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云：宗教熱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沖擊和影響

基督徒孫海英夫婦參與見證會（資料圖）

　　2011年12月-2012年5月，筆者前往北京、山東、黑龍江進行了調研，圍繞宗教熱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和沖擊，采用訪談和座談的方式，進行了調研。在北京，到宣武門天主教堂、海淀區的一所神學院、大興的一座基督教堂進行了實地參觀和訪談。

　　一、 宗教熱的出現

　　當今的特點是世界范圍內的歷史感的模糊并由此而導致的生活意義的喪失，是理想和道德源泉的枯竭。誠如吉登斯所說，“在晚期現代性的背景下，個人的無意義感，即那種覺得生活沒有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東西的感受，成為根本性的心理問題。我們應該依據對日常生活所提出的道德問題的壓制來理解這種現象，但它拒絕任何答案，‘生存的孤立’并不是個體與他人的分離，而是與實踐一種圓滿愜意的存在經驗所必須的道德源泉的分離。”。

　　宗教熱的出現，與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存在的不足與密切關系。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進入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雙重變革時代。變革與轉型孕育著生機和創造力，推動生產力的迅猛發展，也經歷著社會巨變中傳統主流價值的失范，中國社會存在著嚴重的信仰紊亂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內，“一些黨員、干部忽視理論學習、學用脫節，理想信念動搖，對馬克思主義信仰不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缺乏信心”。課題組的調查顯示：

　　在當前，主導信仰已經在相當一部分人的心目中逐漸淡化。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調查和“北京青年發展報告”的調查結果均表明：“擁有金錢和財富”替代了“為一種崇高的信仰奮斗”，選擇“為共產主義奮斗”的比例只有8.8%，選擇“入黨入團”的比例只有2.9%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作的“轉型時期的社會倫理道德”的大型社會調查，其中有一道“有無信仰”的調查題，被調查者回答“有信仰”的只占28.10% 。 課題組的另一調查顯示為：

　　在主導信仰出現淡化的同時，拜物崇權傾向日益凸顯。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我國社會信仰的特點突出表現為：一是對金錢的無限崇拜。2010年3月，英國路透社和另一機構合作的調查結果顯示，在抽樣的23個國家中，中國、日本和韓國三國的民眾最相信“金錢萬能”，并列成為世界第一“拜金主義”國家。兩天之后，中國的“環球網”跟著這段消息，在網上發起了一個“中國是第一拜金主義國家嗎”的調查，結果有八成人選擇了“是”;在接下來的調查中，有約六成網民承認自己是拜金主義者。2010年6月下旬，廣東的18位億萬富豪通過網絡和報紙等媒體選妻，不到一個月竟有5萬多靚女報名參選，這足以說明社會對金錢的崇拜。二是對權力的畸形崇拜。相當一部分人深信，權能帶來利，兩者之間是成正比的，升官就能發財，掌握權力越大,，所能享受到的利益也就越多。福建省政和縣原縣委書記丁仰寧因買官賣官、收受賄賂被判處無期徒刑。他就是這樣認為：“千里來當官，為了吃和穿”;“當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當官不收錢，退了沒本錢。”他看破紅塵，對妻子的悄悄話是：“權有多大，利就有多大。”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研究所對一些省市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有近1/ 4 的人追求“做官”， 超過1/ 3 的人追求“出名”。

　　由于當代中國處于極度變化的時代，社會轉型速度加快，導致社會信仰問題方面普遍缺乏理想信念，功利主義思想比較嚴重。

　　伴隨著市場經濟的推進，市場經濟的負面作用也開始顯現。市場經濟發展造成的最大悖論，就是在促成人的解放的同時造成了人的物化，在促成人的獨立的同時造成了人的孤立。“原子化”、“碎片化”成為現存社會的基礎。正如馬克思指出的：“盡管競爭把各個人匯集在一起，它卻使各個人，不僅使資產者，而且更使無產者彼此孤立起來。”這種孤立的個人只能感受這顛倒的現存，而無法改變現存去開拓未來;只能直觀以致屈從現實、或在道德憤慨和幻想中超越現實，無法真正面對現實去改造世界。

　　由于宗教對于現實生活具有補償功能，社會弱勢群體對于宗教信仰比較虔誠，容易從宗教信仰中獲得安慰。筆者的一個親戚內退后感到非常孤獨，也無所事事。后來加入教會后，感到有皈依感，教唱詩班兒童唱歌曲二十多年，感到很充實。湖北京山縣沙村的基督教徒曾玉香曾向人講述她信教的原因：“(我)60多歲時癱瘓了，躺床上，拉都拉在床上，兒媳婦喂吃的，吃不下。信徒把我拖到她們家里，喂給我吃的，大小便都她們弄。他們天天喂我雞蛋(羹)吃，像喂小孩一樣，我吃不了，也不喜歡吃，他們就說：“耶穌要她吃吧!”我就會吃了。以后站立什么的，都是他們禱告耶穌要我怎樣怎樣，我就都會了。在信主的家里，(就是)孫志芬家，過了20天，就完全好啦，走回來的，別人看到都買賬，奇怪得不得了，好多人就跟著我信了。”

　　2012年3月26日筆者在黑龍江省綏濱農場與教堂執事長付寶英進行了數小時的訪談。這個執事長原來為一下崗職工，初中文化水平。她告訴筆者，她信教的原因是信教使她丈夫病好了，使她女兒找到工作，她說她信教后感到很充實，還說許多教徒信教后孝敬父母、鄰里關系好了。筆者在教堂中觀察發現，下崗職工、退休職工是這個教堂信徒的主要組成部分。在交談中，她還建議我們國家將基督教設立國教，我們國家就安定和諧了。她還舉美國例子來說明。筆者問這些信息從何而來，她說從網上看的，特別是看了北京科技大學趙曉教授的文章。

　　宗教熱的出現與我們對宗教問題的忽視也有關系。一是對黨的宗教政策缺乏宣傳普及，特別在基層，對宗教諱莫如深，很多地方不管不問，任其自由發展，只要不出事就行，這導致信教的人越來越多，宗教勢力發展很快。綏濱農場教堂執事長付寶英對筆者說，她們教堂正資助三名學生在神學院學習，她們教堂信徒已經達幾百人，籌資幾百萬元蓋了非常漂亮的教堂。二是對宗教知識和宗教教義非常不了解。在調查中發現，許多人對宗教“不了解”、“將信將疑”。這為少數人歪曲教義創造了條件，造成一些人支配了教徒。三是對宗教的作用缺乏足夠的重視。一旦教徒發展到一定程度，就無法收拾。

　　信仰關乎人的生命，是對人的生死問題的終極判斷。有了信仰，個人的生命就可以同某種群體的生命聯系在一起，獲得集體化存在，短暫的生命就可以同某種不朽聯系在一起，獲得永恒化存在。一旦確立某種信仰，個人的生命就獲得了意義，信仰上的意義。基督教最根本的就是抓住了個人的來和去的問題，生與死的問題，暫時的個人與不朽的上帝的關系，暫時的塵世生命與永恒的天國存在的問題。當年的革命志士，確立了共產主義的信仰，把個人的生命同人民的解放聯系起來，把短暫的生存同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聯系起來，即便是在敵人的屠刀面前，也無所畏懼，因為他已經在信仰層面上獲得了不朽的生命。

