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來無事，進入一純文學網站——《掃花網》消閑，先后看到兩位中學老師阿霞和阿輝記述母親的文章。文章中，她們以女兒特有的視覺和感受，用細膩的筆墨，敘述了母親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環境下的堅韌、勤儉、無私、博愛，就是一中國底層女性美德的縮影。一氣讀來，傷感中雜著敬意，溫馨中透著清爽，如可愛的冬日，撫的人身心皆暖。
享受之余，隱隱覺得在這親情的敘說中，視乎有一段漸逝的歷史，于是又重新細審，循著歷史的走向，把這些片段還原、粘貼在歷史的曲線上，梳理出如下一段文字。
阿霞的母親出生于1931年，正值某些朋友推崇的中華民國的黃金十年期，據說是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看看文章中的描述：
" 母親出生于一個貧苦的農家，有兩位同父異母的姐姐。大姐早早去世，二姐也在她剛記事時出嫁到庫區南屯。家里只有幾分瘠薄的土地，外爺外婆靠趕集烙饃賣饃維持生計。母親最早的人生記憶就是我外爺外婆去田湖、閆莊趕集時，一大早起來把只有三、五歲的她鎖在大門外，一直到天黑他們才會回來，忍饑挨餓擔驚受怕一整天的她才會回到家里。這樣的日子一直貫穿了她的幼年。
母親七、八歲就開始紡花織布，晚上每每紡織到深夜。隆冬季節下大雪上實凍也晝夜勞作不輟。紡的花織成布拿到集市上換成棉花接著紡……
過年，對于富裕的人家來說是闔家歡樂慶團圓的時刻，對于貧苦的人家卻是年關，甚至是鬼門關。母親15歲那年的年尾，我外爺原打算在初一到十五之間賣饃賺下本錢再還借地主的錢。在外爺苦苦哀求無效的情況下，外爺年前還了債，身上幾乎不名一文。整整一年，生意清淡，原指望正月初一到十五之間賺回一點本錢繼續做賣饃生意的外爺感到斷了謀生的門路，一氣之下得了重病，沒出正月就離開了人世。從此，只剩下母親和外婆相依為命，更加清苦的生活可想而知。每當看《白毛女》看到楊白勞無力還債，臨近年關有家不能回繼而被逼死去，我就會想到可憐的外爺。"
這已不是個案，是那個時期中國農村的一個縮影，美國記者杰克·貝爾登在他的《中國震撼世界》一書中也有相似的記載：在河南某地，一戶農民向地主借了一百斤小米做種子，約定第二年還二百斤，因收成不好未能履約，又規定第三年還三百斤。結果到了 1947年，也就是第三年，農民用僅有的四畝薄地和三條人命還清了地主的債務。
那時，全國80%的土地集中在極少數大地主手里，70%的農村人口則淪落為貧農或雇農(他們僅有的少量土地大都又很“瘠薄”，畝產小麥一斗合四十斤上下也就不錯了)。由于沒有生產資料，他們只能靠出賣手藝或出賣勞力來謀生，但也不能維護最低的生活水準，無地的窮人常年辛勞，缺吃少穿，最終也是落得個饑寒交迫、家敗人亡的結局。
文中接著寫到：“母親十七歲就做了人家的童養媳……那段歲月母親很少提起，從母親的只言片語中隱約感受到母親的辛苦勞累。做飯洗衣、喂雞喂豬、紡線織布……身材矮小的母親不分晝夜不輟勞作，吃飯卻是在家人都吃好后剩下的一點點才會輪到她的……母親現在的大拇指嚴重彎曲變形，母親說那時家里的外邊人每人每月都要穿一雙鞋的，母親是納鞋底用力過度，拇指才變成那樣的。"
十七歲，充滿希望和憧憬的花樣年華，卻為生活所迫——父亡母貧，生活難以為繼，與二姐一樣，過早地嫁作人妻，并且是童養媳，那個年代婦女地位本就低下，童養媳在家里更無地位可言。解放前，母親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就是如此度過的，特別是做“童養媳”的日子，即使到了耳順、天命之年，也是不堪回憶，“很少提起”。就是這樣非人的生活，母親當時卻認為是天經地義、不容懷疑的?，F在的年輕人有些匪夷所思、不能忍受吧。
