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與宗教相分離”，是近現代教育制度發展的必然趨勢。新中國成立后，政府將教會學校的教育權全部收歸國有，建立新型的現代教育制度，宗教完全退出國民教育體系。然而，近些年來，社會上的“宗教熱”滲透到大學校園，“教育與宗教相分離”的原則受到公開挑戰。
隨著各種宗教傳教事業大量資助宗教研究，“精心呵護”宗教的學術傾向逐漸增強。還有一些人士極力推崇基督教文化，將其詮釋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學的前提”。海外基督教右翼勢力的“合法滲透”，主要形式是“文化交流”、“學術研究”。他們通過教育系統和研究機構，以學術研究的名義進行傳教活動，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宣傳基督教優秀論，將西方近現代文明歸功于宗教信仰，詆毀中國的傳統文化，貶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宗教在高等院校的傳教活動逐漸由秘密轉向公開，特別是基督教漢語神學運動，進入大學講堂和國家研究機構。在當代中國大學校園里，海外基督教勢力成為傳播福音的主要力量之一。一些權威人士大力倡導構建“文化神學”、“學術神學”，并積極推動其成為國家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學術方向。這種思潮已經開始影響政策制定和輿論導向。
校園基督教傳播的隱性方式是進入教學領域，進行文化宣教。在大學講壇上，有些教師罔顧宗教賴以產生的社會歷史基礎、宗教的有神論本質，片面強調科學的局限與宗教的優長，忽視馬克思主義與科學無神論的教育，不利于學生客觀理性認識宗教問題。有些教師在授課過程中帶有某種宗教傾向性。例如，在一門關于基督教概論的通選課中，某位教師強調“宗教不僅是一種信仰、一種價值觀、一種生活方式本身，更是一種文化、一種人類對世界乃至自身的理解和解說方式”，甚至是“一種人類內在的精神特質”，將基督教鼓吹為“西方世界社會群體的美善之源和精神之基”。
在正式課程之外，海外宗教組織的獎勵資助在高校也頗為盛行，加劇了高校教學過程中宗教因素的影響。北京一所著名高校聘請外國神學家長期開課，講授《圣經》。一些海外傳教士以教授的身份登上大學講臺，宣講神學，組織出版傳教著作。
自2002年以來，在約翰·鄧普頓基金資助下，北京大學等著名高校連續舉辦“科學與宗教”系列講座。2004年，第十屆中美哲學與宗教學研討會在北京大學舉辦，美國當代神學家普蘭丁格教授作了題為“進化與設計”的報告，以“智能設計論”批判達爾文的“進化論”。2007年，北京大學宗教學文庫之一《科學與宗教的對話》一書，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匯集了四位海外基督教學者在武漢大學的演講。他們利用“基督教信仰三個傳統——羅馬天主教、東正教和新教”中“豐富的基督教信念”，向中國青年學子說明：“上帝創造了物理規律”，“宗教信念可以為科學發展提供哲學基礎”。這種“科學與宗教”的系列講座，在很多高校持續地舉辦，并陸續出版各種演講集。它在高等院校產生的影響值得深入調查研究。
并且，這種思潮已經轉化為某些中國學者的聲音。2007年12月30日，在首都科學講堂上，北京大學某位教授演講“近代科學的起源”。他聲稱：“基督教為近代科學的興起提供了強大支持，可以說沒有基督教就沒有現代科學”。
與此同時，很多具有明顯宣教傾向的西方神學書籍不斷以“文化研究”的名義翻譯并引入國內。在美國基督教組織資助下，威廉·鄧勃斯基的《理智設計論：科學與神學之橋》中譯本在中國出版。該書作者大力推銷現代版的神創論——“智能設計論”。作者提出“上帝創造世界的行動是一切理智行為(創造性的和非創造性的)的典范”，指責“進化論”是一種“排外且獨斷的生物學研究綱領”。2004年，美國“宗教市場論”的代表著作《信仰的法則——解釋宗教之人的方面》中譯本，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以經濟學供需關系解釋宗教現象，將神靈視為商品推銷，其信仰的法則是：一神教最具競爭力，張力和“排他性”是宗教得以強大的內驅力。正如一位評論者所說：其觀點“客觀上則是推動宗教排他、制造文明沖突和社會動亂”，在中國是向依法治國方針的挑戰。然而，在境外基督教勢力的資助下，此書成為中國人民大學“中美歐宗教學高級研討班”重要參考著作，“成為近年來宗教學界的暢銷書”。
宗教因素在教學領域中的滲透，另一個重要標志是宗教相關學位論文數量不斷攀升，不少論文表現出弘揚宗教傾向。例如，在一篇關于當代神學家孔漢思(Hans Kung)的學位論文中，作者盛贊孔漢思的神學思想，稱其“不僅有力地回擊了各種無神論思潮及虛無主義對上帝信仰的攻擊和否定，而且從人的實存出發，重建了信任實在、信仰上帝，最終信仰耶穌基督之上帝的合理性，對現代以來的上帝問題作出了清晰、完整的回答”。
這些學位論文的基督教神學立場頗為鮮明，與神學院培養的神學家毫無二致。人們不禁要問：這樣的神學論文能夠出自公立世俗大學嗎?這些論文中體現出來的宗教神學傾向與“研究宗教、批判神學”的宗教學研究目的背道而馳，竟能在世俗公立大學中順利通過評審與答辯，不能不讓人對當前高校的宗教學教學與研究工作產生疑慮與困惑。
在當代中國大學校園里，校園基督教傳播的組織形式是不斷建立發展校園團契。而網絡傳教成為其重要的虛擬形式。這樣擴張態勢的傳教中，大學生基督教徒出現比較快的增長趨勢。近年來很多調查研究表明，大學生的信教人數占學生總數的比例高于全國教徒占總人口的比例，而且呈逐年上升之勢。有些博士成為職業傳教士，還有北京某名牌大學的副教授擔任家庭教會的長老，建設與“三自愛國教會”分庭抗禮的神學思想。
一定范圍內的宗教學術研究并無不可，但必須把握好度，并堅持“教育與宗教相分離”的原則，這是國家三令五申的重要法規。199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明確規定：“教育活動必須符合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國家實行教育與宗教相分離。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法規規定不得在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內傳播宗教、舉行宗教儀式，也不得利用學校對在校學生灌輸宗教思想，發展宗教教徒。然而，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教授竟向中央主管部門建議，開放國家重點大學，與神學院合作，培養神職人員。培養神學人士是神學院的職責。應當指出，站在國立大學的講壇上，利用公共教育資源傳播宗教，屬于違法行為。
抵御境外利用宗教對高校進行滲透和防范校園傳教工作，已經作為重要而緊迫的戰略任務，提上當前的工作日程。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教育與宗教相分離”的原則。把馬克思主義無神論作為抵御滲透和防范校園傳教的基礎性工作。我們反對宗教信仰向教育領域滲透，是貫徹依法治國的精神，是落實“教育與宗教相分離”的國家法律，不是對宗教信仰者的敵視。宗教信仰自由是每一位公民的權利，應當得到尊重和保護，信不信教，應當完全成為公民個人的私事，但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決策上，沒有上帝和神靈的位置。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科學與無神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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