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012年5月， 圍繞西方敵對勢力是怎樣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這個子課題，課題組與廣東、新疆、國務院新聞辦、國家安全部、清華大學、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的相關人士，采用了座談與訪談的方式進行了調研。
一、滲透途徑
毛澤東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2004年9月，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意識形態領域歷來是敵對勢力同我們激烈爭奪的重要陣地，如果這個陣地出了問題，就可能導致社會動亂甚至喪失政權。敵對勢力要搞亂一個社會、顛覆一個政權，往往總是先從意識形態領域打開突破口，先從搞亂人們的思想下手。”
意識形態滲透始終是西方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的一個主戰場，也是西方敵對勢力的一貫手段。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曾說過：“政治上的繁榮，最重要的支柱是道德和宗教。”美國已故總統尼克松公開宣稱：“意識形態是我們爭奪的根源”，“如果我們在意識形態斗爭打了敗仗，我們所有的武器、條約、貿易、外援和文化關系都將毫無意義”。
我國是在改革開放中迅速崛起的社會主義國家，那些處心積慮要遏制中國和平崛起的西方敵對勢力，面對綜合國力競爭中彼消我長、彼降我升的新格局，認識到單純依靠硬實力遏制中國的發展越來越困難，就加大了意識形態滲透的力度。
自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以后，如何把社會主義國家從地球上抹去，就成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癡心夢想。當武力達不到他們的目的后，他們就轉變了策略，在不放棄武力顛覆的手段同時，更多地把希望寄予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勢力的和平演變，加強思想文化的滲透。1953年1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強調了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的戰略，明確提出應該使社會主義國家“被奴役的人民”得到“解放”，成為“自由的人民”，而“解放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方法達到”，“它必須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他攻擊“中國共產主義是一致命的危險”，“是一種要消失的現象”，宣揚美國及其同盟國的責任就是要“盡一切可能使這種現象消失”，“用和平的方法使中國得到自由”。
西方對中國實行“和平演變”戰略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強化西方意識形態的滲透，宣傳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觀，傳播資本主義的政治觀、人生觀、道德觀、價值觀。“造成對共產黨統治的反抗，以至最終推翻這種統治。”尼克松在《1999：不戰而勝》一書中曾說過：“最終對歷史起決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應該制定一個在鐵幕里面同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競賽的戰略”，開展“意識形態競爭”，打“攻心戰”，擴散“自由和民主價值觀”，打開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變革”之門。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和平演變”成為西方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進攻的主要手段。鄧小平曾指出：“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和平演變”的圖謀和手段，著眼點集中在意識形態領域。
美國已故總統里根提出，在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斗爭中，“最終的決定性因素不是核彈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較量”，為了在“本世紀的其余時間里看到自由和民主的理想逐漸發揚光大，我們必須采取行動，幫助民主運動”。1986年，里根在對外政策咨文中表示，美國的目標是“促進世界的民主革命”，“按照美國的理想去影響事態的發展”。他提出要“通過電子媒介、文字材料，增加接觸和接觸中的思想交流”，“使我們的政治和宣傳力量達到被剝奪了自由的地區……以鼓勵他們產生變革的希望和了解自由之都的好處。”美國一家戰略機構明確提出，打好一場“無硝煙的‘新的世界大戰’”，“最重要的是要搞攻心戰”，要“將70%的力氣用于攻心戰”。
在蘇東解體后，中國成為西方反共勢力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重點。蘇東劇變后，中國被西方國家視為“最后一個眼中釘”，攻擊中國是“日漸縮小的共產黨國家的代言人”，“當今世界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更敢于維護大部分中國人認為過時或邪惡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聲稱“中國已經成為美國的主要的意識形態的對手和美國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討厭的象征。”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利用中國對外開放的機會，極力向中國推銷他們的價值觀念和社會制度。曾任美國國務卿的沃倫?克里斯托弗表示：對中國，“我們的政策將是設法通過鼓勵偉大國家的經濟和政治自由化勢力，來促進中國從共產主義向民主的和平演變。”美國新聞出版署的高官也曾經露骨地表示：“美國應向中國正在成長的年輕一代灌輸美國的基本價值觀念，這是比傳授科學知識本身更為重要的任務。”“對西方來說這是一筆明智的投資”，“不要忽視美國幫助訓練一批數量可觀的中國未來領導人的意義。”美國共和黨參議員赫爾姆斯1987年在美國國會會議上赤裸裸地說：“現在是告訴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的時候了：這里沒有免費的午餐(資助中國留學生)。慈善固然是一個因素，但決不是首要因素。我們是懷有明確的外交政策目的的。我們的目標是讓在美國的外國留學生接受作為美國立國之本的自由、民主原則的熏陶。”
美國蘭德公司一位教授說：現在我們對付中國比過去對付蘇聯難多了。我們搞垮蘇聯只用了“兩化”，就是“西化”和“分化”，要搞垮中國至少還要再加“四化”，就是要讓中國老百姓對政治“淡化”，讓中國官員“腐化”，讓中共領袖“丑化”，讓馬列主義在多元化意識形態沖擊下“溶化”。
西方發達國家為了達到“西化”、“分化”中國目的，利用一切手段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在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思想滲透方面，西方反華勢力特別舍得大投資。美國一些資產階級政治家認為，“在宣傳上花一個美元等于等于在國防上花五個美元”。他們屢屢運用“經濟問題意識形態化、意識形態問題經濟化、宗教問題政治化、政治問題宗教化”等方式，利用廣播、電視、報刊、書籍、電影、經濟貿易和科技文化交流等手段進行攻擊和滲透，在我國青年一代身上培育“自由的種子”。
課題組在調查中發現，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途徑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價值滲透
西方敵對勢力認為西方的價值是代表人類的“普世價值”。尼克松強調“美國的自由和民主價值在全世界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們應當充分運用作為西方文明基本特點的精神和文化心理價值觀的影響”。 “我們與東方的來往越多，我們向東方顯示西方榜樣的力量的機會就越多。西方榜樣的力量是即使共產黨上層人物也難以抵抗的力量。”為此，他們特別強調捍衛“人類普遍的價值觀”，提出西方的“人權”、“法治”等等都是“普世價值”， 堅信 “美國依然代表著全世界民眾向往的普世理想――自由和民主。美國人一直在向世界傳達著一種清晰的理念。與美國人不同，中國人自己都沒有明確的價值觀，更別提影響世界了”，同時不斷對外輸出“普世價值”，注重核心價值觀的滲透。當代西方的意識形態擴張、滲透，更多的是以“全球性話語”和“普世價值”的方式實施的。
西方發達國家憑借其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等方面優勢，利用在國際交往中的強勢話語權，不斷擴寬意識形態滲透的輻射面，加強對我國意識形態滲透。它們利用一切機會，傳播資本主義的制度模式和價值觀。在政治上極力推銷西方民主價值觀，貶低馬克思主義，鼓吹指導思想多元化;在經濟上否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宣揚私有化;在文化上，建立“文化武器庫”，設立“基金會”、“研究會”、“培訓中心”等機構，邀請中國境內所謂“異見人士”訪問西方，培植“親西代理人”，散播“自由種子”。美國政府近年來一直鼓勵本國民眾通過商業合作、文化活動、教育交流等接觸方式宣傳美國的價值觀。《2010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指出：“在很多情況下，這些接觸方式在海外具有強大而持久的影響，也是一個低成本、高收益地投射美國領導地位的積極辦法。我們再一次看到了代表美國價值和利益的最佳大使是美國人民——我們的商業、非政府組織、科學家、運動員、藝術家、軍事服務人員和學生等。”
近年來西方敵對勢力以“普世價值”論為突破口，竭力滲透資產階級的核心價值觀。西方對我國意識形態滲透始終圍繞著核心價值觀這條主線來展開，意識形態斗爭的焦點集中體現為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同資本主義價值體系較量。2005年，流亡美國的民運分子胡平通過《簡評中共民主白皮書》，以所謂“普世價值”為武器，攻擊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2007年秋天起，借助于某些報刊和網站媒體的推動，“普世價值”論開始在國內擴散、傳播，將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所取得的成就歸功為“不斷學習和實踐人類普世價值”。2008年以后，境內外一部分媒體又借“藏獨”暴力事件、汶川地震抗震救災、北京舉辦奧運會和紀念改革開放30年等重大事件借題發揮，集中炒作，以“普世價值”曲解民族分裂問題、曲解抗震救災精神、曲解奧運口號、曲解改革取向，誤導了很多群眾甚至黨員干部。隨著國際金融危機重創西方體制神話，“普世價值”的鼓噪有所降溫，但仍伺機而起。
西方敵對勢力通過“普世價值”干預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以期顛覆和終結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權力結構，在本質上是當代西方話語霸權及其價值滲透方式的表達。