　　但是，當前，中國的信仰體系出現了很大問題。中國傳統的文化和信仰體系在幾次大的沖擊下，越來越暗弱，難以成為當代中國人的共同信仰支撐。改革開放之后，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作為一種信仰體系，遭到巨大沖擊，盡管在黨和國家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中仍然作為信仰體系而倡導，但在社會大眾乃至一些黨員領導干部當中，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力量、精神維系力量卻極大地削弱，以至于在當今中國出現了大量的“兩面人”現象，口是心非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少數，人格分裂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實。

　　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傳統日益被沖淡，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日益被沖淡，而物質主義、實用主義、無政府主義則大為盛行。這同30多年來我國經濟改革的學理基礎很有關系。中國改革開放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國的經濟學家從西方經濟學家那里借用了實用主義倫理學作為理論基礎，因此提出的思路和論斷往往忽略人的社會性存在、社會發展這個根本目標，而演變成為單純的經濟增長取向。以物質積累作為判斷改革成敗的標準，以財富多少作為價值判斷的標準。社會的物質化，導致了人的精神世界的日益枯竭，信仰失去了存在的空間。

　　隨著當代中國社會生產力要素的多元化，生活方式和精神文化日益多樣化，各種宗教文化從日益多樣化的精神生活中獲得社會資源。

　　社會轉型時期，原有結構解體，傳統法則失范，變革加劇，人心失衡。價值的窘困與情感的沖突，形成過渡時期社會心理的無所適從和抑郁沮喪。在建設市場經濟的艱難探索中，成功者與失落者都紛紛回歸傳統宗教文化，從神秘主義的信仰中，尋找精神寄托或超能力的解脫，使各種精神信仰文化獲得蓬勃發展的空間。宗教文化在民眾信仰市場上取得越來越多的份額。中國社會出現了宗教熱。這些年來，我國宗教發函有加速的態勢，主要特點是：大眾化、知識化、年輕化、世俗化。境外宗教滲透呈現主體復雜性、活動計劃性、范圍廣泛性、形式隱蔽性、手段現代性、態勢進攻性、目的欺騙性。經過調查，發現宗教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信教的人越來越多，社會上對信教者越來越包容。

　　這首先表現為宗教類別繁多，世界上的幾大宗教在我國基本都有組織和影響。筆者自2006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以來，因為工作關系，最近6年在全國跑了十幾個省，發現在許多地方，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教堂。在從浙江蕭山機場到杭州市區的路的兩邊，上面有十字架的建筑比比皆是。在河南省臨穎縣南街村這個“共產主義小社區”的旁邊，是一個非常漂亮的清真寺。北京大興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對面是兩座可以與教育行政學院建筑媲美的非常醒目的基督教堂。

　　目前，我國四大宗教教徒的人數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其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數發展最快。據網上披露，全國基督徒人數從改革開放初期的70多萬，發展到2010年的8000多萬(另一說為一億三千多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5.92%，比8026萬中國共產黨人還多三四百萬，而且還以每天上萬人的速度增長，使我國成為僅次于美國、巴西的世界第三大基督教國家。貴港市三塘鎮長興村，現全村一千三百人，1978年前僅有不到10%的村民信仰天主教，現85%以上的村民是天主教徒，教堂比學校還建得漂亮，每到圣誕節比春節還熱鬧，但最令人揪心的是在讀中小學的孩子都加入了天主教，雖說每個人都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對未成年的孩子來說，這是在跟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爭奪下一代。 現在信教的人包括各種各樣的人，社會各層次都有信徒，越是下層信教者就越多，其中也包括一些黨員干部。筆者2012年3月在黑龍江省綏濱農場的一個教堂調研時，在交談中得知，這個教堂有不少黨員干部，其中有一個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干部。

　　中國百姓對宗教的態度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信教是一個敏感的事。這幾年，經過“脫敏”，宗教不再是一個神秘的話題。有調查顯示，目前多數大學生對宗教持寬容態度。一個調查表明，盡管“不信仰基督教、對基督教及其文化沒有興趣”，但仍有70.6%的大學生肯定基督教具有“豐富社會文化”、“有利于中國人理解西方”、“加強中西文化交流”。在被問及“對信基督教的同學采取何種態度”時，不信仰基督教的大學生中80%以上認為“屬于個人私事，不予干涉”。調查者還發現，至少在大學生這個群體，意識形態對基督教的壓力基本上不存在。另外一份調查同樣證明，絕大部分大學生(90%以上)對于身邊有宗教信仰者持理解態度。而且，信教在一些人看來，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海淀一個神學院的看門老人非常高興她女兒成為神學院學生，中國農大經濟管理學院的一個學生被教會培養成為牧師遠派拉美后在同學中引起不少人羨慕。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的一位學者到西藏調研后發現，在西藏不少地方，家里有一個孩子在寺廟里當喇嘛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更有甚者，由于不少藏族大學生畢業后找不到工作，致使不少牧民寧愿孩子輟學到寺廟里去做事，也不愿孩子繼續讀書。

　　高校大學生信教越來越多。

　　進入新世紀以來，宗教熱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大學生中信教的人數比例呈上升趨勢。2009年教育部的一個研究“青年大學生信仰問題”的課題組選擇北京三所高校和京外一所高校進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生信教的占21.9%。2009年在中央民族大學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在回收的832分有效問卷中，信教的學生約占22.2%。這些調查雖然主要反映北京高校的情況，情況也不盡準確，但大學生信教的約來越多是不爭的事實。

　　家庭教會出現。

　　最近幾年，隨著外國人到中國工作和學習的增多，特別是在海外學習多年的留學生回國數量的急劇增加，家庭教會在一些大城市出現并迅速增加。特別是散布在大學校園及周邊的家庭聚會點發展很快。這些家庭聚會點對在校大學生構成很大的吸引力，成為一些信教大學生參加宗教活動的主要方式。據調查，家庭教會點一般比較隱蔽，到這些家庭聚會點參加活動通常需要同學、朋友或認識的人帶領。一般而言，大學或周邊的聚會點的帶領者多為租住在校園里的留學生或在華工作的外籍人士。有研究者對以北京的兩所高校大學生經常參加的家庭教會的資金考察發現，“由外國人出資并負責組織聚會點的情況是在很多高校基督徒團契或家庭教會中確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這個研究者還對一個家庭教會的人員功能結構及其活動方式和內容進行了全面的考察，觀察了教會中的帶領者外籍人士(主要是一所大學的留學生、外教和其他一些工程技術人員)的態度和行為，認為他們是“受命于本國的專門對華傳教的某些差會，經過培訓，有備而來”。筆者在中國農業大學工作時就被邀請參加家庭教會。

