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黃艷紅：鄧普頓基金會的宗教傾向及其資助情況調查
近年來，一個來自美國的基金會頻頻出現在中國學術界。這就是鄧普頓基金會(The 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它的資助遍及研究項目、培訓項目、出版、會議以及中國學者出國參加會議，等等。它不僅資助以宗教為主題的研究項目或著作出版，而且還資助名稱上看似與宗教沒有太大關系的研究項目和會議，如2008年在北京大學召開的“當代中國科學、精神與價值未來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2年，它又將年度鄧普頓獎頒發給了達賴喇嘛。這個基金會到底是什么來頭?它有何種傾向?它主要資助什么樣的項目?國外學者有何評價?這些情況國內學者似乎很少有涉及。本文就對該基金會的上述情況作一簡單介紹。
一、 鄧普頓基金會的歷史與鄧普頓獎的宗教傾向
鄧普頓基金會成立于1987年，辦公地址在美國費城，其創辦人為約翰·鄧普頓(John Templeton，1912~2008)，他是一位投資家②，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1912年，他出生在美國田納西州，1934年畢業于耶魯大學，1936年在牛津大學巴里歐學院獲得一個法學學位。1938年開始闖蕩華爾街，并很快創立了幾個國際投資基金。1954年成立了鄧普頓信托投資基金。
1972年，約翰·鄧普頓創立了全世界獎金額最高的個人年度獎——鄧普頓獎。據稱，該獎項是用來獎勵那些對確證生命的精神層面做出杰出貢獻的人。該獎金數額現為每年逾百萬英鎊，超過諾貝爾獎的單項獎金。該基金會宣稱，這也是他強調自己信仰的一種方式，因為他認為精神領域的進展與人類奮斗的其他領域的進展一樣重要。1987年， 約翰·鄧普頓基金會成立，成立之初聲稱，期待該基金會撇開教義和個人的宗教信仰，尋求那些能夠用自己的方式來回答“重大問題”(the Big Questions)的人，這些人必須有創新、有創造力、有熱情、開明而歡迎競爭和新觀念。2008年，約翰·鄧普頓的死訊曾刊登在著名的科學期刊《自然》雜志上，該報道稱他為一位“偉大的科學崇拜者”，并認為他對科學和上帝的熱愛促使他成立了鄧普頓基金會。
在鄧普頓基金會的主頁上，放著其創辦人約翰·鄧普頓的一段話，通過這段話，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卻看不到對科學的崇拜，或者說，看到其對科學的崇拜完全是出于信仰的。
生存的最好方式是什么?上帝有多宏大?有限的生命如何與無限相連?上帝創造天地萬物的目的是什么?我們要如何才能對其目的有用?這些永恒的問題曾經激勵過很多時代人們，同樣也激勵著今天的人們，將人類的靈魂與哲學和智慧之愛連接起來。
——約翰·鄧普頓
鄧普頓獎獲得者有超過三分之一都是致力于科學與宗教的對話，除了少數幾位神學家外，以自然科學家居多。到2012年，該獎項的獎金額已達110萬英鎊(合170萬美元)，超過了單項諾貝爾獎金。該基金會近年來不僅頻頻資助與中國有關的學術研究，還將2012年度鄧普頓獎頒發給達賴，足見對中國的興趣。2012年5月14日，達賴在倫敦圣保羅大教堂接受了該獎，并發表了演講。鄧普頓基金會的網頁上刊登達賴喇嘛獲獎的信息時，稱他為藏傳佛教的精神領袖，并將他的國籍寫作印度。頒獎理由里稱，達賴喇嘛是一位著名的西藏精神領袖，致力于宗教信仰之間的同情、普遍倫理與和諧。頒獎詞還說，他對數百萬人進行了精神鼓舞，他對科學與宗教之間的結合點保有持久的興趣。
不僅鄧普頓獎的頒發體現了該基金會明顯的宗教傾向，它資助的研究項目也是如此。
二、 鄧普頓基金會資助的研究及其宗教傾向
鄧普頓基金會宣稱他們資助的核心領域是科學與“重大問題”，但是何為“重大問題”，說的非常抽象。其實我們只要通過它資助的具體項目就可以大致了解其資助研究的傾向。自1987年成立以來，該基金會每年資助的金額不斷增長，到2011年，捐贈的金額規模已達23億美元。每年用于項目資助的金額不低，2010年為就達6600萬。就資助項目來說，2011年共有300個項目申請，其中有143個獲得了資助，平均每個項目獲資助68萬多美元。當然，這些項目中42%的資助額都低于25萬。這樣算來，2011年的項目資助已達9700多萬元。
按基金會自己列出的核心資助領域來看，有如下八個領域：對話中的科學(Science in Dialogue，47個)，人類科學(Human Sciences，41個)，數學與物理科學(Mathematical and Physical Sciences，39個)，自由與自由企業(Freedom and Free Enterprise，39個)，哲學與神學(Philosophy and Theology，35個)，個性開發(Character Development，35個)，生命科學(Life Sciences，14個)，異常認知的才能與天賦(Exceptional Cognitive Talent and Genius，7個)，遺傳學(Genetics，4個)。