從理論上看，“普世價值”以消解共產主義理想、確立資本主義不可超越為前提，其立足點是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及其制度架構是歷史的終點，人類在這方面將不可能再有真正的進步和突破。鼓吹“歷史的終結”的弗.福山曾經坦言：他和馬克思一樣，都承認歷史有一個終極目標，但這不是馬克思所認為的共產主義，而是今天的資本主義，因此，歷史在這一制度前終結了。“歷史終結并不是說生老病死這一自然循環會終結，也不是說重大事件不會再發生了或者報道重大事件的報紙從此銷聲匿跡了，確切地講，它是指構成歷史的最基本的原則和制度可能不再進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問題都已經得到了解決。”
從實踐上看，“普世價值”根本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建設，完全割裂中國改革開放中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間的內在聯系，力圖把中國的改革開放引導到“回歸西方文明”的方向，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引導到西方“民主化”的陷阱。它把體現西方政黨競爭制的“政黨輪替”視為民主的制度前提，根本否定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以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相統一的民主政治方向;它把“三權分立”視為民主的基本制度設計，根本無視其甚至在資本主義國家也并不通用的事實，根本否定在我國行之有效的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根本政治制度;它把民主和人權限制在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因而把民主的實質歸結為個人權利與政府公權力之間的博弈，根本否定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和人民意志的存在，從而否認民主更為具體豐富的內容和方式。
總之，以“普世價值”為思想武器，按西方(主要是美國)的民主模式全面顛覆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根本改變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是“普世價值”販賣者堅定而明確的追求。
西方敵對勢力之所以青睞于“普世價值”，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本質上是資產階級實行思想統治和價值滲透的有效方式。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揭示了占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進行思想統治的一個趨勢，就是“占統治地位的將是越來越抽象的思想，即越來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1]雖然任何統治階級都力圖以全社會利益代表的面貌出現，在一定程度上都使用抽象普遍性的思想觀念，然而真正實現了用抽象的普遍觀念作為思想統治形式的卻是資產階級社會。
除了鼓吹“普世價值”外，西方還利用“人權”旗號進行價值滲透活動。布熱津斯基赤裸裸地說：“倡導尊重人權，影響巨大，意義深遠，可加速共產主義衰亡的進程”，“使現有的共產黨國家處于守勢”，“還為更直接地進行爭取民主的活動提供了理論依據”。
美國經濟學家、地緣政治學家威廉?恩道爾坦率地指出：“美國采取的是鮮為人知的武器，利用‘人權’、 ‘民主’作為21世紀版的鴉片戰爭的武器，迫使中國敞開自己，接受美國的超級大國統治。”
實際上，西方敵對勢力極力宣揚的西方核心價值觀本質上是資產階級的價值觀：自由，首先或本質上是資本流轉的自由、買賣自由，實質是資本對于勞動的支配;民主，要害是金錢做主、商品投票，實質是金錢對民意的操縱;人權，首要或本質上是維護異化狀態下人格獨立的外觀，實質是資本人格化和勞動非人化的權力。對西方的價值滲透，一定要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揭穿其階級實質，用西方活生生的現實來教育廣大群眾。
2.文化滲透
新形勢下社會不同意識形態的斗爭，依然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個對立意識下的斗爭，這種斗爭尖銳復雜，但是它的形勢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最大的變化就是文化戰略地位的提升。這使得當前意識形態的對立斗爭、社會思潮的演變呈現出一種很復雜的狀況。文化戰略地位的提升導致西方意識形態的滲透出現了一種以文化為依托的趨勢。2011年10月，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上指出：“在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的背景下，誰占據了文化發展制高點，誰擁有了強大文化軟實力，誰就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同時，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嚴重性和復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應對。”
文化滲透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西方敵對勢力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一貫的做法。
從歷史來看，美國一直通過文化操縱他者維護美國霸權。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奈把軟力量(softpower)解釋為，“一個國家吸引它國的能力源于其文化、價值觀、國內實踐及其被視為合法性的外交政策”。其實質就是一個國家文化的吸引力、影響力。縱觀西方文化戰演變的歷史，約瑟夫?奈所說軟力量就會顯示出另一幅面孔，即它是在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爭奪世界霸權的過程中形成的，通過文化、意識形態和心理滲透來操縱其他國家的能力。文化的影響力古已有之，而軟力量的真正出現是在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爭霸的戰爭中，經過了宣傳戰、心理戰和文化冷戰等階段，形成了美國學者所說的軟力量。資本主義生產的性質決定了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爭霸戰爭是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的總體戰。為了提高民心士氣，政府通過控制輿論進行宣傳戰成為了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學者哈羅德?D?拉斯韋爾最先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敵對雙方的宣傳活動，揭露了宣傳戰的本質，“通過宣傳意味著不通過改變客觀條件……來控制人們的精神狀態。它僅僅指通過重要的符號，或者更具體地但是不那么準確地說，就是通過故事、謠言、報道、圖片以及社會傳播的其它形式來控制意見。”就是通過文化符號、信息傳媒對人的思想意識進行控制。
一戰結束后，德國、英國、意大利、日本紛紛向自己預期的戰略目標區域展開大規模的廣播。1930年代末，美國開始將拉美作為自己的勢力范圍，對其進行滲透。為此，美國總統羅斯福動員公共關系方面的專家來研究接近拉美國家的最佳形式，并在1938年6月成立文化關系處，全面負責這一任務。 此后，《時代》雜志和《讀者文摘》都開始有了西班牙版。迪斯尼動畫片被定為“親善大使”，制作了一批電影和戲劇動畫，產生了一些在西班牙、巴西和墨西哥家喻戶曉的卡通形象。與此同時，美國對拉美地區投資大規模上升。美國開始把地緣戰略目標與文化戰略緊密地結合了起來。這一時期，美國軟力量初顯身手。
二戰以后，在以美蘇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中，繼心理戰之后又出現了文化冷戰，也被稱之為意識形態戰。 意識形態之爭成為最重要的斗爭形式，文化爭奪被擺在了核心地位。
為了維護自己的霸權地位，消解蘇聯在世界范圍的影響，美國制定詳細的計劃，耗費巨資，在文化領域展開了全方位爭奪。其目標是讓人們接受，美國的發展道路是唯一正確的發展道路。針對蘇聯的政治經濟制度特征，美國通過文化滲透，先控制知識分子，進而顛覆對方的社會心理、意識，然后操縱對方的經濟與政治決策，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隨著蘇聯巨人轟然倒地，美國的意識形態戰大獲全勝。
從歷史演變來看，美國的軟力量，并非簡單的文化、觀念、生活方式的影響力，而是通過大眾傳媒塑造關于文化、觀念、生活方式的符號或圖像，讓其他國家民族從心理上、文化上主動認同，繼而達到操縱他者，實現自身戰略目標的能力。實際上，約瑟夫?奈自己也曾說過，軟力量是“使得他者期望你所期望的目標”，只是沒說操縱而已。
美國在其文化滲透的演進過程中，形成了其文化操縱的運行機制。
軍事-工業-傳媒聯合體是美國軟力量的實際控制者。
早在二戰之前，美國商業、政治軍事、外交、文化、學術機構的精英們就已經開始相互影響，結成了龐大的關系網。二戰之后，為了保證美國的軍事優勢，在宇航、衛星通訊和電子技術領域，美國軍方開始大規模資助私有公司進行研發并購買其新產品。在這個過程中，電子產業不斷集中形成了壟斷性的電子通訊技術巨型公司。同時，這些公司不斷地向傳媒領域滲透。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軍事-工業-傳媒利益共生集團。如美國無線電公司。在1965年，它是擁有20億美元盈余的電子制造商，又擁有全國廣播公司(NBC)的所有權，還擁有全美主要城市最有影響力的電視臺和廣播電臺，經營全國第二大電子網。正因為此，美國精英往往具有多重身份。比如，20世紀60-70年代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總裁弗蘭克?斯坦頓，他是最有實力的廣播電臺、電視臺廣播公司的總裁;美國信息顧問委員副主席，負責評估美國新聞署海外宣傳的效率;美國空軍全力資助的蘭德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向東歐和蘇聯傳播節目的自由歐洲廣播電臺執行委員會主席。這樣的利益共生集團，具有了根據自身的利益影響美國的國家戰略目標的能力，他們控制的美國文化的生產機制，也自然決定了美國文化信息生產、傳播的內容、性質和方向。信息自由雖然是美國人的主流觀念，但實際上卻是被這樣的利益集團所操縱。美國對社會心理操控技術也進行了細致的研究，涉及心理學、符號學等學科。20世紀初，以勒龐為代表的心理學家研究了情緒誘導在社會活動中的作用。在這之后，潛意識研究成為重心。1938年，弗洛伊德的學生恩斯特?迪赫捷爾來到美國，開始研究商業廣告中的潛意識操縱問題，并創立美國行為動機研究所。1960年，他成為肯尼迪的選舉顧問，把意識操縱研究引入政治領域。后來，這一領域的研究得到了解釋學、符號學、民族學和文化學的補充。另一位著名心理學家盧伊?切斯金是美國顏色研究所所長，對通過顏色影響潛意識進行了廣泛研究。70年代，以弗里德里克?斯金納的新行為主義產生了很大影響，成為意識操縱研究的重要組成部份。為了加強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控制，美國進行了大量的跨文化研究，重點集中在對每個國家內部群體沖突的文化、經濟和政治條件的研究。在社會學和人類學調查科研立項中，“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合同優先考慮的問題是少數民族的精英，研究他們的價值觀，他們面對心理戰的脆弱性，它們的社會關系和它們的傳播制度。同時受到特別重視的是對少數民族和宗教分析和地方軍事能力在承擔國家發展的領導權方面的演變。”
美國利用一明一暗兩條渠道的文化輸出來進行文化滲透。