　　農村新興宗教出現。

　　最近一些年，在中國農村出現了一些新興宗教。山西的真神教就是其中之一。[1]該教在山西臨縣的流傳大約始于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主要途徑大概傳自陜西的佳縣。據有關部門估計，目前真神教的信眾尚有一萬人左右(全縣人口近50萬)，分布在各個鄉村，特別是距離縣城較遠的偏僻鄉村。真神教具有以下幾個特點：(1)信仰上以真神為獨一的最高存在，認為真神就是上帝，上帝就是耶穌或耶和華，反對偶像以及所謂神圣場所的崇拜。(2)以親友相傳為傳教的主要方式，以家族皈依為信教的基本特點。通常，只要家庭中有一個信神的，則全家都信，具有明顯的親緣性和地緣性。(3)教內有比較專職的布教者，也有一定的分片管理模式，但結構較為松散，表現為一種簡單的群體形態，即初級群體、小群體的形態，組織性發育不成熟，但人際關系比較親密。(4)早期活動較為神秘，“瞞外不瞞內”;現在業已基本公開化，成為鄉村社會公開的秘密，只是對政府有關部門尚存戒心，即所謂的“瞞上不瞞下”。(5)入教的原始動機，一是治病，二是改變貧苦的生活，能天天吃上飯，三是消災治病，求安祈福，其中治病是最為主要的動因。(6)信徒多屬農村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如老弱病殘、孤寡以及其他一些不如意者。(7)退教自由，退教者中絕大多數是由于沒能得到治病或消災的預期效果。(8)宣傳愛人、和睦和忍讓，反對淫亂、貪財和偷盜，且言行一致，這方面在當地口碑較好。(9)戒命教規的部分內容與傳統鄉村禮俗格格不入，這是最受非議的地方。真神教的信徒一般不參加紅白喜事，不隨禮，不收禮，不上墳，即便自己的親人去世也不哭，不參加喪禮。過春節也不放鞭炮，不貼對聯，不進廟，不上香。(10)活動日趨公開化，且表現出一定的靈活性和變通性，如早期熱衷于宣傳的災異說現已很少提及，信真神得永生的信念得到新的詮釋，由拒絕交納公糧到履行各種義務等等。(11)從教義層面而言，具有比較明顯的基督教異端色彩，與基督教系各教派如新教、天主教等具有一定的淵源關系。(12)對正統的基督教、佛教等持批評態度。

　　湖北京山縣沙村的基督教會通過以下途徑獲得合法性，擴大影響：

　　首先，占領村中的道德制高點。基督教關于賭博、喝酒和打罵人等各種禁令，在享樂主義盛行和道德風氣滑坡的村莊，無疑能捕獲因道德約束缺乏，而深受其苦的老人的心，也能博得深感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政治精英們的同情。當地人常常在批評基督教搞迷信(治病)的同時，肯定基督教的一個好處，“起碼教人做善事”。有村民開玩笑說，行善就能與黨的政策保持一致，共產黨也說要和諧。村中的老書記也曾跟教徒孫志芬打招呼，問她能否將本組最不孝順的悍婦拉去“學習”，“信教興能管住她”。道德犯罪是無法在法律上懲治的，當村莊中傳統缺乏有效的制約手段，標榜行善的基督教成為唯一可以嘗試著借助的力量，基督教無疑也可能成為村民信賴的制約力量。

　　其二，關心村莊中的公益事業，擴大教會的正面影響。村教會的負責人孫志芬經常在公開場合，過問村干部村務。她曾在路上高聲詢問村書記修橋款的事情。連接9組和10組的橋梁常被沖毀，她責問書記，據說是10萬元的撥款，為什么到后來只有5萬，以至于現在的橋梁不經用。村民們覺得她敢說，也愿意去關心，算是比較正義的。

　　其三，改造歷史和對現實再解釋。在基督徒的學習中，講道人常將西方的侵華史，篡改成宣教與反宣教的歷史，而不是反帝反封建的歷史;汶川地震則是上帝對不信教者的懲罰，是對自稱為龍的傳人，而否認為上帝之子者的懲罰。他們還以基督教從西方傳來，借西方即是先進的偽命題，來宣揚基督教的正確性和合法性。

　　新興宗教主要在一些偏遠農村出現。這種宗教的出現與改革開放以后農村的發展變化有密切關系。自從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隨著市場經濟的推進，家庭、個人能力的局限暴露無遺，特別是對于那些勞力不足、老弱病殘的家庭而言更是如此。面對利益至上、金錢至上主義的沖擊，面對人情淡漠、世風日下的社會現實，面對市場的巨大風險，落后地區群眾感到自身的無奈。面對艱苦的物質環境，一些農民把希望寄托在宗教上面，希望能借助于虛幻的世界來緩解自身的無力，改變自己的處境。而現實中一些正統宗教特別是佛教，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僧人、寺院也紛紛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參與經營活動，甚至默許江湖游醫以“掛靠”的形式租居寺廟，坐收提成等等，利益開始變得比信仰本身更加重要。為了迎合人們的需要，一些寺院實際上也越來越流俗化、功利化，像開光、抽簽、占卜、乞子、治病等等，本質上與世俗迷信毫無二致，只不過一個在地攤街頭，一個在寺院，場所不同而已。由于大多寺廟疏于管理，僧尼之招搖撞騙、不守戒律的事件屢屢發生。僧尼之偽、之劣、之花、之濫，大大損害了原本清凈而神圣的佛教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新興宗教在農村應運而生。

　　民間信仰興盛。民間信仰是一種原生態的鄉土文化。它不具有制度化宗教形態的堅硬外殼，但具有泛宗教形態的內涵因素。在中華民族廣袤的大地上，民間信仰具有悠久的歷史淵源和深厚的民眾基礎，至今仍生生不息。近些年，民間信仰出現興盛局面。在湖南、湖北、河南、廣西等地的一些農村，一些群眾把中國共產黨的已故領袖毛澤東當作神來祭拜。筆者在湖南、湖北發現一些農村給毛澤東蓋廟宇，逢年過節進行祭拜。2012年春節，筆者在湖北省襄陽市郊區的一個寺廟里，廟主把毛澤東的像與觀音菩薩的像放在一起。筆者前往河南省新鄉縣劉莊村講課時路過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七里營公社所在地，發現當地百姓把毛澤東當年視察棉花的地方蓋了一個小廟宇。里面還擺了一個毛澤東的塑像。

　　中國宗教體系有兩種基本形式：制度型和擴散型。民間信仰可歸為擴散型宗教。 20世紀60年代，美籍華人學者楊慶堃教授從社會學視角，考察東方文化的宗教體系，提出一種獨具匠心的宗教類型學。楊慶堃教授在《中國社會中的宗教》一書中指出，中國宗教體系存在兩種基本形式：制度型(institutional)和擴散型(diffused)。他認為，制度型宗教對宇宙人生有獨立的神學闡釋，包含象征物(神祗、靈魂及其形象)和崇拜儀式，有獨立的神職人員組織，詮釋神學觀念和從事崇拜活動。而擴散型宗教沒有系統的經典教義，更沒有嚴格的教會組織，它的宗教信仰形態表現為，將宗教要素親密無間地擴散到世俗社會制度之中，并無明顯的獨立存在。正是通過這種擴散形態，宗教因素滲透在中國主要社會制度和鄉里基層組織生活之中，使民眾與宗教保持著密切的接觸。

　　中國民間信仰源遠流長，至今仍宮廟林立，成為地方區域性文化的重要特征。改革開放以后出現民間信仰的復蘇與迅猛發展，這折射出地方鄉土文化的生命力。在一些地方地區，從繁華鬧市到窮鄉僻壤，不論是街頭巷尾，還是犄里旮旯，到處都有宮廟或神龕。民間信仰的場所遍布沿海山區、城鄉各地,至今為止難以確切統計。

　　民間信仰擁有眾多的信眾，其數量大大超過“五大宗教”信徒的總和。由于民間信仰的彌散性，缺乏規范的教義和儀規，信眾無需辦理繁瑣的入教手續，信眾的數字難以確切統計。各種調查報告的抽樣分析不一。