這與四十年后的1970年代她小女兒無憂無慮的生活相比，有著云泥之別。
新生的政權在1950年剝奪了地主多余的土地，順利地進行了土地改革，變農村的土地封建所有制為個體所有制，第一次在中國的土地上真正實現了耕者有其田。
然而，什么事都不是一勞永逸的，都有一個發生、發展、鞏固、完善的過程，期間不斷地出現矛盾需要解決。時間不長，剛剛平均地權的農村就出現了貧富兩級的分化……
我外爺爺弟兄三個，我一直搞不懂的是，1950年土改時，外爺爺被劃為地主，而他的兩個弟弟則是貧農。 他長兩個弟弟一、二十歲，祖上留給他們房屋六間——三間土瓦房，三間草房。我小時候見過，不知是何時蓋的，也不怎么好，很破舊。他三兄弟各得一瓦一草，倒也平均。問母親成份差異的原因，她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只記得外爺爺劃為地主的主要依據是“二十畝地一頭牛”(順便說一句，即使這樣的家庭，由于土地產量底下，一年之中也是很少吃到白饃的)，而他的兩個弟弟除了兩間房子外，更是一無長物了。為什么同胞兄弟，會出現如此的差異?
直到2014年才似乎有了答案。這年，我與我們這里田湖鎮西山P村的LSB夫婦聊起往事，LSB也是弟兄三個，不同的是他是小弟，1947年，解放軍(當地人常說的十八團)解放田湖鎮時，他的父親在寨墻外經過，被守寨的國民黨兵擊中身亡。那年他兩歲，和二哥一起由大哥撫養。大哥這時已是新政權的基層干部，且已成家。
被撫養的兩個弟弟年齡稍長，可以抬手做活時，便成為哥哥的小長工，勞動所得，除了維護他們最低的吃穿以外，一律歸哥嫂所有。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66年他結婚時，這年他二十一歲，結婚時一無所有。不一樣的是，這時農村的土地已歸集體所有，他們可以憑自己的勞動，從生產隊里分得自己應有的一份，不至于沒有立錐之地，也不至于沒有糊口之食。
嫡親的兄弟尚且如此，其他的關系就可想而知了。在當時的農村，相當一部分家庭由于勞力的匱乏、家庭人員的疾病以及其他一些不可預知的原因，剛分得土地、房屋，就又開始賣房賣地，重新淪為赤貧。 而另一部分人則乘火打劫，在別人的災難和痛苦上構建著自己血腥的家園。這是個體私有制下的錮疾，一旦水土適宜，條件許可，它就要發作。
新政權很快就發現了個體所有制的弊端，為了防止再度貧富分化， 從1953年起，倡議走合作互助的道路。1973年前后拍的《金光大道》等影片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期農村的現實。
文章繼續告訴我們，1953年后的五、六年間，母親接連生下三個女兒。由于傳統的封建男權思想的作祟，母親受盡了夫家的冷落，大女兒也不幸因此夭折。無奈之中，要強的“母親帶著二姐回到了娘家，和外婆相依為命。為了照顧外婆，后來和父親在外婆家重新組建了家庭。”到了1969年冬天，“14歲的大姐不堪忍受在后母家的生活偷偷跑了回來”，且“成了母親的得力助手。從此，下面的四個弟妹在母親和大姐的護翼下過著雖然貧寒卻不乏溫馨的安定生活。”
這應是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的事情，經過了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的逐步過度，人民公社已經成立，在這個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庇護下，農村任何人在生產隊都有屬于自己的一份田產(以集體所有的形式存在)以及勞動的權利，有了經濟的保證，再不會有解放前因貧困而嫁做童養媳的屈辱。同時，這也是一個新的社會意識誕生的時期，其中就有婦女地位的改變，在毛澤東主席“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婦女能頂半邊天”這樣充滿激情的語言的感召下，廣大婦女的解放意識也深入人心，她們打破封建道德的束縛，不再低人一等。就是在這樣的生活保證和社會認同下，母親才心有底氣地帶著孩子，依然返回“娘家”，而大姐也有了選擇自己生活的權力。