文化商品輸出是傳播美國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重要方式。美國學者赫伯特?席勒認為，美國通過壟斷公司推銷其文化產品的手段非常巧妙。這些公司實際上是利用傳播設施-銷售設備-服務承包-生產節目這樣的縱向一體化體系進行文化輸出。拉美和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為了發展廣播傳媒事業，要向美國購買傳媒設備。但是，設備到位之后，由于資金缺乏無力制作節目。而美國公司往往把銷售傳播設備、售后服務與文化產品進行捆綁式的銷售，而且，由于這些產品在國內已經收回成本，往往以低廉價格外銷。這就形成了美國文化產品在世界范圍內泛濫，沖擊著其他民族的文化。同時，美國文化輸出還有一條秘密渠道，這就是以文化交流、商品交流為掩飾，由美國政府(主要是中央情報局)背后操縱的文化輸出。冷戰時期，為了與蘇聯爭奪文化霸權，美國進行了秘密的文化戰。中央情報局在宗教、藝術、文學和社會科學等領域，不斷推出美國文化，爭取世界范圍的知識分子對美國文化認同。另一方面，不斷妖魔化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為了掩飾這些活動，中央情報局往往成立一些外圍基金會，把資金打入基金會帳戶，錢“洗”干凈之后，再來資助他們看中的知識分子和由他們成立的文化組織。另外一些著名的基金會如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等，其領導人與中央情報局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經常主動為中央情報局排憂解難。以中央情報局操縱的最著名的文化組織文化自由同盟為例。該組織的目的就是與蘇聯在世界范圍內爭奪人心，宣傳美國的價值理念。在60年代中期鼎盛時，該組織影響巨大，在35個國家設有辦事處，雇傭280名工作人員，用幾十種語言出版20多種有影響的刊物，舉辦各種藝術展覽、音樂會、高水平的國際會議等文化活動。僅1966年這個組織的活動經費就達200萬美元。[2]而這里顯露的，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冷戰結束以后，美國的地緣政治意識形態向文化、宗教傳統復歸，“文化和文化認同形成了冷戰后世界上的結合、分裂和沖突模式。”在新的“文明范式”中，“西方國家的普世主義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沖突，最嚴重的是同伊斯蘭和中國的沖突。”亨廷頓在分析“正在形成的聯盟”時，臆測了一個所謂反對西方的“儒教和伊斯蘭教國家聯盟”。為了保持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優勢地位，一些文化保守主義者討論所謂的“亞洲—美國冷戰”。他們認為，美國與中國的關系變得“越來越具對抗性”，兩國沖突的潛在原因，除了“兩國在東亞未來均勢問題上的根本分歧”外，“沖突的根源是社會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異”。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主要通過以下途徑進行我國文化滲透。
利用政治性非法出版物攻擊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誹謗黨和國家領導人，力圖消解中國人的紅色情結。西方敵對勢力在本土或在世界其他地方特別是中國港臺等地出版大量政治出版物，并非法入境，與中國國內公開反對中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自由化勢力相勾結，在中國境內傳播。境內一些人與境外勢力相互溝通、配合，出版和傳播大量的政治性非法出版物，旨在顛覆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和國家根本政治制度，大多具有攻擊誹謗捏造不實或煽動性敏感內容，容易對具有獵奇心理、缺乏判斷力的讀者產生思想政治上的誤導。非法出版物主要通過幾種方式傳播，一是在境外出版然后流入境內，二是在境內非法印制散發，三是通過盜版印制低價銷售流傳，四是制作成電子書籍在互聯網上傳播。流傳較廣的政治性非法出版物主要有以下幾種：第一類是政府明令禁止銷售、增印的國內正式出版物，如《往事并不如煙》、《中國農民調查》等。第二類是在境外出版的充斥著大量詆毀誹謗領導人或內容不實的政治性著作，如《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晚年周恩來》、《李銳近作——世紀之交留言》、《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新發現的毛澤東》、楊繼繩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斗爭》，宗鳳鳴記述、李銳和鮑彤作序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等。第三類是私自編輯、印制和散發的宣傳自由主義和反社會主義思想的書籍，如《懷念李慎之》、《李慎之文集》、《胡績偉自選集》、《哈維爾文集》等。
利用學術途徑滲透西方意識形態話語，搶占我國的意識形態話語權。這方面的主要手法有：一是將意識形態沖突轉化為文化沖突，以文明沖突論掩蓋意識形態斗爭的政治本質;二是將意識形態轉化為價值之爭，將兩種社會制度之爭解釋為自由、民主、人權與專制、集權、蔑視人權的斗爭;三是將意識形態融合入學術性話語，以科學、學術的名義闡釋西方主流價值觀的合理性和普世性，并運用西方理論、概念、方法和思想話語總結中國經驗、對策中國問題;四是將意識形態消解于大眾文化，通過世俗化的、大眾化的、娛樂化的文化符號和對實用主義生活態度的支持和培育，以長期潛移默化的功能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傳入和傳播就是典型。新自由主義理論在我國較大規模地傳播和討論始于20 世紀80 年代中后期，主要通過文獻出版物、以大學為主的各種講壇(論壇)、各種研究機構(包括學會、研究會)主辦的學術討論等幾種渠道或方式傳播。目前，我國很多大學都先后安排了介紹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思潮的專題課程;有些學者主持講解有關新自由主義的教學大綱和教案，也陸續整理成書出版，成為新自由主義在青年學生中傳播的主要渠道和重要物質載體。新自由主義的研討會也逐漸多了起來。新自由主義的傳播已經在我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雖然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爆發后，新自由主義理論破產，但是，新自由主義在我國的影響仍然根深蒂固。
利用現代文化傳媒進行廣泛傳播，搶占輿論高地。西方敵對勢力借助書刊、電視、大學講壇等傳統滲透手段。互聯網也成為敵對勢力對我國進行思想滲透的重要工具。敵對勢力利用電子郵件、電子公告板、電子論壇、網絡聊天室、留言板等一切網絡傳播途徑，宣傳西方生活，美化西方社會，傳播西方制度，抨擊我國經濟社會政策，歪曲和攻擊我國人權狀況，詆毀我國形象。當前這些網站境外的主要有：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BBC、大紀元、博訊、看中國、人民報、民主中國、北京之春、爭鳴、動向、多維網、萬維網、大參考、自由時報、華夏文摘、議報、開放雜志、自由新聞導報、新世紀、中國事務、中文獨立筆會、西藏之頁等。同時，境外資本、民間資本大舉進入文化領域，使敵對勢力和資本勢力掌握了文化傳播平臺，對文化產業的價值觀導向造成了巨大影響。
西方運用各種傳播工具，從輿論上攻擊中國。具體表現為：第一，運用新聞傳媒，指責中國政府，貶損中國形象，尤其是一些美國媒體表現尤為明顯。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赫曼與喬姆斯基說過：“美國新聞或多或少地帶有‘反共’的味道，‘唯意識形態論’不僅始終主導著美國媒體對發生在社會主義‘敵國’的所有新聞的詮釋，而且也為他們提供了一條威脅與恫嚇‘敵國’的途徑。”第二，積極利用新媒體，特別是互聯網，向中國境內發送垃圾政治郵件、“翻墻”軟件，利用BBS散布虛假信息禍亂人心。互聯網已經成為敵對勢力進行意識形態滲透著力利用的渠道和腐朽思想文化沉渣泛起的一個傳播途徑。美國政府近年特別重視運用現代信息網絡技術加強對外意識形態滲透。《2010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強調：美國政府將采取各種措施，“支持這些技術的擴散和使用，以促進表達自由、擴大信息的獲得、增進政府的透明度，反對對這些技術使用的限制。我們也將更好地利用這些技術以有效地將我們的信息傳遞到世界。”第三，建立立體宣傳包圍網。據國家有關部門2003年監測結果顯示，“境外敵對勢力在我國周邊已設立了30多個轉播臺，每天使用多種語言、170多個頻率對華播出60多個小時的節目……同時，利用空間技術，在我國上空構建了密集的衛星電視網，頻道達400多個，尤其是加大了對我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地區和內地區域的宣傳覆蓋。”課題組成員在新疆、云南、廣東調研時，就充分感受到了境外媒體對我國邊疆的很大影響。課題組的一個成員的老家湖北農村，也可以通過簡單的“衛星鍋”接收到多個國家電視節目。第四，有意識策動各種反面宣傳和虛假宣傳，弱化我國政府的正面宣傳教育效果。西方一些媒體專門針對我國的正面宣傳，制造失實性乃至歪曲性報道，攻擊我國的正面宣傳是“假新聞”、“不真實”。“許多美國人把中國政治的復雜性歸結為一種簡單的野蠻力量敘事：踐踏個人權利的‘東方暴君’或‘紅色共產黨人’”。把我國政府平抑新疆烏魯木齊7·5事件和拉薩3·14騷亂事件攻擊為“暴力鎮壓”、“文化滅絕”。近幾年，隨著中國的崛起，一些西方國家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冷戰思維慣性、遏制中國等原因，加緊針對我國的意識形態活動，不斷推出“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
西方反華勢力除了直接攻訐中國，還支持中國境外的各種反華反共勢力，讓他們散布各種反動言論，如“疆獨”言論，藏獨言論，“臺獨”言論，“法輪功”邪教組織言論和“民運”言論，支持宗教分裂組織、“法輪功”邪教組織和民運群體結成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大聯盟”，上演各種反動意識形態的“大合唱”。美國某些城市授予李洪志為“榮譽市民”，設立“法輪大法周”;2009年澳大利亞墨爾本第58屆電影節組委會不顧中國反對，執意為“疆獨”頭目熱比婭作宣傳，不僅放映熱比婭的紀錄片《愛之10條件》，還邀請熱比婭出席該片首映式;2010年，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在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的推薦下將該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因違反中國法律而正在服刑的劉曉波，粗暴干涉中國司法主權。
支撐西方文化滲透的最根本的是文化背后的基本價值。西方的價值觀滲透歸結到一點，就是攻擊馬克思主義關于歷史的判斷和關于人性的判斷是錯誤的。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斗爭是歷史的主要動力和主導性線索，他們認為這是錯誤的。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人是可以超越自私自利而進入自由全面發展新境界的，他們認為這也是錯誤的。這是最根本的兩個問題，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
通過文化滲透，西方的意識形態實現了話語和主體的改變，學者和思想家成為新的意識形態話語主體。誠如東南大學樊浩教授評價的，“后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只是換了‘發言人’和話語，其實質并沒有改變。”“話語與主體的改變，導致意識形態形式的改變，意識形態具有明顯甚至濃厚的‘文化’與‘學術’的色彩。韋伯的‘理想類型’、貝爾的‘終結論’、福山的‘最后一人’、亨廷頓的‘文明沖突’，無一不是以學者的身份、用學術的話語宣告西方世界的意識形態勝利，或者進行意識形態上的謀劃，其背后隱藏的，是西方中心論或優越論的價值霸權或文化帝國主義。這種變化被有些西方學者用一句話道破：當今之世，帝國主義已經為全球化取而代之!”