所謂“對話中的科學”，基本上都是指科學與宗教的對話，要么是借科學之名來研究宗教，要么是對比科學和宗教，有的甚至是貶低科學抬高宗教。我們只要看看其中的一些研究項目的名稱就能看出來。如一項研究項目的名稱為“科學解釋的有限性”(該項目獲得200萬美金的資助)，還有一項題為“為何具備對科學的知識對宗教實踐和神學來說是一件好事?”此外，還有一些莫名奇妙的研究項目“基因，神與慷慨：DNA和文化中的陰陽”。總之，這些研究項目沒有一項不與宗教或神學相關的。
所謂人類科學，也多多少少與宗教相關。如芝加哥大學申請獲得一個項目名稱為“為了醫學作為一種精神實踐：關于醫學與宗教臨床學者的計劃”，該項目獲得了260多萬美元的資助;還有一項杜克大學獲得的經費數額不低的項目，其名稱為“抑郁癥患者并伴隨慢性疾病的常規治療與宗教精神治療之比較”。
可以說，這些資助項目中大部分都與宗教相關，而且其研究傾向明顯是偏宗教的。也就是說，它的資助對象非常不平衡，只有那些和宗教相關并研究傾向明顯偏宗教的項目才會容易獲得資助。這樣，它得到的對所謂“重大問題”的答案自然也是片面的。
如果說外國學者申請到的這些項目我們難以詳細了解，那我們可以詳細地考察它資助的與中國密切相關的項目。
鄧普頓基金會在中國進行學術資助活動始于1994年。最初，它資助北京大學哲學系與“美方學者”共同發起的“中美哲學-宗教學研討會”。2002年，美國神學與自然科學研究中心攜該基金會的資助，在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地召開了“宗教與科學”國際論壇。近年來，該基金會在中國的資助活動更加活躍，傾向也日趨明顯。以其資助的兩個項目為例來看。
1. “科學、哲學和信仰：中國學者計劃”項目。這個項目于 2005年啟動，由美國加爾文學院獲得，項目經費為200萬美元。該項目的目標是，“在中國產生一個成熟的有關‘哲學、科學和信仰’的交流體制，用以訓練學者，強化對中國大學生的教育，并維持和深化在中國的調研。”具體方案包括：(1)邀請24位中國研究生和9位博士后到貝勒大學、圣母大學和加爾文學院等教會大學和神學院訪問學習;(2)提供一萬冊的有關圖書;(3)召開一系列講座和研討會，由基督教哲學家協會選派12位學者輪流執教;(4)選24位中國學者到西方開密集研討會;(5)在北京大學召開重要會議，基督教哲學家協會成員到場;(6)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論文集，并作為教科書廣泛采用。該項目負責人還表示，期望中國的知識分子會在今后做出“獨特而有力的貢獻”。這個方案和目標已經非常明顯地顯現出要使中國知識分子基督教化的傾向。
該項目先后在武漢大學和復旦大學開展了“科學和宗教”系列講座。在武漢大學的四位講授者中有三位來自加爾文學院，雖然他們的頭銜是科學家或哲學家，但他們講授的內容基本上都是假科學之名講神學之實。所謂的“科學與宗教的對話”，實際上是用神學詮釋科學。
隨后，在復旦大學舉辦了第二個系列演講，并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論文集《科學與宗教：二十一世紀對話》。這些演講者反復申明：一方面，科學研究本身并不會包含無神論;另一方面，有神論不僅可以和各種科學理論相適應，而且還能超越科學，幫助人們理解宇宙和人生的根本意義。他們演說的內容充滿了基督教神學觀點，非常鮮明地捍衛有神論和唯心主義立場，并明確提出要用基督教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塑造中國人的靈魂。
2. 2009—2013“中國宗教與社會” 研究和培訓項目(CSSP)。2009年，美國普渡大學從鄧普頓基金會申請到一個項目，題為《中國人的靈性與社會項目：研究和培訓的啟動》，經費也是近200萬美元(他們給中國學者的研究經費僅為50萬)。
該項目不僅為中國學者的宗教社會科學課題提供研究經費，對研究人員進行系統培訓，還為開設宗教社會學課程的大學教師提供暑期進修班。2010年資助了16個個人課題，2個中心課題。與課題申請配套，本項目舉辦了三期培訓工作坊。第一期于2010年暑期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由入圍的30位申請者參加，內容包括研究設計及課題申請報告的寫作，為期大約兩周，由該項目提供參加工作坊的食宿費用和旅費補貼。第二及第三期于2011及2012年暑期在普渡大學舉辦，每期一個月，由獲資助的12-15位研究者參加，費用也是由項目提供。培訓內容包括研究方法、資料收集、數據分析、以及期刊論文的寫作。此外，在2010到2012年暑期舉辦宗教社會學教師進修班，參加人員為已經或計劃開設宗教社會學課程的大學教師，人數不超過20人，將根據本人申請和校系推薦擇優錄取，要求連續三年參加。三年的暑期教師進修班將分別研討宗教社會學初級、中級、高級課程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