文中提到"每年我家還總是欠工。只有過年時家里欠了隊里的工分，這時才會動用父親的工資了結欠的工分。”
這個時期，是人民公社制度初步成熟時期，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主席，從1958年底起，多次排除各方干擾，對國家最基層的組織——生產隊的名稱、權力、義務、規模，作了六年的探索，1965年初，通過政治局，提議“經過貧下中農充分醞釀，充分討論，由群眾決定…是否以三十戶左右為有利?…這些都不要由上面決定。”最終，各地根據實際情況，人口居住集中的地區，三十余戶為一個生產隊，人口居住較分散的地區，也有十戶八戶為一生產隊的，科學地劃分了生產隊的規模。
到1970年代，“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管理模式，經過十余年實踐、完善，已基本符合農村的客觀情況，豫西人口集中的地區，一個生產隊的戶數約三十三戶，人口二百人左右(60年代約一百六、七)，土地大約三、四百畝。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如林地、山坡、河灘等都為生產隊集體所有，這上面生產的所有財富，由生產隊社員平均分配，任何人無權動用、多占，即使國家建設需要征用土地，在征用的同時，作為補償，也要在全民或集體的企業中，安排該隊相應人員的工作和生活。
這時的生產隊就像一個大家庭，根據全隊的勞動力情況來安排自己的生產、生活計劃。由于勞動力集中了，在興修水利的過程中，土地也得到了平整，再加上農村"八字憲法"的推廣，提倡科學種田，糧食也穩步增產，由解放初期的最高三百斤左右增到四、五百斤。
19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幾千年來的生育高峰期，全國衛生系統遵照毛澤東主席“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的衛生院和醫療室遍布農村。同時，各城市大醫院和解放軍醫院抽調醫療骨干，組成巡回醫療隊，深入邊遠山區，傳醫送藥，救死扶傷，出生成活率也極大提高，幾乎沒聽說過有夭亡的嬰兒，每個育齡階段的家庭，都有三、四個到八、九個孩子，常見的大都五、六個，他們在共和國的藍天白云下，在人民公社的青山碧水間，盡情無憂地嬉戲玩耍，健康快樂地學習生活。
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勤勞的已到中年的母親和十四歲的大姐才得以在生產隊這個大家庭中沒有顧慮、沒有壓力、愉快地勞動和生活，才有信心，有能力，也有可能擔起一家七口人的重擔。小愛霞也得以在朦朧中，度過無憂無慮的童年。大姐在生產隊勞動時矯健敏捷的身姿和歡快愉悅的笑容，清晰地印入了小阿霞童年的記憶里，哪有那些“大嘴”們所說的“懶惰”?
那時生活雖不富裕，但母親憑著母女兩人的勞動工分，每年從生產隊分得的粗糧細糧、瓜果蔬菜，可以從容地安排四個子女的上學、一家八口的生活以及客來人往的應酬，遇到改善生活時，還可慷慨地分與鄰居嘗鮮，甚至還有余力救濟臨時有難的路人。一天的勞作之余，可以在自己的小院里與自己的母親和兒女安享天倫之樂，小阿霞也可以在母親的悠閑的拍撫下安然入睡。在家中和鄰里之間，時?？梢月犚娔赣H舒心、爽朗的笑聲。