針對西方文化滲透的新特點，我們要充分認識有效應對，在加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時候，要防止把文化中性化的錯誤做法，在吸收外來有益文化成果的同時，注意防范西方文化擠壓主流文化空間、舞臺和陣地，從而潛移默化地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進行價值滲透。
3.宗教滲透
西方敵對勢力還利用宗教勢力進行滲透，開展“信仰外交”。宗教滲透成為西方敵對勢力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主要途徑。
在冷戰時期，基督教被當作“美國反對無神論共產主義的重要立足點。”許多美國著名傳教士成為天然的“冷戰布道者”，他們認為：“共產主義不僅是對生命的經濟解釋……共產主義是由向全能上帝宣戰的魔鬼引領、激發和推動的。”為戰勝作為撒旦工具的共產主義，“今日世界唯有一種哲學體系可與共產主義的陰謀策劃相抗衡，這就是生機勃勃、動力十足的正統基督教……今日最偉大且有效的反共利器是再生的基督徒。”
對于宗教的滲透作用，尼克松認為：“教皇沒有裝甲師，但是他擁有的力量不是蘇聯的坦克能粉碎得了的。他觸發的情緒深入人的精神的核心，不理解宗教信仰的人往往低估這種力量。”美國前國務卿舒爾茨在1983年10月美國國務院召開的關于“共產黨國家民主化”會議的講話中指出：“從宗教信仰到政治行動，只有一小步的距離。”
冷戰結束以來，西方列強的核心話語，已經轉向“以宗教自由為基石”的人權。基督教的“普世價值”不斷被抽象化，成為西式民主制度的圖騰，美國基督教新基要主義勢力和政治新保守主義勢力結盟，共同推動國會通過《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使其成為以國家力量進行基督教全球戰略擴張的工具。美國國務院在《2001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的導言中，宣稱要“使宗教自由成為憲法中的第一自由”。《2006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宣稱：“宗教信仰作為個人選項和基本自由，是美國特征的立足點，根植于我國開國先賢的理想。從建國至今，宗教自由一直是我國最首要的自由之一。美國人民捍衛宗教自由的決心——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全世界——始終不渝。”美國國務院前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國務卿認為：“‘對美國來說，沒有比宗教自由和宗教良心更根本的東西。我們國家就建立在這一基礎上。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2008年，美國國務院國際宗教自由辦公室主任托馬斯.F.法爾(Thomas.F.Farr)公開呼吁美國外交應使“保護和擴展宗教自由成為其核心因素之一”，并宣稱“美國國家安全的中心議題是伊斯蘭恐怖主義。”美國當局聲稱，“宗教自由成為人權的第一基石”。2008年8月，時任美國總統的小布什發表談話說：“我已通過明確、坦率和一貫的方式告訴中國領導人，我們高度關注宗教自由和人權”。
美國通過國內立法，定期審查世界各國的宗教現狀。當代中國的“宗教問題”，長期被美國《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審查，就是美國干預中國宗教事務的例證。
近些年，隨著中國國內信教的人越來越多，西方國家注重以新式的宗教滲透作為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有效手段。西方某些國家一直利用宗教反華，支持達賴謀求西藏獨立，鼓動法輪功邪教分子鬧事，出巨資160億美元要把“中國基督教化”。美國《時代周刊》前駐北京記者艾克曼在《耶穌在北京》一書中指出：“根植于西方的大陸基督教會，崇尚美國的宗教自由和民主價值，傾向支持中國走向民主。在中國，上至政治學術精英，下至農民工人百姓，信仰基督教的人數至少有八千多萬，超過中共黨員的人數。未來30年，中國經濟在實現持續高速發展的同時，基督徒的人數會達到中國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國這條東方的巨龍，或許會被基督的羔羊所馴服。”西方一些基督教學會打著學術交流、研討、傳授宗教文化普及人文知識的旗號，進行比較隱蔽的宗教滲透。北美某基督教學會2001年以來，已經連續舉辦多屆“美國宗教與文化暑期高級研討班”，每期培訓中國宗教學方面的10名左右學者，并且還組織到美國進行宗教考察、體驗活動。主辦者公開聲稱辦研討班的目的，就是“為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提供一次親身考察、理解、感受和認識美國宗教文化與社會的機會”，這“對于他們認識美國的宗教文化，反省中華民族的歷史、現狀以及更加全面地把握未來發展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思想啟迪。”而參加研討班的中國學者感到“受益匪淺”，一方面表示“現在對美國的基督教有了更具體、更切身的認識和體會”，從中“看到了信仰的力量，看到了信仰如何使他們的生命變得喜樂與豐盛、更有意義”;另一方面認為“這種美國體驗，對當下中國大陸，可鑒之處深多”，“把基督教中有益于社會、個人的文化精髓發揚光大是有必要的，對于中國的進步和人民的幸福也是有價值的”，“這對于重構中國當代社會的信仰體系和價值體系坐標不無啟示意義。”
冷戰結束以后，美國對華宗教滲透出現與其國內出現的“新冷戰意識形態”相適應的新模式，這種模式的根本訴求正是以《國際宗教自由法》為依據在中國建立的“新宗教治外法權”。[3]
“新宗教治外法權”以美國國內法的形式死灰復燃，成為美國宗教外交的“機制性”目標。在人權問題上，將“宗教自由”問題提升到“第一自由”的高度，鼓吹“宗教自由和平論”，認為“宗教自由”問題不僅是人權問題，而且是美國“國家安全的界定因素”，“宗教自由促進國家安全”。1998年，美國通過了《國際宗教自由法》，該法案的簽署正如克林頓所說：“我的政府已經把宗教自由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核心因素。”《國際宗教自由法》的實質就是美國政府企圖獲得國際宗教事務中的“新治外法權”。
當年美國史學家賴德烈對近代《中美天津條約》中的“宗教治外法權”的批判今天同樣適用于《國際宗教自由法》。他指出：“條約(《中美天津條約》)勢必使中國信徒脫離中國政府的管轄，而使教會團體成為一些分布在全國各地而受著外國保護的‘國中之國’ ……差不多任何訴訟案子，都可以說成是由于非信徒逼迫信徒的。而外國領事或公使，只要他愿意的話，總可以找到干涉的借口。許多中國人，因為看見強大的外國靠山的好處，就假裝悔改而加入教會。也有不少傳教士，用外國政府的保護為餌，引誘中國人入教……因此，‘寬容條款’的效果，對基督的名并不是很光彩的教會……早已成為西方帝國主義的伙伴，對于因此而產生的后果是不能推卸責任的。”[4]
為了在中國實現建立在“新宗教治外法權”基礎上的“國中之國”這一目標，美國對華宗教宣教機構在中國推行“中國宗教政治化”。
推動基督徒維權運動或“維權政治”是實現中國“宗教政治化”策略的主要實現途徑。一些美國宣教機構提出中國家庭教會應該拋棄過去“躲、忍”的策略，轉而與“公民維權’相結合，采取更加主動的持續行為去”爭權”。一些激進分子則進一步提出具體的”運動式維權”模式：在方法論上注重發現事件、引導事件、升華事件、擴大事件、總結事件、推廣事件;在行動機制上強調互聯網與媒體聯動、草根行動、律師維權、民間籌款、教會與知識系統等形成合力，從而迅速使個體的維權事件運動化、規模化、國際化和政治化。這種新的基督徒維權政治被界定為“是繼20世紀80年代的廣場政治，和90年代的地下政治，在2000年代崛起的新模式，其基本特征包括互動網絡政治、愛與正義的政治、司法中心的政治、秉承自由傳統的政治、護憲和立憲的政治等”。
美國為了達到推動中國宗教政治化的目的，極力扶持和栽培華人傳教知識分子。
改革開放以來，具有港臺背景的海外華人傳教士是進入中國內地時間最早、數量最多的外來宣教群體。20世紀90年代以后，來自中國內地的傳教士將福音傳回中國內地成為主流趨勢，數量迅速增加的來自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群體被美國培植為這一趨勢的新的傳教載體。
“將福音傳給中國未來的領導者” ，“為基督贏得這世代的華人知識分子”是美國對華宣教機構的首要目標。 進入新世紀以來，美國華人知識分子事工在原有基礎上得到更快發展。以知名對華宣教機構“友愛中華協會”(COM)為例，1988年，隨著數以千計的中國大陸研究生和學者聚集在美國和加拿大的校園，該機構開始將其事工核心轉換為北美校園布道。根據該機構2008年的年度事工統計：“有46名工作人員在41所大學服務于中國學生團契;在這41所大學校園里有超過24000名中國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向超過6100名中國學人宣講過基督的福音;有2150名學人得到友愛中華的具體幫助;有320名學人參加福音培訓;有817名學人得到福音指導和門徒培訓;有71名中國學人基督徒回到中國。” 美國主流媒體評價道：“我認為將福音傳給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來到美國的學生是這個世界上戰略意義最重大的基督教福音使命。”[5]
隨著“海歸潮”出現，以留美中國知識分子為重要載體的“海歸福音事工”興起，中國家庭教會開始出現“戰略轉折”： 第一，從以鄉村宣教為中心向以城市事工為中心轉變;第二，關注政治法律問題，以清教徒的神學觀念把世界看作修道院，在職業中榮耀上帝;第三，改革宗神學是年輕一代傳道人的主流宗派認信;第四，年輕一代傳道人逐漸崛起;第五，家庭教會加速整合并進入公共領域。而“網絡福音”的興起，使海外“網上基督徒”“虛擬回國”傳教成為可能，中國國內高校的BBS成為“福音的大好禾場”。
美國為了達到對華宗教滲透的目的，成立了“對華援助協會”，建立對華進行宗教滲透的嚴密組織體系。
2002年，“對華援助協會”在美國德克薩斯州成立，“對華援助協會系非盈利基督教機構，旨在探索、講述、捍衛涉及中國宗教自由問題的真理，并專注于非官方教會的命運”[6]。該機構與傳統宗教組織的主要區別在于：其組織的根本目標不是傳教，而是專注于經過特殊界定的“宗教自由”。該機構主辦了系列對華網站，其中的“中國宗教自由觀察網”羅列了三個方面的主要使命：第一，中國宗教自由觀察網的使命是促進推動所有中國人的宗教自由。第二，將有關踐踏中國公民宗教自由的消息和報道傳遞及時發表。第三，推動中國成為信仰上沒有柵欄的天空。該機構自成立伊始，就以美國《國際宗教自由法案》在中國的“準民間執行機構”自居，并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開展活動：首先，策劃、推動并直接參與中國國內的“宗教事件”，并以這些所謂的“宗教事件”為素材推動美國和其他國際機構對中國施壓。我們可以在國內絕大多數與宗教相關的群體事件中看到該機構活躍的身影。第二，在美國國內和國際上系統炮制和宣揚“中國宗教迫害論”。該機構密切配合美國《國際宗教自由法案》的實施，每年向美國國會和國務院提交所謂的“中國宗教迫害年度報告”。第三，阻礙中國宗教組織正常開展的對外交流活動。該機構對海外宗教機構和相關人士與中國合法宗教組織開展的友好交往活動大肆批評，認為這些交往活動會“向全世界的信仰者發出誤導和令人氣餒的信號”，從而忽略了“不受政府控制的宗教”。