雖說該項目讓申請者自行設計研究項目，然而其申請資格和研究主題的要求卻并不如此。在申請資格中明確規定，“課題研究必須是對于中國(大陸)宗教與靈性的實證研究”。研究主題包括四個方面：(1)宗教與企業家精神;(2)社會資本與宗教資本;(3)宗教與公民社會的建設;(4)宗教市場論研究：紅色、黑色及灰色宗教市場。從這些主題的設置就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它在價值取向上是肯定和頌揚宗教的。該項目研究課題的設置主要是對中國大陸進行調查，了解大陸宗教的分布及其相應的影響力狀況。
三、 西方學界對鄧普頓資助研究傾向的批評
該基金會的宗教傾向已受到不少外國學者的批評。2010年，進化遺傳學家弗朗西斯科·阿亞拉(Francisco Ayala)因為在“肯定生命的精神層面有特殊貢獻”獲得鄧普頓獎時，美國科學院公布了獲獎通知，為此遭到一些科學家的抨擊，而引發了一場爭論。有些批評是比較溫和的。來自加州理工學院的宇宙學家西恩卡羅爾說：“鄧普頓基金會是出于真誠的，他們贊成科學，同時又希望看到科學與宗教能夠調和。這并不邪惡，也不狂妄，但就是不對，這完全就是一個錯誤。我并不是要美國科學院發布一則無神論的正式聲明，他們也并不需要選擇一種立場，科學院能選擇的最好方式就是敬而遠之。”此外，還有一些更加尖銳的評論。如著名的進化生物學家、無神論者理查德·道金斯就說美國科學院公布獲獎通知簡直就是“自取其辱”。此前，道金斯在2006年出版的《上帝的迷思》一書中就抨擊過鄧普頓基金會，說它腐化(corrupting)了科學。早在2002年的一次電視節目中，道金斯就呼吁成立一個“反鄧普頓”(anti-Templeton)的組織，并說如果他的書暢銷的話，他就行動。于是2006年，他發起成立了“為理性與科學的道金斯基金會”(The Richard Dawkins Foundation for Reason and Science)。
2011年，《進化心理學》(Evolutionary Psychology)專門發表一篇評論，公開質疑鄧普頓基金會。該文指出，鄧普頓基金會聲稱其重要目標之一就是要在科學與宗教之間建立更緊密的關系。而對很多科學家來說，這是一個詛咒。因為在很多科學家看來，科學和宗教是不相容的，兩者的關系只能建立在作假和無知的基礎上。而對某些想調和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科學理解的科學家來說，是歡迎的;還有一些科學家，不管宗教不宗教，只要是科學資助(哪怕是該基金只有部分資助科學研究)，不管什么來源，他們都歡迎。該文列舉了5點對該基金會的正直性提出了質疑：(1)該基金會成立之初就公開宣稱自己是一個親宗教的組織;(2)基金會的組織結構和獎項授予方面有明顯的任人唯親傾向;(3)基金會所謂“重大問題”的受調查者多為該基金會的顧問和受資助人，卻暗示在比例上是平衡的;(4)基金會經常資助國外一些有聲望的組織開展活動，卻不讓參與者和觀眾知道資金的來源;(5)該基金會及其主席，都曾有過資助反科學活動和組織的歷史。③
可見，這位作者批評的是這種掛著羊頭賣狗肉的行為，及其對學界的壞影響。盡管鄧普頓基金會企圖為自己建立一個在宗教和科學之間中立的形象，但實際上它的目的不過是用科學和已確立地位的科學家的影響力為宗教辯護。然而，總的來說科學界有比較成熟的評判體系和評價機制，也有較強的糾錯能力，所以，要在科學上真正站住腳，光靠資助進行偏宗教的研究還是不夠的。更令人擔心的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恰好，該基金會在中國開展的多項資助都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它支持親宗教的研究和培訓項目，資助《科學與宗教的對話》等會議的召開和相關論文集的出版，等等，已經在中國造成了不小的影響。它將對中國的學界產生何種影響，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嚴重關注。
【注釋】：
① 本文有關鄧普頓基金會的材料均來自鄧普頓基金會的網站：http://www.templeton.org/和提到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網站。
② 福布斯資本家雜志曾稱他為“全球投資之父”及“歷史上最成功的基金經理之一。
③ Bains, S. “Question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2011. 9(1): 9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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