畢竟家庭的勞動力缺少，一年下來，按人口結算時，總要欠(短)工，所以要“動用父親的工資了結欠工”，但也不是必須的。這些錢是對長工戶的報酬，在集體互助的前提下，體現“多勞多得”的原則，如果欠工戶實在無力支付，則經過生產隊社員的集體評議，給予免除，所欠部分由生產隊集體提留中拿出，以支付長工戶。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閆莊公社閆莊大隊有個叫LXL的老師，家里的房子很漂亮，前后出檐，可以說是雕梁畫棟。有一年，他家里突然失火，由于純木質結構，搶救不及，瞬間化為灰燼。事后，大隊給他安排了新的住處，除了公家給予的物質救濟，生產隊甚至外隊的社員你一升我一籃地送來了糧食蔬菜，小麥、玉米、薯干、大豆、綠豆、高粱、紅薯、白菜、蘿卜……包括一些生活用具，在大街上擺了長長的兩行，比他們家里原有的都要多，且不需逐一登記，以望答謝或期待償還。從這一升一籃的情誼中，人們切身感受到那個(十年浩劫)時期社會的溫暖。
第二個母親，阿輝的母親生于1948年，1970年代初期，到了二十多歲法定結婚年齡時，與自己心儀的人自由組成了家庭，那時提倡“勤儉辦一切事情”，婚禮是簡樸而充滿喜慶的。婚后，他們生育了一雙兒女。
1976年，毛主席去世了，不到一年，鄧小平復出，又一年，1978年開始，就跟著小崗村“十八懶漢”的腳步，在全國各地，陸續解散了生產隊，土地重新分散到了一家一戶，讓他們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1979年初，終于引發了“張浩事件”，全國上下輿論嘩然，對分田到戶提出質疑。他們全然不顧社會各界反對的聲音和全國農村大部分社員的洶洶民意，變著花樣和名目在全國強制推行。
事有湊巧，分田到戶剛好趕上人民公社二十余年平整土地、興修水利、科學育種、推廣化肥等等各項工作的總收益凸顯時期，再加上那幾年風調雨順，地里的收成是翻著番的上漲，春秋兩季都有上千斤的收成(不用假設，腦子沒毛病的人，都可以輕易得出，如果生產隊延續下來，仍可有這樣的收成的結論。改開后的幾十年，土地板結、種地成本日漸加大不說，糧食卻不見增產，反而有減少的趨勢)，農民也確實過了幾天吃穿不愁的日子。
然而，好景不長，十年不到，貧富差距已經顯現，在一部分人富起來的同時，也造就了大量的“窮人”。
1980年代，在改革開放的春天里，社會上已沒有了70年代前期阿霞母女的閑適和溫馨，人們又開始了為著自己的衣食而各自日夜奔波的歲月。在這樣的氛圍中，忙碌的父母無奈地把七、八歲的小阿輝送到一樣自顧不暇的外婆家，寒冷的月夜，小阿輝一個人獨立月下，在“透骨的寒中”，飽嘗了思母之苦。經歷了與阿霞母親兒時極其相似的境遇。
1988年冬天，為了學費和生活，在一個大雪封門的日子里，小阿輝就早早起床，與父親一起，踩著厚厚的積雪，拉著自家種的蔬菜，到自由市場叫賣。到縣城時，天才剛剛放亮。與其他趕早賣菜的人們一樣，他們父女也匆匆擺開地攤，期望著發個利市，賣出一個好價錢。終于，買菜的人陸續出現了，其中一些先富的人們穿著得體，神態悠閑，"眼睛更是有意無意地掃過那些菜和賣菜的農民，”交易中，蠻橫地甚至是糟蹋地挑剔。在他們冷漠的眼光和挑剔的行為中，小阿輝也初次理解了不平和屈辱。
然而，他們的勤勞和艱難并不能感動神明，災難在悄悄逼近。1992年，正值壯年的父親遽然而逝，這對生活貧困的家庭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這時，已沒了生產隊時互幫互助的良好風氣，人們相互之間已有些隔閡、冷漠。面對塌天的災難，母親只能是只身撐起這個家庭，為兒女營造一個小小的生存空間。關于這段日子，阿輝是這樣記述的：
“父親去世二十年，母親一個人孤苦地走過。生活像野艾一樣，清苦的氣息慢慢散發在一口飯里、一陣秋風里。