2007年 ，在“美國對華援助協會”的直接操控下，“中國家庭教會聯合會”被拼湊出來。該組織組建各省分會，指定分會會長，開展全國性的施工拓展。在各種勢力操縱下，該組織很快淪為以“施工拓展為招牌的斂財工具”。2008年11月，該非法組織被中國民政部依法取締。
在國際上，以美國政府、國會和相關宗教機構為主導者，以“對華援助協會”為組織核心，形成針對“中國宗教問題”的壓力集團。在中國國內，“對華援助協會”一方面覬覦中國家庭教會的領導權，嘗試建立“整合城鄉”的全國性宗教領導機構，完成在其掌控下的“教會國度化”;另一方面，企圖以家庭教會為依托，超越宗教領域，“巧妙編輯中國社會的各種自由元素”，形成包括“互聯網、政法系、家庭教會、媒體等力量”的維權政治組織體系。
一位學者在評估美國基督教對華戰略擴張的態勢時，指出：“它可以開動全部國家機器，從總統、國務院、國會、國家安全委員會統一運作，許多教會組織和教會院校協同配合，形成國家、宗教和非政府組織各以不同的優勢對外擴張，政治威脅、經濟收買、文化宣傳、合法與非法手段齊頭并進，以至于能夠在基督教歷來勢微的我國，制造出相當強大的輿論，進入高等講堂和學術研究機構，地下教會敢于與國家法規公開對立。”
從實質來看，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的宗教滲透，是一種“政治滲透”。“在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則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或境外敵對勢力，境外宗教只不過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或境外敵對勢力推行其和平演變戰略的一種方便的‘工具’或‘手段’而已”。也就是說，境外宗教滲透的“終極主體”或“深層主體”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或境外敵對勢力，而境外宗教充其量不過是一種“次終極主體”或“表層主體”。
宗教滲透已經成為當前西方敵對勢力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主要途徑。面對文化問題，宗教問題，以至意識形態問題，有效方式是需要思想上的應對。我們應該掌握話語權，應該培植我們的學術優勢，不應該放棄意識形態陣地。
4. 利用非政府組織滲透
利用本國的非政府組織和中國國內的非政府組織，是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又一途徑。
非政府組織在世界各國越來越活躍，從表面原因來看，是因為非政府組織希望自己的觀點能夠影響到社會。從深層次角度來看，它們這樣做的動機與背后的利益集團有關。《環球時報》駐英國記者對和國際大赦組織倫敦分部發言人的一次接觸印象深刻。在倫敦的辦公室，該機構公關負責人尼克爾原本因女權問題接受記者的訪問，然而他得知記者來自中國后，似乎有話要說卻欲言又止。直到采訪完畢后，尼克爾終于忍不住說：“我們很愿意和中國記者談談對于西藏人權問題的看法，你有興趣嗎?”盡管記者稱沒有準備這方面的問題，但尼克爾還是拿出幾盤光碟，稱這些都是國際大赦組織多年來拍攝的有關中國人權的專題，觀點可供參考。記者奇怪地問，為什么會如此熱衷中國人權問題呢。尼克爾說了一番大道理后，最后一句話是，他們從事的研究話題必須是資助機構感興趣的。
非政府組織在西方近年迅速膨脹。1946年美國大約有20萬個非政府組織，進入21世紀后，登記免稅的非營利組織就有160多萬個，還有約100萬沒注冊的非政府組織。英國《經濟學家》稱，盡管從“非政府組織”名詞的表面含義看，NGO應該獨立于政府，但只要看看它們的資金來源，就知道，這些機構幾乎都是“特定政府的傀儡”。
德國“全球視角”網站說，美國非政府組織在“9?11”事件后出現“大改變”。很多非政府組織越來越散發著“國家的情緒”，它們與CNN一樣擔負起更多的“美國責任”
非政府組織公開操縱各國內部事務。印度總理辛格公開抨擊美國非政府組織“操縱印度民意”，給印度核電站建設制造障礙。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2011年8月公布的年報顯示，該基金會已滲入俄羅斯全境。該基金會在俄資助了許多青年組織和各種形式的研討會，用以培養俄羅斯的青年反對派領導人。僅2010年一年就花費278.3萬美元在全俄境內資助數十個項目。 俄羅斯《觀點報》稱，目前美國有1.5萬多非政府組織在世界其他國家從事活動。許多間諜都是以這類機構作為掩護，干涉他國內政。
西方國家的一些非政府組織接收西方國家政府的資金資助。埃及《金字塔報》公布了美國NGO對埃及的一些主要非政府組織資助的具體金額，如國際共和研究所2200萬美元，全國民主研究院1800萬美元，自由之家400萬美元等。該報稱，這些組織雖然美其名曰“非政府組織”，但是有深厚的政府背景的。它們都是由美國監督海外選舉和促進外國民主的工具。美國“全國民主研究院”在埃及革命期間一直幫助埃及一些反對派起草政黨綱領，制定選舉戰略以及為候選人編寫訓練手冊等。該組織董事會主席是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
對于非政府組織在西方意識形態滲透中的作用，莫斯科大學學者瑪施金娜對中國《環球時報》記者說，跨國NGO組織是全球化的產物，美國作為文化強國，其政治制度和文化理念對世界其他國家都產生深遠的影響。依靠NGO的活動，推廣美國“公民社會”的價值理念，是美國“軟實力”的體現。她說，許多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廣泛興起的NGO組織具有相同的特征：試圖影響社會觀念、試圖掌握話語權，但“沒有什么組織是不帶有政治色彩的。”
在中國學術界有比較高的知名度的某民間研究所，就是一個與國外的非政府組織有著密切聯系的民間學術機構。該研究所經常以學術報告的名義發表一些調整主流意識形態的報告，如反對中國政府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攻擊中國國有企業。這個研究所經常組織學術活動。2012年年初，該所創始人榮獲美國一個基金會頒布的大獎。而該人因為在網站上公開全面否定毛澤東受到一些廣大網民的強烈攻擊。
可以說，在中國類似這個民間研究所的一些非政府組織在一定程度上稱為西方國家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工具。
在利用非政府組織對中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時，西方敵對勢力以基金會為平臺，尋找熱點問題，以此為突破口，制造社會動蕩事件。美國利用美國民主基金會作為其滲透資本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工具。2008年拉薩的“3·14”事件、2009年烏魯木齊的“7·5”事件，背后都有民主基金會的影子。美國民主基金會對中國極為重視，它資助的中國項目多達50項，僅次于伊拉克的52項。美國民主基金會在中國資助的重點：一是“藏獨”、“疆獨”等分裂勢力;二是所謂“民運”勢力和各種“民權”團體;三是國際學術界的“中國項目”;四是“純文化與技術”團體。如美國民主基金會撥款3.65萬美元資助“北京東增納蘭文化傳播公司”。這個項目對外宣稱是“資助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研究與保護”。近年來，美國國會對美國民主基金會的撥款數額在增加：由最初3300萬美元的“定額”增至2004年的7900萬美元，再跳到2005財年的1.13億美元，2006年為1.09億美元，2007年為1.06億美元2008年為1.34億美元，2009年為1.31億美元，2010年為1.35億美元。
美國民主基金會在贊助國際反華勢力也做到了“與時俱進”，根據這些反華反共組織的所謂“貢獻”不斷調整資助金額。根據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公布的資料，其對特定對象資助的金額也顯示出該組織對高科技技術的濃厚和與時俱進的時代敏感，正如美聯社記者敏銳地指出，當前的高科技時代凸顯出互聯網對一個國家和政府沖擊的巨大作用。在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對中國民運組織撥款的賬單上，老牌民運組織“北京之春”2010年只獲得了區區6萬余美元，而其在2006年和2007年每年都曾獲高達195,000元的款項。至于號稱“中國民主之父”的魏京生基金會2010年更只有少得可憐的54,300美元，其數額僅相當于一個中產階級職員的年薪。相反的是，博訊在2005年僅獲得美國民主基金會25,000元的資助，但2006年就幾乎翻了一倍，獲款58,366元。到2007年，得到的資助又翻了一倍多，達到135,000元。此后每年遞增，到2010年已拿到了22萬美元，幾乎是“北京之春”和魏京生基金會兩家合起來再翻一倍的數目。 [7] 西方敵對勢力在這個方面的滲透已經對我國的意識形態安全造成嚴重威威脅。
西方敵對勢力在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時，其精神內核始終是宣揚西方社會制度、政治模式和價值觀念的合理性、優越性、普世性，同時詆毀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等核心價值觀，以此消解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基礎。新世紀以來，西方意識形態滲透的具體方式和傳播途徑不斷變化，呈現了一些新特點：化實為虛、化虛為實、立體散播、聚焦攻擊[8]。
第一，化實為虛，淡化意識形態色彩，更加注重滲透手段的欺騙性、隱蔽性、虛偽性。在意識形態滲透中，西方敵對勢力慣于以抽象的“人性論”為掩飾，把否定階級分析的所謂“非意識形態化”的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奉作“普世價值”，制造出超脫于意識形態之外的假象。
第二，化虛為實，核心價值觀由幕后走向臺前，更加注重滲透效果的現實化、具體化、應用化。西方敵對勢力越來越不滿足于抽象的論爭和空泛的宣傳，而是更加關注現實利益問題，扶植現實力量，試圖影響現實決策和中國發展方向。在論題上，針對某些政治、經濟、社會、民生領域的具體問題，拋出相應的制度層面上可操作的“診斷”和“藥方”，注重爭奪話語權，影響人們的思想認識;在組織上，通過資金扶持、邀請出國交流、西方政要高規格接見等多種手段，在中國境內培植代理人并鼓動他們從“地下”走向“公開”，不時推出所謂意見書、公開信，挑戰我國政治底線;在對象上，加緊對領導干部的思想頭腦進行滲透，在黨員領導干部中間與我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爭奪市場，力圖對實際部門的決策施加影響。
