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改革必須依憲辦事，不能違背憲法

　　一

　　2014 年12月4日是我國第一個憲法日。習近平同志在這一天特地指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是黨和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率。我國憲法是符合國情、符合實際，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好憲法，是我們國家和人民經受住各種困難和風險、始終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根本法制保證。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1)中央提出要“塑造共同的憲法信仰”、“為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保駕護航。”

　　談到改革，我們應該明確提出，改革必須于法有據，首先要依憲辦事，不能違背憲法。三中全會確定了全面深化改革，核心是經濟改革。四中全會提出依法治國，這是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證。改革必須按照法律辦事，依法改革，而不能違背法律，尤其不能違背《憲法》。有人提出，歷史上改革就是違反憲法的，不違反憲法就不能改革，先改革，然后修改憲法，我們的改革就是這樣過來的。在改革開放初期，確實有過這樣的現象。那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尚在探索過程中，許多制度還沒有確定下來。現在就不同了。經過30多年的改革，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已經確立起來，而且已經定型了，這些基本制度必須堅持，這是不改的，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過多長時間也不改的。改革只是從具體體制和運行機制上完善這些基本制度，而不是推翻基本制度。動搖了基本制度，改革就成了改旗易幟，就走了邪路了。我們強調制度自信，就是相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正確的，能夠保證我們實現偉大的中國夢。我們把這些基本制度寫進了憲法，目的就是要始終不渝地堅持這些基本制度。

　　就經濟問題而言，《憲法》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人民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是憲法對我國經濟制度的規定，維護和加強基本經濟制度，是全體公民應盡的義務，也是所有國家機關應盡的職責。經濟改革必須落實憲法第六條。應該旗幟鮮明地提出，一切改革措施都必須為鞏固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服務，有助于鞏固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而不能違背第六條的規定，削弱、破環基本經濟制度。這是改革的底線，越出這個底線，改革就犯了顛覆性錯誤。

　　把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規定為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并不是某些人拍腦袋主觀地想出來的，它是我們黨幾代領導集體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經過艱苦探索(其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誤的教訓)才得出的科學的成果，來之不易。這一基本經濟制度經受住了實踐的檢驗。實踐證明，它既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和時代要求，能夠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對此，我們應該倍加珍惜。它是對幾十年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經驗的總結，我們必須把它作為今后所有經濟工作和經濟改革的基本準則，嚴格遵守它，絕不能違背它。

　　必須指出，私有化是違反憲法的，因為它否定了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公有制，否定了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這顯然違反了憲法第六條的規定。一切私有化的言論和行動都必須制止和批評，這是憲法賦予我們的神圣職責和義務。然而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在輿論宣傳上和在實際改革工作中，私有化卻往往屢見不鮮。我們的意識形態領域是混亂的，一些應該統一思想認識的最基本的問題，都受到挑戰。憲法的神圣性遭到一些人的蔑視。出現這樣一種不正常的現象：違反憲法的言論例如私有化的主張，屢屢見諸報刊，而且連篇累牘，理直氣壯，一度還幾乎成為輿論的主流，而捍衛憲法的言論例如捍衛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要求發展國有經濟，反而被當作“左”而遭到非議，是非不分了。這是極不正常的。憲法第六條規定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這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的道理，但遭到一些學者的反對。他們集中攻擊公有制，把公有制妖魔化，鼓吹什么公有制產權不明晰，效率低下，與民爭利等等。他們搬出西方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來證明公有制是行不通的，說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公有制違反人的本性，因而注定要失敗的，這就是張五常所說的“中國大陸的共產經驗一敗涂地”的依據。他們認為，符合人的自私本性的私有制是永恒的，不可能消滅的，《共產黨宣言》強調的消滅私有制，乃是空想。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人間正道私有化”。一股私有化的歪風在輿論界刮起來了，把人門的思想搞亂了。其實這種主張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盡管論者言之鑿鑿，但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一下，漏洞百出，很容易駁倒)，而且拿憲法來衡量一下，事情就很清楚：私有化的主張是錯誤的，是違反憲法的言論，應該受到追究。扭轉私有化這種違反憲法的輿論是當務之急。