　　根據福建省民宗廳調研組的報告，在閩清縣，“全縣30萬人中，參與民間信仰活動的人達9.2萬人，約占總人口的30%。其中經常參加民間信仰重大節慶活動的人有4.6萬人，占民間信仰人群的50%。”此次調查抽樣文本為信眾500人。性別結構：男性約占30-40%，女性約占60-70%，女性多于男性;年齡結構：老中青各占三分之一;職業結構：工農占90%，知識分子占10%;文化結構：初中以下占80%，高中(含中專、中技等)以上占20%;社會結構，既有“貧困人口”，也有“達官顯貴”;黨派結構，“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參與人數呈上升趨勢”。據調查，有些地區的共產黨員(包括領導干部)，“離退休后，多數到鄰近宮廟“任職”，自稱“發揮余熱”。

　　民間信仰的崛起，表明中國社會存在強大的信仰需求。 民間信仰以祖先崇拜和圣賢崇拜為核心，代表一種“尚本”的尋根意識。從古至今，大多數民間信仰蟄伏在社會基層，經常遭到當局查禁，但根深蒂固，生機不絕，每逢風調雨順，依然枝繁葉茂。從古至今，中國傳統宗教和民間信仰的信眾交織重疊，其功利實用的信仰心態是趨同的。這是因為民間信仰在基層社會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具有一定的正面社會功能，如心理安慰、社交娛樂、互助救濟、強身健體等等。民間信仰缺乏“制度化宗教”的彼岸性、超越性，信眾有著強烈的現世性、功利性目的，這恰恰說明民間信仰何以擁有如此廣泛的群眾基礎和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農業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推行，農村家庭經濟功能全面恢復，數十年來弱化的宗族勢力重新活躍起來。由于集體經濟的解體，農村基層組織調控能力的弱化，有血緣的宗親成為村民社會互助的首選對象。

　　當代社會復興的宗族組織，已隨著時代發展產生變異。由于社會結構的變遷，如：實施土地國有制度，沒有宗族地產等因素，當代宗族組織的重建，已非傳統的鬮分方式，不具有強制性的約束力，而多為合股方式、和約字宗，具有一定的親和力，是一種松散的弱勢結構。“聯宗睦族”的主要目的是為振興地方經濟。有族規中確定，“其宗旨是團結海內外宗枝宗親建設四化，振興中華。”

　　任何民間信仰的形成和發展，都伴有種種神祗顯靈的傳說。解放軍烈士顯靈的故事，表現出當地民間社會的價值趨向。神靈是依照民眾的想象制造出來的，反映當地民眾的意識觀念。其核心觀念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理念，即崇拜先賢，護佑民眾。當代民間信仰承襲了群眾神化仁人志士、尋求護佑的傳統，反映出大眾文化、道德、價值追求和群體認同。

　　中華民族的民間信仰，充滿著積極入世的人文精神。立足現實，崇拜神靈也是對現實幸福生活的期盼。廣大民眾祭拜民間神靈，期望得到神靈的護佑，慰藉心靈，消災免禍，治病避邪，發家致富，仕途騰達。它深深地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并不斷地豐富著中國傳統文化　　歷史考察表明，民間信仰之所以具有感召民眾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世俗性，即濃濃的人文關懷。應拋棄輕視民眾世俗價值的貴族化精神傾向，尊重普通民眾的生命欲望和精神追求，理解民眾的世俗情感、愿望和行為，提升民間信仰中的人文精神和價值取向，通過現代社會的世俗化途徑，使民間信仰的精華，成為廣大民眾精神生活的積極因素。

　　民間信仰具有很強的功利性，求福觀念特別明顯。民眾祭祀各路神靈，制造繁復的數術，其最終的目的是從中祈福免禍。民眾在崇拜某個偶像時，就意味著將賜福降禍的權力輕易地賦予某個神靈，這與基督教宣揚上帝擁有唯一審判權的教義截然相反。

　　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生產力持續快速發展，關帝作為財神的經濟功能日益顯赫。在中國許多公司和個體經營戶的廳堂里，都可以看見關帝的塑像。

　　民間信仰作為擴散型宗教形態，具有通俗化、生活化、隨意性等特征。各種民間信仰的活動廣泛地融匯于民俗娛樂活動之中。

　　自古以來，民間信仰神靈的誕辰慶典就是地方的民俗節慶。每逢神誕祭祀，殿內舉辦祭典，殿外搭臺演戲，或抬出神像巡游四方，浩浩蕩蕩，娛神自娛。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對生存之神的依附逐漸淡薄，民間信仰的“宗教性”日益淡化，民俗性日趨增強。以往以奉祀神明為主的廟宇，社會功能越來越多樣化，如社團集會、宗親聚會、文化娛樂、公共交際等。在廈門地區，許多村廟在神靈節日開展各種文化民俗活動，并主動請政府相關部門予以引導。

　　許多基層政府積極引導民間信仰走向現代民俗文化。例如：莆田縣開展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把部分民間信仰宮廟改建成文化室。全縣17個鄉鎮，385個行政村有半數以上的村，將原來的民間信仰宮廟、家族祠堂改建成文化室(站)。其中西天尾鎮的17個村全部建起文化室(站)。有一份調研報告寫道：“西天尾鎮溪白村黨支部牽頭，群眾自發集資數萬元，把昔日香物繚繞的廟宇，改建成群眾喜聞樂見的宣傳先進文化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陣地—文化室。每天早8點至晚10點村民在這里閱讀書報，吹拉彈唱。每逢節假日各村文化室(站)都開展十音八樂匯演，自編自演有現實教育意義的文娛節目，琴棋書畫比賽。這里也成了小學生寒暑假娛樂學習的好場所，大大豐富了農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

　　民間信仰作為中國傳統宗教文化的組成部分，依然具有頑強的生存能力。民間信仰活動大都具有區域性、松散性、季節性等特征，且一般規模較小、影響外延有限。只要疏導得法，難以聚集為動蕩社會的力量。

　　當代民間信仰是整個社會生態的組成部分。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民間信仰場所能否成為地域文化網絡的連結點，其信仰活動能否有助于慰藉民眾的心理需求，日益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積極引導民間信仰與社會主義相適應，應當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議題之一。

　　要根除陋習，移風易俗，要采取春風化雨的方式，普及科學知識，倡導理性思維。恩格斯批評布郎基主義對有神論采取的簡單粗暴方式，深刻地指出：“取締手段是鞏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

　　民間信仰是制度化宗教創生的母胎和擴散的溫床。它不僅與儒、釋、道等傳統宗教文化血脈相連，也與五花八門偽似宗教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民間信仰這種擴散型的宗教形態以有神論為基礎，其中巫覡文化濃重等復雜因素，成為各種新興膜拜教派的社會溫床。而當代中國共產黨的哲學基礎之一，是與有神論相對立的無神論。無神論是構成當代社會主流文化指導思想的重要基礎之一。因此，民間信仰與執政黨倡導的主流文化之間，存在著某種潛在的緊張關系。

　　民間信仰是中國傳統宗教信仰的原生形態，可能成為引發各種非法活動的誘因，一些民間信仰的宮廟追逐奢華，謀求暴利，挑戰世俗權力的影響，與當代社會倡導的新風之間，潛在著緊張的關系。在民間信仰發達的地區，一些民間信仰的宮廟金碧輝煌，敬神活動鋪張奢華，浪費大量的社會財富。一些宮廟追逐贏利，爭權奪利，財務管理缺乏制度規范，管理者中飽私囊。一些民間信仰的祭祀活動，超出當地的社會生活水平，敬神的費用遠遠超過政府公共事業的收稅。