第三，立體散播，傳統途徑與新興媒介并行，注重滲透渠道的立體化、深入化、平民化。意識形態滲透不僅僅限于在思想文化領域企圖抽掉我們的精神脊梁，它還涉及到政治、經濟、科技、軍事、社會生活、國際關系等各個領域，特別是在多極化、全球化、網絡化的世界里，意識形態滲透更為廣泛和深入。除了繼續借助書刊、電視、大學講壇等傳統途徑進行傳播外，還積極利用覆蓋廣泛、快捷高效、互動性強的互聯網等新興媒體擴大社會影響，增強傳播效果;傳播形式不斷豐富，表達方式更通俗易懂，更加生活化，在大眾百姓當中的影響更加普及。
第四，聚焦攻擊，利用熱點敏感問題進行炒作發揮，注重滲透時機的準確性、集中性、針對性。敵對勢力的一個重要策略就是抓住重大事件借題發揮，一方面唱“反調”，夸大渲染或制造謠言，妖魔化中國形象，將一般問題政治化，將單一問題復雜化，最終歸結為“社會制度弊端”和“一黨執政”，矛頭對準我國的政治體制和黨的領導，離間黨群關系，企圖動搖民心;另一方面唱“贊歌”，以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等所謂“普世價值”闡釋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中的一些變化，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取得的全部成就歸功于“普世價值”的實施，同時否定建國后到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建設。2012年的王立軍事件、陳光誠事件都成為西方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所謂契機。
二、我國應對敵對勢力滲透存在的不足和隱患[9]
意識形態滲透始終是西方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的一個主戰場，并在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上俘獲了某些人包括黨員領導干部的頭腦，已經開始形成挑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軟實力，這暴露出了我國意識形態工作中的嚴重不足和深層次隱患。
(一)不足
第一，面對敵對勢力意識形態滲透，缺乏系統應對，表現出被動應付，成效不大。
面對西方長期的意識形態形態滲透，主流意識形態處于頭痛治頭、腳痛醫腳的局面，缺乏持之以恒的有效應對，常常是虎頭蛇尾，有始無終。比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說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要貫穿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但最近十幾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語詞基本上已經淡出主流話語。近年的普世價值批判是一個典型例子。為了批判普世價值，意識形態工作主管部門和理論界作出了一定努力，但從總體上看，處于一種集體失語、回避交鋒的狀態，公開鮮明的批駁不足，缺乏統一果斷的行動，使“反普”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孤立性話語。2008年開始的批判普世價值，不到一年，就嘎然而止。這樣造成的實際效果就是，“普世價值”論者將主管部門的態度視為默許，氣焰不降反升;迄今為止大多數人仍然認識混亂，思想未得到澄清，倡導、信奉和同情“普世價值”觀的人們依然為數不少，應對工作未能取得明顯收效。
新自由主義思潮一直是主流意識形態強烈批判的錯誤思潮，也是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重要載體。但成效不大，誠如一位美籍華裔著名教授這樣描述新自由主義在我國的泛濫狀況：“在中國則是由新自由主義在制度層面上獨享霸權。在‘國際接軌’的大潮流下，新自由主義已經在制度上深入教科書、核心刊物等，而由此也在研究生的遴選、教員的聘任與評審中占據霸權地位。一個具體的例子是，我自己這幾年所在的國內單位，雖然是在一位認同于‘另類’學術的非常能干的院長的領導之下，并且附帶有新左派的傾向(包含經過重新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去西方中心化的后現代主義，以及一定程度的本土意識)，但事實上，在關鍵性的招生、招聘以及評審方面，實際上幾乎完全由占據霸權地位的‘主流’經濟學所左右——依據它們的標準而選定必讀書目，設計考卷問題，規定要雜哪些刊物發表論文等，幾乎完全臣服于新自由主義知識體系之下。因此，在實際操作中，學科的未來其實完全被新自由主義所掌控。”“在一統的制度性實際運作中，新自由主義其實已經占據了絕對的霸權地位。”“我個人由此得出的實用性結論是，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霸權比在美國更需要反思、批判、挑戰。”
“在中國，新自由主義一定程度上得到國家政權的認可和支持，與官方的社會主義話語并存于極其微妙的關系之中。在那樣的環境下，有的高度教條化的經濟學家門，酷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留學蘇聯的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等‘海歸’領導人。陳、秦等經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堅信馬列理論乃是革命的絕對真理，堅信蘇聯的革命經驗乃是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典范。今天在美國受培訓的中國經濟學家們，有的同樣以為自己已經掌握絕對真理(‘科學’)，意圖以至改造中國。兩者同樣不顧中國實際，無視中國實踐經驗，要把中國推向已經給定的教條。過去是城市革命、工人階級專政，輕視農村和游擊戰;今天是市場經濟、資本和‘效率’掛帥，忽視農民和公平。新自由主義中影響最大的所謂‘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更建構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間的絕對對立——私有產權vs公有制;市場vs計劃;市場分配vs國家分配;個人抉擇vs官僚抉擇——并以此完全拒絕中國的現代革命傳統，完全無視其歷史背景。如此的二元區分，特別清晰地展示于今天在國內影響最大的哈耶克(FriedrichA.Hayek)和科爾奈(Janos Kornai),也可見與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科斯(R.H.Coase)、諾斯(Douglass North)等經濟學理論家。(我開設的課程把舒爾茨的著作當作掌握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切入點。”
“和過去的馬列主義同樣，今天的新自由主義是以普遍真理和科學來自我包裝的。不同的是，過去是以階級斗爭為核心，把它視作‘政治’的核心;今天則是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去階級的‘政治’。即便是在極其顯著的社會不公現實之下，新自由主義只討論個人利益和博弈，拒絕討論階級矛盾。”
“和過去馬列主義指導下的研究同樣，教條化的新自由主義經驗研究多受其意識形態所主導。它在表面上雖然強調‘科學的’、實證的、精確的經驗研究，但實際上缺乏真正的、既有經驗根據也有創新概念的學術研究。這種教條化的學術主要有兩種：要么努力證明新自由主義理論，時而借助貌似科學的計量方法;要么試圖說明中國去他們的理想圖景還有一定的距離，借以強調中國必須向新自由主義理想進一步邁進。這種研究其實和冷戰時期的美國中國研究非常相似。它們呼吁，要確立私有產權，確立純粹的市場競爭，遏制、消除國有企業，目的是建立和(他們想象中的)美國相同的完全私有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至于引用后現代主義理論的學術，它們主要借用后現代主義對西方現代主義的批判來樹立中國傳統(或鄉土文化)的正當性，借以去西方中心化。部分學者則更是模仿美國學者的話語分析，并且多多少少染上了美國最時髦的后現代主義學術特征，即主要以批判姿態呈現自己——競相試圖對現代主要作出深層的反思與批判，把建樹理解為批判。如此的學術，多缺乏扎實的經驗根據。”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理論，過去是國家政權的正式意識形態，但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經是被遺忘的理論。在年輕一代的學生中，部分由于教育制度對‘政治’的強制要求，相當普遍被視作僅是一種修辭。就其現在在學術界的活力，或許還不如在美國處于另類和邊緣地位的馬克思主義。”[10]
黃宗智教授的話可能有些過重，但也基本反映了新自由主義在我國滲透的實際情況。
第二，主流意識形態的建設成效不大，導致主流意識形態抗擊敵對勢力意識形態滲透能力不強。
要有效應對敵對勢力的滲透，從根本上是要增強我們主流意識形態的說服力、吸引力。我們對主流意識形態的闡釋不連貫、不明確，甚至有相互矛盾、前后沖突之處。例如，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存在多種理解，甚至有人提出所謂的“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學術的馬克思主義”、“官方的馬克思主義”、“民間的馬克思主義”等概念，把馬克思主義多元化，而有關部門卻并不加以阻止，甚至一些媒體也加以引用。在對待這些理論困惑和爭論時，不加引導、任由發展的傾向是不應該的，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困惑和混亂長期發酵，不利于馬克思主義指導作用的發揮，反而讓境外敵對勢力趁機兜售西方的核心價值觀。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創新成果十分輝煌，但大眾化、普及化工作相對薄弱，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往往被裁剪成一些抽象的、空洞的、標語口號化的政治概念，改革開放的切實成就未能有效地轉化為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和吸引力的認同，導致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陣地的萎縮。《文摘報》等一些媒體選擇的文章內容與中央精神有出入，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為隨意剪裁甚至歪曲歷史的學者提供平臺，反映出掌握話語權和新聞傳播平臺的編輯人員在一些大是大非問題上的思想混亂，或是僅注重經濟效益和經濟價值的實現，導致這些人們日常接觸的文化產品、輿論導向同主流意識形態相矛盾。