　　私有化不僅見諸言論，而且體現在改革實踐中了。我國長期存在一種“兩張皮”的現象：在意識形態領域，強調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要求劃清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界線，劃清基本經濟制度與私有化的界限，絕不搞私有化;但一到實際經濟工作中，一到制定改革方案時，就把馬克思主義置諸腦后，完全按照新自由主義來安排，朝著徹底私有化、徹底市場化的路子來設計制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個經濟領導部門同世界銀行共同制定的2030年前的改革方案。這個方案，公然要求仿照美國，把國有經濟的比重降到10%以下，理由是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要搞市場經濟就必須實行私有化，國有經濟必須退出競爭性領域，把國有經濟的比重降下來。這個改革方案通篇都是怎樣發展私營經濟，完全不講如何鞏固和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這種鼓吹私有化的改革方案，出自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經濟領導機關之手，令人不可思議!真不知道他們貫徹的是哪家中央的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中央的精神，還是美國的“華盛頓共識”的精神。至于在實際工作中，借國有企業改革之機，大量出賣國有企業，仿佛只有出賣國有企業才是改革，賣光了，改革才是徹底的(有名的“諸城經驗”就是如此，那里的市委書記是出了名的“陳賣光”)。而且是半賣半送，明賣實送，把國有企業改革當作是盜竊國有資產的饕餮大餐，這種現象一度也是屢見不鮮的。這種私有化行為引起了群眾的極大的不滿，所以，習近平在2014年兩會期間強調：“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

　　二

　　我國理論界和實際工作中出現的私有化問題，說明盡管基本經濟制度寫進了憲法，不等于能貫徹落實。我們在強調依法治國的時候，必須看到，法是由人制定的，要人去落實、執行。不要迷信法。所以，一定意義上，從理論上講清楚第六條為什么這樣規定，批判各種各樣的私有化言論，分清是非，更為重要些。只有弄懂了我們建立的基本經濟制度的依據，才能自覺地捍衛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抵制各種私有化的觀點和行為。這是理論工作者的任務。

　　基本經濟制度說的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馬克思主義是十分重視所有制問題的。所有制是全部經濟關系的基礎，它決定了一種社會制度的性質。一切革命的目的都是為了改變所有制。恩格斯總結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指出“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為了保護一種所有制以反對另一種所有制的革命。它們如果不侵犯另一種所有制，便不能保護這一種所有制。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是犧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資產階級的所有制”。“的確，一切所謂政治革命，從頭一個起到末一個止，都是為了保護一種財產而實行的，都是通過沒收(或者也叫作盜竊)另一種財產而進行的。”(2)

　　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強調，所有制問題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問題”。(3)“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4)“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實行徹底的決裂”。(5)他們在考察、研究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獲得解放的途徑時，始終把所有制問題放到首位。

　　我們黨在全國解放、國民經濟得到恢復以后，就及時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即“一化三改”，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改革開放以來，又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調整了所有制結構，克服了單一公有制的缺點，提出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十五大把這種所有制結構規定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并把它寫進了憲法。

　　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關系的原理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具體國情相結合確定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正確地分析國情，作出了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論斷包括兩層含義。

　　第一，我國社會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這是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長期革命斗爭取得的偉大成果，也是中國人民的歷史性選擇。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背離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公有制，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公有制。

　　我們強調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并不是出于主觀的臆想，也不是像空想社會主義者那樣出于某種善良的愿望，而是反映了社會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規律。生產力是生產的物質內容，生產關系是生產的社會形式。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是在生產力的影響下形成和改變的，它必須與生產力的性質相適應。一定的生產力總是要求有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而一定的生產關系只有依賴一定的生產力的狀況才能建立起來。馬克思指出：“人們在發展生產力時，即在生活時，也發展著一定的相互關系;這些關系的性質必然隨著這些生產力的改變和發展而改變。”(6)人們在物質生產中采用什么樣的生產關系，并不是人們主觀的選擇，而是由生產力的性質客觀地決定。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使得生產越來越具有社會的性質，許多分散的生產過程融合成為社會的生產過程，整個國民經濟越來越成為一個各種生產密切聯系、相互依賴的整體。生產力的這種性質客觀上要求由社會來占有生產資料和調節國民經濟。然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是歸資本家私人占有的，生產經營是由資本家自行決定的，以他的意愿為轉移，社會產品也歸資本家個人所有。于是，生產形式就與占有形式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生產形式起來反抗占有形式，生產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一矛盾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是無法解決的。解決這一矛盾的唯一辦法是使占有形式適應生產形式，按照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的客觀要求，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