　　對于民間信仰的興盛，關鍵在于積極引導，興利除弊，使其發揮其對主流意識形態的積極作用，逐步消除其消極面。

　　宗教學術熱。

　　現實的宗教熱，帶動了宗教學術熱。不少宗教學研究者在研究中，不知不覺將立場站在替宗教辯護立場。誠如一位學者指出的：“隨著‘宗教熱’的興起，一種‘精心呵護’宗教文化的學術傾向也逐漸升溫。有一些人士極力推薦某種宗教文化，將其詮釋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學的前提’。還有一些權威人士大力倡導‘宗教神學’，并積極推動這種‘宗教神學’成為國家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學術方向。這種思潮已經開始影響政策制定和輿論導向。”

　　在宗教學術熱中，一些研究者對近代中國的傳教士的活動給予高度評價，絲毫不提傳教士這些活動的真實用意，存在歷史虛無主義傾向。一位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專家在為其學生的博士論文《中國基督教鄉村建設運動研究(1907-1950)》作序中指出，“也不能以虛無主義的眼光看待基督教鄉村建設運動。前驅者改造中國農村的善良愿望，他們為理想鍥而不舍的奮斗精神，還有他們在實際工作中積累的經驗教訓，仍然是我們至今在農村工作中可作為借鑒的歷史遺產。”但是在這篇序言中，這位歷史學家一句話也沒有提及中國基督教鄉村建設運動的消極作用，這恐怕也是不符合歷史實際。

　　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在研究教會史時，走上替傳教士完全翻案的立場。許多研究者在研究近代中國教案時，將教案的發生說成是中西文化沖突的產物，是中國農民盲目排外的結果，根本忽視近代教案從根本上說是西方文化侵略的產物，是傳教士憑借不平等條約胡作非為的產物。這些研究者完全否定中國人民反對教案的正義性和合理性，對義和團運動給予徹底否定。在研究教會大學歷史時，夸大教會在傳播近代文明中的作用。在研究傳教士時，一味地強調傳教士的文化作用。美國前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回憶錄的翻譯者在《譯后記》中寫道：“毛澤東主席一句‘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使‘司徒雷登’這四個字與‘美帝國主義’牢牢捆綁在了一起，成為罪惡的代名詞，這是一種歷史的偏倚和人心的荒涼。”這位翻譯者還這樣評價司徒雷登：“第一，他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基督徒，懷有博愛世人的胸襟，從不將仇恨妄加在任何人身上。第二，他極為熱愛自己的事業，無論是作為傳教士、作為神學院教師還是作為大學教務長、駐華大使，他都竭力將自己的心血傾注其中。第三，作為傳教士和教育家的司徒雷登，并不適宜做外交官。第四，拋開政黨紛爭不談，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真正的朋友。”這位譯者將司徒雷登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態度只是簡單地說由于司徒雷登的政治偏見所致。

　　2011年12月筆者在廣東花都參加紀念太平天國起義160年研討會上，山東大學歷史系的一名教授極力替“一貫道”辯護，說20世紀50年代鎮壓“一貫道”是錯誤的，要替“一貫道”平反。

　　學術界的宗教研究持續升溫客觀上為提升宗教的社會影響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有學者研究指出，國外宗教勢力通過“英語角”、外籍教師家庭聚餐等活動，灌輸宗教信仰。一項對北京市數十所高校的大學生抽樣進行的“北京市大學生宗教信仰”問卷調查發現，大學生信仰宗教的主要原因是社會環境的急劇變化和西方宗教勢力的有意滲透。這項調查顯示，在對“在你接觸過的外國人或境外人士中，是否遇到過向你宣傳宗教的人”這一問題的回答中，選擇“有”的比例為45.5%。

　　二、宗教熱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沖擊和影響

　　在現代社會，信教是一個人的自由。我國憲法明文規定，公民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就公民個體而言，信教是個人的私事，國家和政黨不應該過問。但是一個國家信教的人越來越多，這就不僅涉及到對宗教依法管理的事情，對于執政黨來說，就構成了強大的影響。從對國家意識形態安全來說，宗教熱的出現，有以下及幾個方面的影響：

　　1.與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爭奪群眾。

　　在現代社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因為人畢竟是一個精神動物。信仰是一個人的精神皈依。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信仰的權利，每個執政的政黨也有提倡公民選擇什么信仰和要求自己黨員信仰什么的權力。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要求自己的黨員信仰馬克思主義，堅持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中國共產黨在國家和社會層面要求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首先要求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一個人能否有不同的信仰，能否同時有多個信仰。現在學術界試圖把政治信仰與宗教信仰進行分開，論證一個人既可以是宗教徒，也可以在世俗層面有自己的政治信仰。這種情況在一些西方國家也存在，在一些個體身上也存在。但是從人的終極信仰來看，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是否能截然分開，而不矛盾。從世界幾大宗教來看，任何一種大的宗教在信仰上都是排他性的。從中國民間宗教信仰來看，中國百姓確實存在功利性信教問題，在現實生活中有多種信仰。但從中國現實來看，從調查來看，許多宗教徒在信奉某種宗教時，都對馬克思主義持排斥、否定的態度。就是某些民間信仰，也對馬克思主義抱著無所謂的態度。可以這樣說，社會民眾信教的越多，對主流意識形態提倡的馬克思主義信奉的就會越少。從信仰的角度，宗教存在與主流意識形態存在爭奪群眾的問題。課題組的調查顯示：

　　這兩份調查顯示了宗教熱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沖擊和影響。

　　2.對國家主流意識形態主流意識形態構成挑戰。

　　現代社會是一個思想多元多樣多變的社會。從宗教熱帶動的各種社會思潮看，一些思潮在挑戰著主流意識形態。近幾年來學術界關于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爭論，表面上是一種學術爭論，實際上涉及到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問題。如何看待宗教本質，宗教是否為麻醉人民的鴉片，作為一個學術問題，當然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因為與現實中的宗教現象和宗教政策聯系在一起，就不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且一些研究者對馬克思主義的宗教觀抱著實用主義的態度，名義上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實際上販賣的是自己的私貨，打著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而一些宗教學研究者名義上在進行宗教學術研究，實際上已經站到為宗教辯護的立場，成為一些宗教勢力的代言人。至于一些研究宗教歷史的學者，以還原歷史面貌的名義，重新評價中國近代宗教史，顛覆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基本觀點，否定中國革命的合法性和正義性，從歷史上挖去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如果按照有些學者的觀點，過去共產黨對教會大學的做法、對傳教士的態度是完全錯誤的，這樣中國共產黨革命成果的一個重要方面就被否定了。

　　因宗教熱激發的社會思潮在群眾中已經引起了思想換亂。一些調查發現，信教對大學生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的改變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信教大學生在國家愛政治、民族利益和價值觀等方面的選擇，顯現了比較多的消極傾向，在思想傾向上存在消極性。例如，對于“金錢是人生幸福的決定性因素”的說法，選擇同意的無宗教信仰的大學生的比例為18.8%，而信教的大學生的比例則為32.1%，比前者高13.3%;選擇不同意的無宗教信仰的大學生的比例為62.2%，信教大學生的比例是49.5%。比前者低12.7%。課題組的調查也說明了這一點：

　　這種思想換亂影響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筆者在中國農大從事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時，談到近代中國反洋教運動的正義性，當場一個信教的學生就站起來替傳教士辯護。