意識形態部分在選拔任用人才時，經常以溫和、折中作為用人標準，持中庸態度的“和事佬”占了主要地位，對錯誤思潮和反動言論不支持但也不明確制止和反對，態度立場不鮮明。長此以往，使得正常批判的合法性遭到質疑，而言論者將主管部門的態度視為默許，氣焰不降反升，人們思想難以得到澄清。在如今“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環境下，即使面對挑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力量發動進攻時，主管部門也往往是刻意回避、保持中立，不與之正面交鋒。這種漫無原則的“庸俗寬容論”，導致了許多正常的政治批評和理論抵制無法展開，在某種程度上縱容了一些錯誤乃至反動思潮的泛濫。
在主流意識形態應對西方滲透乏力的情況下，一些人寄希望于中國的傳統文化來增強我國意識形態的感召力、吸引力，特別是用新儒學來抵御西化、分化的攻勢，夸大了孔子學院、世界孔學熱的文化價值和象征意義。但實際上，封建主義是無法抵御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滲透的，只有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才真正是有生命力競爭力、代表社會進步方向的意識形態。
在對群眾的意識形態宣傳教育上，不能正視廣大群眾尤其是年輕人的思想政治教育面臨的許多深層次矛盾。當前所謂80后、90后的青少年具有并行不悖的雙重標準的價值觀，一方面不反對走中國道路，另一方面又贊同西方社會制度。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識形態宣傳的時代感、主動性、針對性、實效性不夠強，不太注重對個人發展的價值導向，難以滿足他們豐富的精神與心理需求，不能及時反映社會生活發生的新的變化，對群眾在社會生活中遇到的困惑，缺少新的有說服力的解釋或說明，導致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維護功能、教化功能、協調功能和發展功能沒能得到充分發揮。
在抵御西方意識形態滲透時缺乏與世界進步陣營的有效合作。國際上西方各國在意識形態宣傳方面比較一致，可以說建立了意識形態的統一戰線，如“中國責任論”的問題上相互配合、論調一致。我國在國際交往中只進行經濟交往，不進行意識形態的爭論，與古巴、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形成意識形態聯盟，導致意識形態滲透與反滲透斗爭的戰場上陷入被動和孤立境地，力量對比十分不對等。
第三，對國內一些西方意識形態的應聲者缺乏有力的措施。
西方意識形態滲透的一個重要途徑是通過國內的一些所謂“持不同異見人士”和“公共知識分子”來進行的，形成里應外合之時。
2005年北大知名法學教授在一次內部座談會上公開聲稱“中國共產黨非法”，不僅沒有受到任何制裁，反而更加囂張。2010年筆者到內蒙古呼倫貝爾調研時，當地律師協會當面質問賀衛方是否鼓動大家起來造反，并且表示對這些人過于軟弱。2007年老干部謝韜公開發文宣稱“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由于批判不力，致使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影響更大。而國內的一些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基本上就是西方意識形態的響應者和國內主流意識形態的顛覆者。一位榜上有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在境外網站上宣稱：“在今天的大陸，‘公共知識分子’就是在知識上、政治上對共產黨統治滿懷否定和憤怒的人，就是對持不同政見者的隱約稱呼，是異議人士開始浮出水面的標志”。 所謂“公共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從事哲學、經濟學、法學、行政學、社會學、歷史學、文學等學科專業研究，其中部分人有海外留學經歷。其共同特點是自我標榜“理性”、“超然”、“獨立”、“秉持良知”、“兼具專業性、公共性和批判性”素質，但都對中國現行政治制度和主流意識形態持批判或否定態度，并以所謂“價值中立”、“客觀公正”的姿態出現，宣稱其對社會公共事務的評論與其個人利益無關，完全出于他們對“公眾利益”的關心。他們經常在媒體上對“公共領域問題”、特別是社會上發生的“負面事件”發表議論，提出與眾不同的“驚人”見解，或明或暗地向執政黨、政府、現行體制和主流意識形態發難。他們敢于批評、嘲弄政府的“大膽”和“反主流”思想話語，得到了與他們觀點類似的部分媒體和受眾的支持和共鳴，并在涉世不深、思想單純、對中國近現代歷史和國情了解不多、缺乏今昔對比經歷和是非真偽判斷能力較弱、正處于成長“叛逆期”的部分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和群眾中有一定市場。
對這些人缺乏有效的制裁措施，致使宣揚西方意識形態的人更加肆無忌憚，而維護主流意識形態的人感到倍受壓力。
第四，對流入的境外出版物或外資民資控制的媒體，缺乏有效管理。
一些敵對分子利用境外或香港的新聞出版渠道，出版和發表反黨反華出版物，但意在影響國內輿論思想，通過種種方式在國內擴大傳播。同時，境外資本、民間資本大舉進入文化領域，使敵對勢力和資本勢力掌握了文化傳播平臺，對文化產業的價值觀導向造成了巨大影響，如中國選舉網、凱迪網等為右翼分子發表言論提供了活躍的場所，都擁有比較高的知 名度和點擊量。特別是香港出版的大量非法政治出版物，其主要讀者群是國內領導干部、知識分子和離退休干部，在國內有相當影響。如何管理這些非法出版物和公開挑戰主流意識形態的媒體，缺乏有效措施。
第五，西方話語體系向黨政機關和學界滲透，并影響中國實踐。
西方的話語體系逐漸對學術界的理論研究以至各級黨政機關的理論宣傳教育工作產生很大影響，西方的話語平移、話語控制現象突出。一些領導干部在海外接受培訓以后，成為西方意識形態在國內推行的有力工具。筆者2006-2007年在浙江、廣東調研時，發現指導不少領導干部言行的是西方的話語。寧波市原來的宣傳部長在飯桌上與課題組交流時，就用西方的代表制質疑中國共產黨無法代表中國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廣東的不少干部開口閉口就是“公民社會”、“小政府”。
第六，國內主流意識形態的基礎發生了變化，對主流意識形態構成嚴重挑戰。
意識形態離不開經濟基礎，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國際聯系的日益密切，隨著國內經濟成分、就業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關系日益多樣化，社會思想也日趨多元、多樣、多變。一些人面對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分配不公、拆遷征地等社會矛盾問題思想迷茫，也有一些人則由于經濟地位和經濟利益的變化，在政治上必然反映出各種各樣的訴求。在黨組織內部，黨員的社會成分和文化水準呈現多層次性，黨員流動性加大導致思想政治工作“斷層”、“盲區”增多，個別黨員干部貪污腐化、蛻化墮落等等。這些問題使得主流意識形態與現實的社會存在嚴重脫節，這些現象在對主流意識形態形成沖擊的同時，也向境外滲透勢力打開了方便之門。
(二)隱患
我國主流意識形態應對西方敵對勢力意識形態滲透的不力，折射出我國意識形態工作存在深層次隱患。
第一，對一元指導思想的闡發“歧異化”，缺乏一致性。對主流意識形態的闡釋不連貫、不明確，甚至有相互矛盾、前后沖突之處，例如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存在多種理解，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割裂開來，等等。黨和人民在某些根本性理論問題上的困惑，有時會存在一段時間的討論和意見分歧，但目前在對待這些理論困惑和爭論時，有一種不加引導、任由發展的傾向，未能及時統一全黨、全社會的認識，而是讓困惑和混亂的狀態長期發酵。這不利于馬克思主義指導作用的發揮，讓境外敵對勢力趁機兜售西方的核心價值觀。
第二，對反主流價值觀的批判“真空化”，缺乏斗爭性。境外敵對勢力的意識形態滲透和國內反動思潮的存在不是新情況，問題在于，在“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環境下，即使面對挑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力量發動進攻時，也往往是刻意回避、集體失語，不與之正面交鋒。這種漫無原則的“庸俗寬容論”，導致了許多正常的政治批評和理論抵制無法展開，在某種程度上縱容了一些錯誤乃至反動思潮的泛濫。
第三、對意識形態問題的分析“非意識形態化”，缺乏階級性。目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一個“軟肋”，就是廣泛地存在非意識形態化的傾向，即不少人在反對“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口號的同時，走向另一個極端——“階級斗爭熄滅論”。一些黨員干部也被這種傾向俘獲了頭腦，深層理論問題模糊，理論水平降低，思想認識混亂，特別是在重大價值觀上認識不清，拋棄和回避階級分析這一思想武器，給境外敵對勢力的思想滲透提供了可乘之機。
第四，對社會主義的宣傳“空洞化”，缺乏針對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創新成果十分輝煌，但大眾化、普及化工作相對薄弱，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往往被裁剪成一些抽象的、空洞的、標語口號化的政治概念，改革開放的切實成就未能有效地轉化為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和吸引力的認同，而境外敵對勢力則借機將中國的成功與“普世價值”、與資本主義掛起鉤來。
第五、對新式滲透的抵御方式“老舊化”，缺乏創新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境外敵對勢力不斷開發新戰略、研制新“武器”、開辟新戰場，而我國尚未探索出一整套新的有效的應對機制、途徑和方式。既不可能以搞全民運動的方式清除這些思想干擾，也不能在宣傳上一味地強調“和平演變”和階級斗爭的長期存在;還有一些曾行之有效的傳統工作方式經多年沿用已顯得陳舊落后，在新時期社會群體的眼中毫無吸引力和說服力，缺乏實效。
第六，對意識形態工作定位的“模糊化”，缺乏準確性。我國意識形態工作的組織領導機制存在著責任不清、組織不力、應對失效等一些突出問題，這與意識形態工作的定位有所模糊有密切關系，即在實際中由全局工作下降為少數理論宣傳和教育部門的任務，將其等同于宣傳中央精神和思想政治教育等部分意識形態工作;地方黨政一把手不親自主抓，主抓該工作的實際負責人又因職權有限而不可能全面開展意識形態工作。
三、應對西方敵對勢力意識形態滲透的對策
面對西方敵對勢力的意識形態滲透已經威脅到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問題，全黨一定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