　　社會主義公有制是與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相適應的。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建立公有制、用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符合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的，是一種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正是依據這一規律，馬克思恩格斯才提出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他們理解的社會主義社會，雖然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但是有一點是不會變的，即它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組織生產的，也就是說，它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一點正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7)

　　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

　　我們的社會主義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遠遠落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經歷一個很長時間的初級階段，去實現別的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的工業化、現代化。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很不平衡，多層次的生產力水平，客觀上要求有多種所有制與之相適應。因此，我們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保證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前提下，還需要有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企業等各種非公有制經濟作為補充。從我國上述實際情況出發，鄧小平總結了過去的經驗教訓，認為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但不可能搞得那么純，只要公有制占主體就可以了。他指出：“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8)

　　這樣，我國的所有制格局，除了作為主體的多種形式的公有制經濟以外，還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中外合資經濟和外資獨營經濟等等，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20多年所有制形式過于單一的局面。

　　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都應該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種基本經濟制度。只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沒有發生變化，我們就不能改變這個基本經濟制度，既不能搞單一公有制，也不能搞私有化。

　　三

　　那么，我們的改革應該怎樣貫徹落實憲法第六條，即怎樣為鞏固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服務呢?

　　第一，就經濟發展來說，改革必須有利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是因為，無論公有制經濟還是非公有制經濟，在當前生產力水平的條件下，都是有利于經濟發展、有利于滿足人民多方面需要的。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能只發展某一種所有制經濟，排斥另一種所有制經濟。從原則上說，沒有“國退民進”、“國進民退”這一類問題，“國”與“民”都要“進”。[ 嚴格說來，我不大贊成“國進民退”、“國退民進”這種提法，因為“國”與“民”沒有明確的界定。“國進民退”、“國退民進”，實際上說的是公有制經濟同私有制經濟關系的變化。]前一段時間，由于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有人一提改革，腦子里想的就是如何發展私營經濟，好像發展國有經濟就不是改革的內容。這種理解顯然是片面的。改革既要有利于發展私營經濟，更要有利于發展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

　　第二，就不同所有制在所有制結構中的地位來說，改革必須要有利于鞏固和增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非公有制經濟只是起輔助作用。哪種所有制占主體地位，哪種所有制處于輔助地位，這個問題不能忽視，更不能顛倒，因為它涉及我國社會制度的根本性質。

　　鄧小平多次強調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重要性。他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提出我國還需要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成分，但他始終堅持，我國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體，這一點絲毫不能動搖。他指出：“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9)這是他一貫的思想，例如他在另一個地方講：“一個公有制為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10)他明確指出：我們允許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11)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只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

　　鄧小平把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看作是我國社會能不能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原則問題，這是有道理的。從原始社會瓦解以來，迄今為止，人類社會一直是幾種經濟成分并存的，都不是單一所有制的社會。那么，怎么判斷一種社會的性質呢?當社會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的時候，社會的性質就取決于占主體地位的所有制的性質，也就是看哪種所有制形式占主體地位。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12)而事物的性質也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的性質決定的。比如，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不僅有資產階級私有制，而且還有大量的小農經濟以及少量的地主經濟，之所以這個社會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原因就在于資產階級私有制占主體地位，它規定著、制約著其他經濟成分的存在和發展。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不僅有公有制經濟，還有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成分。正是由于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其他所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都受到公有制的制約和規定，所以，盡管還有非公有制經濟，甚至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還相當大，這個社會從根本性質上說，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當然這個社會主義還處于初級階段，還“不大合格”。

　　有人提出，公有制與私有制應該并起并坐，“不要分老大老二”。且不說這在客觀上是做不到的，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情況下，不同所有制總有“主體”與“補充”之分;從政治上講，這等于說要放棄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這種話出自經濟工作領導機關的負責干部之口，豈不荒唐!可以說，越是多種經濟成分并存，越要強調公有制為主體，這是關乎我國社會性質的大問題。