在那樣艱難的日子里，母親就是她自己的佛，她必須先救自己，再救兒女。
母親頂著各種壓力，頂著烈日下汗濕的衣衫，頂著黑夜里孤獨的嘆息，一天天熬著，一天天盼著，星星不知道眨了多少次眼睛，也許只有它最懂母親的心。
終于，靠著一個樸素的心愿——我的兒女不能讓人瞧不起，母親含辛茹苦把我們兄妹供養大學畢業，期間，她遠去新疆打工三年。在那少有人煙的地方，母親種地，摘棉花，管理果園，疏通水道等，母親說，稍不留神，大水就會把人沖走。她常常對著土地叩頭，要菩薩保佑她平安。”
這時，隨著改革的深入，農民在土地上辛勤勞動所得的收入，已不能支付孩子們上學的學費和生活費用，他們開始拋妻別子、浪跡他鄉，一時間，青壯南北走，老少空巢守。父母妻子不相顧，兄弟姐妹各東西。成了農村、農民的真實寫照。有人稱之為“死去的農村”，在這里，已聽不到以前孩子們的朗朗讀書聲，原有的醫療機構和設施，要么撤點，要么成為虛設，要么改變集體性質為個體，成為少數人的搖錢樹。農村又成了醫療專家、權威們的禁入之地，又回歸到缺醫少藥的狀態，飽經滄桑的母親眼睜睜地看著一歲半的侄孫女夭折而無能為力，痛惜過后，也只能歸于命定天緣來自我釋懷。
為了兒女的生活和學業，年屆五十的母親只能隨著南來北往的打工流，遠赴數千里外，一去幾年，歷盡艱辛。
重新淪為“窮人”的母親——其實也是大部分農民的縮影——“一天天在熬著日子”，絕望中，她只能祈求佛門的護佑，其中的辛酸和無助，不是親臨其境的人是無法想象和言說的，與阿霞母親的童年和“很少提起”的“童養媳”的日子一樣，是他們心中永遠的、不能言說、也不愿言說的疼痛，這疼痛將伴隨他們的一生。
終于，兒女學業有成，成家生子，已功德圓滿的母親可以享享清閑了。然而，看著雖然跳出農門、生活卻依然拮據的兒女，她想的卻是“養雞種菜”，已經奔七十的人了，還要到“村里的工廠干點小活，不到八十歲，我不會讓你們養活。”以期減輕兒女的經濟負擔。
到這里，我原想停下來了，忽聲想起小阿霞1976的疑惑。那年，蒙然無知、無憂無慮、不知“逝世”為何意的她興奮地把毛澤東主席逝世的消息(在家里)告訴家人時，哥哥“沉默了，心情很沉重的樣子，”三姐是“啊啊大哭”，而“母親和大姐二姐的反應則是默默垂淚，唉聲嘆氣。大姐一邊流淚一邊還感慨說，我們國家可咋辦呀，天塌下來了。”
大姐經歷了解放初家庭的冷漠，聽說過解放前社會的冷酷，又親身參與了文革時期(一說浩劫時期)的生產和生活，剛剛有了一種做主人的感覺，在祥和的環境中感受著互幫互助的溫馨，這中間的冷暖，她都有切膚的感受，在他們的心里毛主席就是他們的大救星，是他們的保護神，所以對毛主席的去世有“天塌下來了”的感覺。他們在自己家里面的垂淚哭泣，這是內心感情的自然流露，沒有絲毫的虛偽和做作。
疑惑或可解開了，不幸的是，對他們這個階層(以前叫階級)的人群來說，大姐“天塌下來了”的擔心也成為了現實……
經過三十多年風雨歲月的洗練，如今，面對天安門廣場毛主席紀念堂和韶山毛澤東故居越來越多的緩緩涌動的弱勢群體——前總經理所說的“窮人”的洪流，一個極力推崇西方民主自由的朋友對我說：“你們太善良了”，對他這句話，我的解讀是“你們太愚昧了”。
真的是這樣嗎?
不，相對于你們這些沒有經過民國、也沒有去過美國，卻又人云亦云、極力推崇“二國”的朋友來說，你們心中這些“愚昧”的人們知道貨比三家，在近百年的歷史中，他們都有著像兩位母親、大姐、小阿霞、小阿輝的這些經歷和聽聞，通過三個時期的對比，看到自己由奴隸變主人，又由主人變窮人的歷程;感受到由痛苦到舒適，又由舒適到熬煎的變化，自會得出與你們不同的結論。這才是韶山毛澤東故居和北京毛主席紀念堂人潮如涌、虔誠崇敬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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