第一，要高度重視反對西方敵對勢力意識形態滲透工作。胡錦濤同志明確指出：“意識形態領域歷來是敵對勢力同我們激烈爭奪的重要陣地，如果這個陣地出了問題，就可能導致社會動亂甚至喪失政權。敵對勢力搞亂一個政權、顛覆一個政權，往往總是先從意識形態打開突破口，先從搞亂人們的思想下手。”他還告誡全黨：“嚴峻的事實告訴我們，在集中精力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全黨同志一刻都不能放松政治這根弦，始終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觀點、增強政治鑒別力、政治敏銳性。”“要把意識形態工作作為關系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關系黨和人民事業興衰成敗的重大工作抓好，始終堅持和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11]美國學者大衛·科茨在分析蘇聯解體原因時說：“應該說，對蘇聯的解體，美國和西方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這種作用主要不是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而是以自由主義為代表的意識形態非常有效地滲透到了蘇聯知識分子和黨的干部的思想中。”以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為代表的敵視和反對的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是當前對我國意識形態的主要危險。
第二，增強理論自信和理論自覺。堅信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生命力，增強自信。相信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不僅占領科學制高點，而且占領道德制高點，列寧所說，“他們曾經一百次、一千次地宣告唯物主義已被駁倒，可是直到現在，他們還在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地繼續駁斥它。”[12]科學性和革命性的有機結合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格，也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應有品質。“這一理論對世界各國社會主義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嚴格的和高度的科學性(它是社會科學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結合起來，并且不僅僅是因為學說的創始人兼有學者和革命家的品質而偶然地結合起來，而是把二者內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結合在這個理論本身中。”[13]
要積極有效應對這方面的嚴峻挑戰，切實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就要不斷增強理論自覺和自信，壯大理論實力，充分運用我國豐富的優秀傳統文化和革命文化資源，積極向國際社會宣示我國價值觀念，展現我國文明、民主、開放、進步的形象，占據國際道義制高點，增強國際話語權。
第三，要清醒認清我國意識形態工作面臨的新形勢。
要充分認識世情、國情與黨情的變化給意識形態安全的維護帶來系列新挑戰。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國際聯系的日益密切，隨著國內經濟成分、就業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關系日益多樣化，社會思想也日趨多元、多樣、多變。一些人面對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矛盾和問題思想迷茫，對個人的命運和社會的前途感到難以把握;也有一些人則由于經濟地位和經濟利益的變化，在政治上必然反映出各種各樣的訴求;網絡宣傳使國際間的意識形態斗爭更趨“短兵相接”，國外文化產品大舉入境，大眾文化日漸流行，媒體傳播內容更趨多樣化，這都使得主流意識形態難以直接有效地“灌輸”給大眾，而自由主義、利己主義、享樂主義、消費主義卻迅速蔓延。在黨組織內部，黨員的社會成分和文化水準呈現多層次性，黨員流動性加大導致思想政治工作“斷層”、“盲區”增多，個別黨員干部貪污腐化、蛻化墮落等等。這些現象在對主流意識形態形成沖擊的同時，也向境外滲透勢力打開了方便之門。
第四，以改革創新的精神推進意識形態工作，實現形勢下意識形態工作的整體轉型，克服“軟化”與“弱化”現象。
在意識形態工作主體上，提高領導干部特別是非意識形態部門領導干部對思想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認識，建設一致特別能戰斗的意識形態工作隊伍，建立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
在對群眾的意識形態宣傳教育上，要正視廣大群眾尤其是年輕人的思想政治教育面臨的許多結構性矛盾。一方面，增強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識形態宣傳的時代感、主動性、針對性、實效性，注重對個人發展的價值導向，滿足人們豐富的精神與心理需求，及時反映社會生活發生的新的變化，對群眾在社會生活中遇到的困惑，進行有說服力的解釋或說明，充分發揮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維護功能、教化功能、協調功能和發展功能。
在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宏觀指導上，主流意識形態要及時從其它學科如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汲取最新成果，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宣傳與哲學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研究的有效互動，增強與當代各種思想學術體系的對話、交流和論爭。
第五，要充分思想理論戰線特別是社會科學工作者在反對西方滲透中的主力軍作用。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在國內的響應者主要是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分子。要加強對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分子教育，同時也要發揮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為他們創造必要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國內許多領導干部將出國當做出差一樣，而許多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分子缺無法走出國門，無法了解西方意識形態的最新發展走向，從而提出有效的措施。他們的大量成果積壓在那里，無法傳播出去，不能有效發揮學術抗滲的作用。
第六，要做好宗教工作。
堅持和完善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適應的新型政教關系。“這種新型政教關系，以政教分離原則為基礎，以政教和諧為價值取向。也就是說，堅持政教分離原則，在政教之間劃分出清晰的界限，防止以政代教或者以教代政，為宗教信仰自由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并不把政教分離作為處理政教關系的終極目標，而是在政教分離基礎上努力追求政教關系的和諧，形成良性互動的關系”[14]。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我國憲法第36條規定：“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中國再也不應該和不會出現建立在“宗教治外法權”基礎上的“國中之國”。 增強宗教憂患意識，建立長效的宗教突發事件危機處理機制。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曾經預言，“當今的中國不太穩定，在不久的將來有可能會出現宗教領袖執政。”“局部宗教抗議擴大到大規模的社會行動”很可能會導致現有國家政權被暴力推翻[15]。這個提醒應該引起我們高度重視。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頁。
[2] [澳]彼得?科爾曼：《自由派的陰謀-文化自由同盟與戰后歐洲人心的爭奪》，黃家寧、季宏、許天舒
譯，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頁。
[3] 黃超：《美國對華宗教滲透新模式及其意識形態演變》，載《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2年第2期。
[4]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N.Y.：Macmillan，1929.279
[5]大衛?愛卡門博士，《時代》雜志資深記者、中國通。
[6]參見該機構會刊《中國法律與宗教觀察》發刊詞。
[7] 胡仁：《美國民主基金會是促華“新聞自由”幕后金主》，載《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58期。
[8] 這些特點的概括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王佳菲博士的文章。
[9] 這部分寫作的個別觀點和部分材料參考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王佳菲博士的相關成果，對其表示感謝。
[10] 參見《我們要做什么樣的學術?——國內十年教學回顧》，載《開放時代》2012年第1期，第63-66頁。
[11]《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318頁。
[12]《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頁。
[13]《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頁。
[14] 王作安：《關于中國當代政教關系》，《學習時報》2009年11月23日
[15] 轉引自黃超：《美國對華宗教滲透新模式及其意識形態演變》，載《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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