　　應該把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同它們在所有制結構中的地位區分開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中，不管是什么所有制的企業，地位應該是平等的，市場規則適用于一切企業，一視同仁。競爭沒有例外，不能對某種所有制實行一種規則，對另一種所有制實行另一種規則。但是，談到在所有制結構中的地位，在不同社會制度下，不同所有制的地位總是不一樣的，總是有一種所有制形式占主體地位，其他所有制形式則處于補充地位，不可能“不分老大老二”。在所有制結構中區分“主體”與“補充”是十分重要的，它決定著社會制度的性質。

　　第三，就不同所有制經濟之間的關系來說，改革必須有利于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它對整個國民經濟保持控制力和影響力，是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決定性標志之一。國有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起主導作用、包括它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起鼓勵、支持和引導作用，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關鍵內容。沒有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公有制為主體就成為一句空話，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也就難以存在。

　　然而改革開放以來，恰恰在國有經濟的地位和作用的問題上，學術界存在激烈的爭論，要不要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成為圍繞基本經濟制度的斗爭的核心。一些“著名經濟學家”集中力量攻擊國有經濟，竭力把它妖魔化，把它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甚至蔑稱為“怪胎”，非欲置之死地不可。吳敬璉就是一個典型，他對國有經濟是最反感的了，只要還有一點點國有經濟，他就認為改革不徹底。他的本事還在于，公然造謠說鄧小平就不贊成要國有經濟。他在2013年10月16日接受鳳凰網記者采訪時說，“社會主義與否跟國有不國有沒什么關系。為此我去查過《鄧小平文選》，《鄧小平文選》里就沒有國有這個詞。” 然而我們隨便翻一下《鄧小平文選》、《鄧小平年譜》，就可以看到他是在信口開河。類似的輿論一度沸沸揚揚，仿佛國有經濟是一種“禍害”、“累贅”，必須甩掉。鬧得人們不知所措。

　　應該指出，通過沒收資產階級私有制建立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然途徑。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13)社會主義國有經濟是我們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建設小康社會的支柱，調控國民經濟的中堅力量。對于通過否定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來架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進而改變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種種言論，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進行批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國有經濟為主導，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會垮塌的。

　　不同所有制之間的關系還有另一個方面，即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必須全面理解如何對待非公有制經濟的問題。現在有一種傾向，對非公有制經濟只講鼓勵、支持，而不講引導。這是不全面的。問題在于，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條件下的作用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在生產力落后的情況下，非公有制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作用，因此我們必須鼓勵和支持它們發展;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經濟的基礎是私有制，它的主要組成部分——私營經濟、外資經濟——還存在雇傭和剝削關系，生產的目的是追逐剩余價值，這同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有矛盾的，因而必須加以引導，以便使它的發展能夠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的需要。這就是我們對待非公有制經濟不僅要鼓勵、支持，更要注意引導的道理。正確對待和處理非公有制經濟作用的兩重性，是一項重要而又復雜的任務。如果只講鼓勵、支持，忽視引導，會使得非公有制經濟同社會主義的矛盾激化，從而不利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這不是危言聳聽，現實生活中已經有所表現，不能不警惕。

　　進一步的問題是，誰來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呢?除了政治上黨和人民政府進行有效的工作外，從經濟上說，就要靠國有經濟來執行這一職能了。沒有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是無法實現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鼓勵、支持和引導的。

　　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全會明確規定“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同時“從多個層面提出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的改革措施。”(14)這就全面地規定了我國改革對于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主要任務。

　　就經濟改革來說，依憲改革，關鍵是要落實憲法第六條的規定，即通過改革，鞏固和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在此基礎上實現不同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高舉憲法的旗幟，捍衛憲法第六條，堅決反對私有化，才能保證我們的經濟改革沿著正確方向發展，而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作者是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注釋：

　　(1)《人民日報》2014年12月4日。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13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07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6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93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36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3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9)《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8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1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1)《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20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93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4)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見《人民日報》2013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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