　　3.危害到執政黨的黨員基礎。

　　由于信教的越來越多，其中包括一些黨員干部開始明里暗里信教，這危脅到執政黨的基礎。

　　筆者在新疆調研時，發現在南疆的一些地方，由于一些黨員干部堅持不信教，致使在信教的群眾中很孤立，乃至無法開展工作。一些極端宗教勢力公開讓不信教的所謂“維奸”死無葬身之地。在這種情況下，一些黨員就采取了對分裂勢力爭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或明里為黨工作，實則替宗教勢力工作。聽新疆的同志介紹，這些年一些分裂勢力鬧得這么厲害，與一些黨員干部的支持是分不開的。

　　隨著社會上信仰宗教的人增多和對宗教認識的日益多樣，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共產黨員參與宗教活動、與宗教界人士建立密切私人關系的現象逐漸增多，有的黨員實際上成為宗教信徒。信教的人增多，使得一些黨員干部對宗教抱模糊態度的人非常多。北京一名牌中學德育處主任在接受課題組時就明確表示宗教熱很正常，越南、古巴共產黨員都可以信教。

　　課題組的調查也證明了這一點。

　　在2012年的一次讀書聚會上，一個著名黨員學者公開對中共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的《黨員不能信教》一文提出質疑，認為該文不利于社會和諧，會導致黨分裂。

　　不少思想政治工作者認為黨員可以信教。一些研究者甚至提出采取“開放與寬容”的政策處理黨員信教問題。該研究者在向政府建議中這樣寫到：

　　鑒于黨員信教現象已經出現，在一些全民信教的少數民族中甚至比較普遍，而信教停止的命令又難見成效，一些學者提出要總結越南和古巴等國的經驗，創造中國黨員“政治信仰與宗教信仰”不沖突的新模式，做到政治上忠誠與宗教內遵紀守法相結合，有利于傳統的“政主教從”模式下的信息通報、參與式監督和管理，使黨員在信教時仍然能夠發揮“聯系群眾紐帶”作用。

　　4.引起社會矛盾。

　　由于信教群眾的增多，在信教群眾與非群眾之間因為信仰不一致和利益的沖突，就形成矛盾。在一些地方，特別是在一些農村，一些群眾把教會當作維護利益的手段，依仗教會教友眾多而對不信教群眾采取威脅態度。筆者在新疆調研時，聽當地同志講，在南疆，一些教徒欺負不信教群眾。這種情況讓筆者想起了近代中國教案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信教群眾與非信教群眾發生矛盾，而教會一味袒護信教群眾，日積月累，致使矛盾激化，最后演變成政治事件，前者之鑒，應該引起人們注意。

　　一些教徒由于沉迷于宗教世界，導致現實中人情的淡薄，引起了一些矛盾。筆者的一個親戚是虔誠的基督教徒，為教會無私貢獻近二十年，每次見面都極力夸贊信教的好處，將她女兒事業上的順利歸之于她信教，她女兒現在也信教。實際上她女兒之所以在事業上一帆風順，是因為她的親戚的大力幫忙。但她不感謝她的親戚，反而感謝“主”的保佑，讓親戚非常有意見，兩家關系出現矛盾，在一個城市半年都不見面。

　　一些教徒不事生產，影響經濟社會發展，導致一些矛盾的發生。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一些熱衷新教的群眾，甚至少數黨員干部，沉迷于宗教世界，不靠自己的勞動來獲取幸福，而將希望寄托于來世;不將個人有限的財富去謀求發家致副富，而獻給寺廟;不讓子女接受現代教育，而把未成年的孩子送到寺廟。在西藏有些地方，寺廟數超過了鄉鎮數，僧尼人數超過了在校學生人數。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習五一教授調查顯示，在昌都地區的丁青縣，有鄉鎮15個，學生1072人，而寺廟卻有55座，僧尼2951人，僧尼占全縣的人口達5.39%。

　　5.成為敵對勢力的工具。

　　近一些年，境外一些敵對勢力，把宗教作為對中國進行“西化”和“分化”的工具，插手中國內部宗教事務。而中國內地教堂也急于想獲取國家宗教勢力的支持。筆者在黑龍江省綏濱農場一個教堂調研時，發現教堂的執事長在交談中多次表達與外部宗教勢力聯系的愿望。

　　在一些邊境地區，特別是在新疆和西藏，分裂勢力往往利用一些信教群眾，來進行破壞活動。2011年筆者在新疆沙灣縣三道溝村與參加農業部農村實用人才培訓的一些南疆的維族村干部交談中得知，2009年烏魯木齊7.5事件中許多喀什、和田地區的一些信奉伊斯蘭教的農村青少年，受分裂勢力的蠱惑，在烏魯木齊進行違法犯罪活動。新疆的一些干部還向筆者講了一個事例，在7.5事件中，一個維吾爾族少年，把一個漢族的八十多歲老太太殺死后又把腸子掏出來。

　　三、應對宗教熱對主流意識形態沖擊和影響的建議和對策

　　列寧指出：“資產階級社會通過教會和整個私有制來影響群眾。”[2]面對宗教熱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沖擊和影響，我們應該引起高度重視，應該采取系統的辦法來應對。筆者結合調查中了解到的情況，提出以下建議和對策。

　　1.堅持共產主義遠大理想

　　共產主義理想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最高理想，是共產黨人的最高信仰，也是中國共產黨人極力向全國人民倡導的遠大理想。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名詞就是共產主義。我們多年奮斗就是為了共產主義，我們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產主義。在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共產主義的理想是我們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犧牲就是為了實現這個理想。”[3]強烈反共的布熱津斯基也不能不承認：“共產主義不僅僅是對人們所深切關注的問題的一種情緒激昂的回答，也不僅僅是自以為是的仇視社會的信條，它還是一種通俗易懂的思想體系，似乎對過去和將來都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見解。……因此，共產主義對于頭腦簡單和頭腦復雜的人都同樣具有吸引力：每一種人都會從它那里獲得一種方向感，一種滿意的解釋和一種道義的自信。”[4]宗教熱之所以在中國社會出現，就是因為中國社會出現了一股“共產主義渺茫論”、“共產主義是烏托邦”的思潮。這個思潮影響到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使中國社會出現了信仰真空，為宗教熱的出現提供了基礎。為此，我們要有效應對共產主義理想的挑戰，堅持共產主義遠大理想，這要從黨內做起，從黨員領導干部做起，從中央領導干部做起。

　　最終實現共產主義是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過程。共產主義理想是有現實性的，它不是一個虛無縹緲的東西，是扎根在歷史進程中的，不能把它看成一個一百年、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后的目標，否則就不可能成為人們的理想。在馬克思看來，共產主義不是一種理想狀況，而是一種改變現狀的運動，是一種現實的工人運動。隨著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共產主義有了一個國家制度的基礎。列寧還講過，共產主義道德，不是共產主義社會的道德，而是共產黨員的道德。如果全國八千萬黨員都按照共產主義道德來行動，它還會是虛無縹緲的理想嗎?它肯定是扎根在現實中的。雷鋒就是我們現實的共產主義戰士的一員。每個共產黨員要扎扎實實地奉行和實踐共產主義道德。所以，從道德層面、從制度層面、從實踐層面來說，共產主義都是現實的。當然共產主義的最終實現，需要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不要過急。但是共產主義的因素，每天每時都在我們身邊發生，而且在不斷積累，我們正不斷地通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通向共產主義，這是確定無疑的。

