，真正被東晉軍隊殺死的秦軍其實并不是大多數，在后撤途中相互踐踏而死的才占大多數。
同樣的例子還有明朝的“土木堡之變”。五十萬明軍被二萬韃靼軍隊前鋒襲擊，夜里不知道情況，將士們沒有任何組織，就開始逃跑，同樣也是大量的人死于“自相蹈藉”，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踩踏”。其實，在古代戰爭中，這樣的事情很多，許多戰爭中的死傷都并不是被敵人殺傷，而是前鋒一旦被敵人擊敗，后面的將士開始無組織地逃命，這時候就會出現大規模的“踩踏”，從而導致大量傷亡。
這還是經過訓練的士兵，而且本來還有旗幟、金鼓這樣的統一指揮方式，雖然落后，但總比沒有要好得多。現代人雖然技術上比古人先進了許多，但總的來說，人性的變化并不大。在大規模人群聚集的時候，一旦出現混亂，大家的第一反應都是逃命，這時候如果沒有組織，沒有統一的指揮信號，大量人群無組織、無序地移動，就很容易出現大規模踩踏事故。
這樣的事情國外有很多例子，國內也有，最近的當然是上海外灘踩踏事故。所以許多網友已經指出，主要責任在于上海官方組織管理不力，沒有做好人流引導疏散工作。這是很有道理的。
但我們也可以很容易地舉幾個反例。從人數而言，外灘地方狹小，就算人多，也就是幾萬人。而在文革期間，偉大領袖毛主席八次接見紅衛兵，都是上百萬人的規模，卻未發生過這樣的事故。我以前有個同事文革期間去北京串聯，受到過毛主席接見。他回憶說，當時他身上只有五毛錢，坐車不要錢，到了北京，下了火車就有很多群眾組織在接站，他隨便跟了一個群眾組織就走了，他們安排他食宿。接見的當天，他們一早就起來，組織大家排隊，然后按照規定的順序排隊進入天安門廣場，等候接見。接見完了，再各自按照隊伍退出廣場，現場并不混亂。
外灘踩踏事故發生后，有消息說，是有人在現場撒形似美元的代金券，造成混亂，所以才發生了慘劇。此說目前已被上海警方辟謠，我們暫且不說。但要說美元對現場群眾的吸引力大，難道會比文革期間毛澤東本人對紅衛兵的吸引力更大嗎?但據我那位同事說，當時毛主席和陳毅坐在吉普車上檢閱紅衛兵的時候，群眾雖然情緒也很激動，但并沒有一窩蜂似的往前亂擠，所以并沒有什么問題。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對比呢?原因之一當然是那時候群眾運動多，大規模的群眾活動也多，所以政府機關組織管理比較有經驗;另一方面，從群眾來說，參加這種活動多，自然也有經驗，會服從現場人員管理疏導，不會亂動。而此次外灘踩踏事故中，上海市公布的第一批遇難者名單上共32人，只有一位37歲，一位34歲，其余都在26歲以下。這就是說，遇難者以90后居多。眾所周知，1980年代的中國還有一些大規模群眾集會活動，而在1990年代之后則很少，所以90后一代年輕人對大規模群眾活動幾乎沒有什么經驗。所以，一旦現場出現混亂，就容易失控，導致嚴重后果發生。
其實，從組織管理角度說，現在的警察數量遠遠超過文革期間和980年代，但組織管理大型群眾集會活動的效果卻遠遠不如文革和1980年代，原因何在?
我們在這里小小的掉個書袋。陳柏峰在其文章《群眾路線三十年》中分析了群眾路線不僅作為政治路線，而且作為一種有效的社會組織管理工具，在毛澤東時代發揮了重要作用。正是因為當時存在大量的群眾組織，而這些組織都是建立在熟人圈子的基礎上的，因此組織管理成本較低。而在1980年代以后，原來由群眾組織承擔的一些功能也逐步轉移到了警察和城市管理部門頭上，而這些部門的運轉和工作都需要經費支持。同時，由于社會轉型期的矛盾多發，警察承擔的社會管理只能越來越多。因此就造成了一個現象，一方面是警察人數不斷增加，經費也跟著增加，但另一方面警察總是不夠，經費總是不足。也就是說，原來依靠群眾組織，不用花錢就可以辦的事情，現在都必須靠增加警察數量才能辦，而且必須得花錢。
從這個意義上說，群眾組織自1980年代以來的衰落，同時也意味著群眾自我組織和管理能力的日漸衰退，進而導致了國家必須承擔的功能增加。如果我們進一步觀察，還可以說，群眾自我組織和管理能力衰退的過程，與“基層政權空心化”這一社會學界已經形成普遍共識的現象基本同步。為什么呢?
因為群眾需要組織起來，但組織起來需要有人去發動、動員和領導。在“革命的20世紀”的中國，這個功能無疑是由革命黨承擔的，前期是國民黨，后期是共產黨。正是因為國民黨的“政黨國家化”，使其基層組織和動員能力衰竭，才為共產黨提供了崛起的機會。1980年代以來，中國日漸蛻變為一個去政治化的社會，共產黨自身也經歷了“政黨國家化”的過程。而在1990年代后，隨著國家化的發展，政黨對基層社會的組織管理功能也日漸衰弱，從而為一些以反政治的面目出現的組織進入基層提供了空間，比如教會和一些邪教組織。簡單點說，這種現狀就是群眾還在，但是群眾組織不知道去哪兒了。
在這個意義上，不管你領導不領導，群眾就在那里。好人不去領導，壞人就會去領導。這也是姜文的電影《讓子彈飛》和《一步之遙》的主題，群眾就是這樣，好人組織起來可以做好事，壞人組織起來可以做壞事，關鍵就在于誰去組織和領導群眾。所以毛主席反復講，群眾路線不光是從群眾中來，還要到群眾中去，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讓群眾參與。讓群眾參與，就會變成群眾運動。文革結束之后，“運動”就成了一個充滿負面含義的詞匯，好像運動就是整人似的。事實上，運動只有變成群眾運動，才有政治效果，群眾運動只有在黨的領導下才能發揮更好的作用。從共產黨的歷史經驗看，當群眾運動能夠在黨的正確領導之下的時候，往往能夠發揮出巨大的功效;而一旦失去黨的正確的政治領導，群眾運動就會走向無序化、盲目化，變成整人運動，走向自己的反面。
所以說，掌握群眾必須通過群眾組織掌握，不去發動和組織群眾，不去領導群眾組織，最后的結果就是一方面只能越來越依靠“法治”，另一方面群眾和干部、政府之間的隔膜乃至不信任日漸加深。對于中國這樣規模龐大的國家來說，國家必須承擔的功能有很多，但不必事事躬親，有些可以交給群眾組織的事情，就應該交給群眾組織去做，而不應該越殂代皰，結果反而成了政府給自己拉仇恨，將民怨引向了自己。
慘劇已經發生，如果我們活著的人能從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訓，也算是對死者的告慰。如果外灘踩踏事故能讓我們意識到背后的群眾自我組織能力的衰退，進而檢討之，應該是對死者最好的紀念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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