　　2. 堅持共產黨員不能信教原則不動搖。

　　近年來，隨著社會上信仰宗教的人增多和對宗教認識的日益多樣，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共產黨員參與宗教活動、與宗教界人士建立密切私人關系的現象逐漸增多，有的黨員實際上成為宗教信徒。與此同時，社會上乃至黨內出現一種聲音，認為應該“開禁”，允許黨員信教，還羅列出黨員可以信教的種種理由以及黨員信教的諸多“好處”，甚至指責不允許黨員信教與憲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相違背。事實上，我們黨關于黨員不能信仰宗教的原則立場是一貫的，從未有過絲毫動搖。這一原則是黨的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決定的。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應保持清醒認識，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毫不動搖堅持這一原則。

　　共產黨員不能信仰宗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原則。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是辯證唯物主義，而宗教的世界觀無一例外屬于唯心主義范疇。在哲學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的分野是根本性的，無論對個人還是政黨而言都無法調和與兼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從一開始就在共產主義與宗教之間劃出了明確的界限，不僅指出宗教賴以產生的物質的、現實社會的根源，而且指出無產階級為了求得解放，必須從宗教中解放出來。馬克思指出，“共產主義是徑直從無神論開始的”。列寧把馬克思主義宗教觀運用于工人階級政黨的革命實踐，指出，“我們的黨綱完全是建立在科學的而且是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上的。因此，要說明我們的黨綱，就必須同時說明產生宗教迷霧的真正的歷史根源和經濟根源。我們的宣傳也必須包括對無神論的宣傳……”

　　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反對黨員信宗教。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共產黨員可以和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動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或宗教教義。”1982年，在鄧小平領導下制定的中共中央文件《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指出：“我們黨宣布和實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這當然不是說共產黨員可以自由信奉宗教。黨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對我國公民來說的，并不適用于共產黨員。一個共產黨員，不同于一般公民，而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成員，毫無疑問地應當是無神論者，而不應當是有神論者。我們黨曾經多次作出明確規定：共產黨員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參加宗教活動，長期堅持不改的要勸其退黨。這個規定是完全正確的，就全黨來說，今后仍然應當堅決貫徹執行。”1990年，江澤民在與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代表座談時指出：“宗教世界觀與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是根本對立的。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共產黨人的世界觀應該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共產黨員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必須要向人民群眾宣傳無神論、宣傳科學的世界觀。”200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宗教工作的決定》指出：“共產黨員不得信仰宗教，要教育黨員、干部堅定共產主義信念，防止宗教的侵蝕。對篤信宗教喪失黨員條件、利用職權助長宗教狂熱的要嚴肅處理。”2006年，胡錦濤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不信仰任何宗教”。在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和2010年新疆工作座談會上，胡錦濤再次重申要堅持共產黨員不能信教。

　　那種認為不允許黨員信教違背了宗教信仰自由之說，是完全站不住腳的。這種說法實質上是借“公民權利”的名義取代對黨員保持思想先進性的要求和履行黨員義務的責任。當一個公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時候，就意味著他無條件地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也就意味著他根據公民所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利自愿選擇了不信仰任何宗教。根據同一項自由權利，他當然可以重新選擇信仰宗教，但這就表示他中止了、逆轉了“思想入黨”的進程，僅余形式上的“組織入黨”，而這對于他本人和黨組織都不再具有實際的意義，相反對黨組織保持思想、組織上的統一是有害的。如果一個黨員積極參與宗教團體生活和傳教，甚至利用黨員身份保護、推動非法的宗教活動，黨組織就應及時采取措施，使其退出黨員隊伍。這既不是“歧視宗教”，也不是“強制不信仰宗教”，只是一個政黨對不再贊同其指導思想的個別黨員給予必要的組織處理而已，從憲法和黨章的角度都無任何可指摘之處。

　　如果允許黨員信教將侵蝕渙散黨的肌體，導致黨的分裂。第一，如果允許黨員信教，那么就是允許黨內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兩種世界觀并存，有神論與無神論并存，這勢必造成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動搖和喪失，在思想上、理論上造成黨的分裂;第二，如果允許黨員信教，就等于允許一些黨員既接受黨組織的領導，又可以皈依于不同宗教人士的門下，接受各類宗教組織領導，五大宗教及其他宗教在黨內各成體系，這勢必在組織上造成黨的分裂;第三，如果黨員信教，則勢必成為某一種宗教勢力的代言人，一些地方將出現宗教徒管黨的宗教工作的現象，利用政府資源助長宗教熱，也不可能平等地對待每一個宗教，黨的宗教工作將從根本上動搖。

　　總之，如果允許黨員信教，將使中國共產黨從思想上、組織上自我解除武裝，從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蛻變為一個非馬克思主義政黨。因此這種主張是對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嚴重挑戰。

　　3. 在全黨和全社會加強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和無神論教育

　　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無神論的唯物世界觀和積極人生觀，占有重要地位。黨中央一再指出：要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要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科學無神論的作用不容忽視。一個時間以來，有種輿論，力圖把科學無神論從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剔除出去，這是危險的，既不符合人類歷史和當代的世俗化潮流，也與中國的人本主義傳統相悖。

　　近些年來，馬克思主義宗教觀被扭曲為一些人替宗教辯護的工具。應該加強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科學研究，學術上允許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探討，但政治上一定要禁止一些人假借馬克思主義宗教觀來為宗教尋找理論依據，特別是一些國家公務人員，要慎重對待宗教，科學運用馬克思主義宗教觀。

　　針對無神論研究和宣傳被嚴重邊緣化的情況，應該大力加強無神論研究，在全社會營造宣傳科學無神論的氛圍。

　　一項調查表明，多數大學生擁護黨和國家的宗教政策，但對國家管理宗教事務的法規了解不多。針對改革開放以來成長的年輕人、特別是年輕黨員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和科學無神論不了解的現狀，應當把他們作為加強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和無神論教育的重點，鼓勵他們自覺加強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和無神論的學習。

　　針對當前一些老同志比較嚴重的情況，對于他們，全社會除了關心他們的物質生活，也要關心他們的精神生活，盡量避免他們受社會宗教環境的影響而在思想上逐漸滑向宗教。

　　4.正確認識、處理宗教問題與政治問題、國際問題的關系

　　這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面臨的一項長期任務。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中，無產階級政黨在正確認識和處理宗教問題上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特別是解決執政條件下的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經驗，同時也留下了慘痛的教訓。其中一條重要經驗就是要正確認識宗教問題與政治問題、國際問題的關系。處理宗教問題和處理政治問題是一致的。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是解決宗教問題的基本途徑。

　　正確認識宗教問題與政治問題、國際問題的關系，就要堅持：

　　第一， 必須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緊密聯系政治問題、國際問題來認識宗教問題。

　　宗教問題是當前中國的一個潛在的大問題。在一些社會群體中，主流意識淡漠，封建迷信抬頭，邪教活動頻繁，信仰嚴重缺乏。必須高度重視宗教問題，加大宗教陣地的建設，加強對宗教組織的管理，普及宗教知識，消除神秘感和恐懼感，積極發揮宗教教義的勸善懲惡等作用，將宗教引導到構建和諧社會方面來，與社會主義相適應。

　　宗教工作無小事。要立足于戰略的高度，將宗教問題放在黨和國家社會發展的總體戰

　　略和國際關系新格局中定位和研究。宗教信仰雖然是個人的事情，但宗教從來就不僅僅是一種思想體系。宗教作為社會組織，既扮演過積極角色，也發揮過消極作用。不能認為少數人的信仰無關大局，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自然消解。宗教作為現代社會重要的社會力量之一，具有強大的社會動員力，既提供過正值的社會資本，又提供過負值的社會資本。在實際生活中，因宗教問題(特別是由宗教問題引發的突發事件和群體性事件)對社會發展造成的影響，遠遠超過所涉及的人群數量。它對社會經濟發展造成的巨大推動和破壞，并由此造成的精神鼓舞與情感傷害，都遠遠超出了信仰它的個人和群體，對整個社會有著超越王朝更替和社會轉型的影響與互動，在一定程度上演變為具有重大影響的政治問題。在當今紛繁復雜的國際形勢中，宗教成為各種勢力競向爭奪的旗幟，宗教問題成為熱點問題，成為對世界產生重要影響的國際問題。伴隨全球化進程，西方敵對勢力利用宗教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滲透，利用宗教問題干涉他國內政。正如2000年《世界宗教與精神領袖千年和平大會宣言》所指出的：“我們的世界被暴力、災難、戰爭和各種毀滅行為所破壞，而這些行為常常被說成‘以宗教的名義’。”

　　正確處理宗教問題與政治問題、國際問題的關系，要認識到宗教問題的重要性，宗教問題與政治問題、國際問題密切交織而顯現出來的特殊復雜性。處理宗教問題和處理政治問題是一致的，必須采取積極穩妥慎重周密的態度，既不能把宗教問題簡單地等同于政治問題、國際問題，又不能把宗教問題視為與政治問題、國際問題無關的“個人問題”。要尊重宗教存在和發展的客觀規律，既不能用行政的力量消滅宗教，也不能用行政的力量去發展宗教。嚴格實行政教分離的原則，任何宗教都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都不能干預國家行政、司法和教育等國家職能的實施。

　　正確處理宗教問題與政治問題、國際問題的關系，要堅持“政治上團結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則，充分發揮宗教愛國人士的積極作用。愛國宗教人士是黨和政府聯系廣大信教群眾和教職人員的橋梁，是協助黨和政府貫徹落實宗教政策，維護國家和社會穩定，聯系信教群眾，辦好教務的重要力量。長期的實踐證明，黨和國家只有政治上真誠團結合作，才能在信仰上互相尊重;只有在信仰上互相尊重，才能有效地加強政治上的團結合作。

　　正確處理宗教問題與政治問題、國際問題的關系，要正確區分和處理宗教方面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宗教問題主要表現為群眾問題，多為思想問題，宗教工作本質是群眾工作。要通過提高信教群眾工作的本領，防止宗教問題演變為政治問題、國際問題。

　　第二， 必須從我國宗教實際出發，完整準確地理解、運用并創造性發展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正確地認識宗教問題。這是正確處理宗教問題的前提。

　　宗教是人類社會長期存在的現象。宗教存在的長期性、宗教問題的群眾性和特殊復雜

　　性，這三個特點是相互聯系、相輔相成，是正確處理宗教問題的前提。宗教問題“關鍵是群眾性”，“根本是長期性”，困難在于“特殊的復雜性”。誠如一位西方學者所言，“宗教是一種很難定性、不易評判的社會現象：一方面，它與人類文明有著不可分割的淵源聯系，并造就出眾多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政治家和具有崇高道德力量的偉人;另一方面，在人性的偏執、社會的罪惡、種族的仇視中，也經常能看到宗教的陰影，宗教又常常成為社會動蕩、沖突甚至戰爭的助力。”

　　完整準確地理解、運用并創造性發展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要做到胡錦濤同志提出的對宗教問題的“四個全面認識”：全面認識宗教產生和存在的深刻歷史根源、社會根源、心理根源，全面認識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長期存在的客觀現實，全面認識宗教問題同政治、經濟、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因素相交織的復雜狀況，全面認識宗教對相當一部分群眾有較大影響的社會現象。這“四個全面認識”是對我國長期處理宗教問題經驗的進一步總結，是對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的發展。只有做到“四個全面認識”，才能正確地認識認識宗教問題與政治問題、國際問題的關系。

　　完整準確地理解、運用并創造性發展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要立足于我國的基本國情，

　　防止對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的曲解和對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的教條主義態度。

　　第三，必須長期堅持中國共產黨關于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針：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是解決宗教問題的基本途徑。

　　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這是處理宗教問題的重要原則。實踐證明，全面正確地理解這個政策，堅決貫徹執行，并保持這一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就能有效地處理好宗教問題。宗教信仰自由是憲法賦予公民的一項政治權利，是我們黨維護人民利益、尊重和保護人權的重要體現，也是最大限度團結人民群眾的需要。公民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或不信仰宗教自由，不得歧視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公民在行使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時，必須履行自己的法律義務。

　　要堅持國家依法管理宗教事務，這是處理宗教問題的基本途徑。宗教不僅僅是個人信仰問題，也是具有社會組織(宗教團體)、社會設施(寺觀教堂)和社會活動(有廣大信教群眾參與的宗教活動或其他活動)的社會實體，必然會產生宗教事務，因而必須有社會規范制約，并由此產生了現代意義上的宗教法制。歷史實踐證明，宗教只有在法律范圍內活動，必須按照國家的方針政策辦事，不同法律、法規和方針政策相沖突，才能為社會所容納、接受和尊重，與社會和睦相處，才能真正貫徹宗教信仰自由。黨和國家依法管理宗教事務，有效地克服了原來主要依靠政策手段管理宗教事務的不足，保證了宗教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是黨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具體體現，是處理宗教問題與政治問題、國際問題的有效途徑。

　　要堅持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這是處理宗教問題與政治問題、特別是國際問題的基本保證，是維護國家和民族最高利益、維護國家政治安全的有效舉措。在全球化的大勢下，在擴大對外開放的背景下，在宗教問題呈現出國際化的情況下，為了防止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向我滲透，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在平等友好的基礎上積極地開展宗教方面的對外交往的同時，堅決抵制境外敵對宗教勢力控制我國宗教的企圖，堅決打擊宗教極端勢力，這是處理宗教問題與政治問題、特別是國際問題關系的一條基本經驗。

　　要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這是處理好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與政治問題、國際問題關系的根本目標。無產階級專政處理宗教問題的歷史經驗，歸根結底，就是正確處理好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的相互關系問題。實踐證明，違背宗教自身發展規律，立足于消滅宗教的路子來處理宗教問題與政治問題、國際問題的關系，是行不通的。有效的經驗就是：承認宗教在社會主義時期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正確評價宗教的社會作用，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發揮宗教的積極作用，克服宗教的消極作用。

　　正確認識宗教問題與政治問題、國際問題的關系，才能防止國內宗教問題演變為政治問題，發展為國際問題，才能防止被敵人利用，這是無產階級專政在處理宗教問題上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得出的基本結論。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證明，民族和宗教無小事。全黨和全社會都要充分認識民族問題、宗教問題的長期性、復雜性和重要性，要高度重視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正確認識和處理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防止被利用，警惕國際敵對勢力把民族問題、宗教問題，作為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西化”、“分化”的突破口。“如果我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對馬克思主義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自己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國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國現在還會是四分五裂，沒有獨立，也沒有統一。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一種精神動力。”[5]因此，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強調，“把理想信念教育作為全黨學習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中之重”，“要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

　　[1] 關于真神教的材料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人文社會科學中心網站。

　　[2] 《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4頁。

　　[3]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頁。

　　[4] 〔美〕茲.布熱津斯基著：《大失敗》，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頁。

　　[5]《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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