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中旬，香港警方終于完成對“雨傘運動”的清場。
雨傘雖然收起，香港的天并沒有放晴。街頭運動只是暫時退潮，但積蓄的能量并沒有耗盡。香港已經從一個不關心政治的商業社會，轉變成為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這個過程很難逆轉。然而目前的這種“政治化”方式會將香港帶向哪個方向，很難令人樂觀。
從9月下旬到12月中旬，香港發生的這場“占領運動”在報章上有不同的稱呼，有人稱之為“占中”，有人稱之為“雨傘革命”或“雨傘運動”。“占中”全稱“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是所謂“占中三子”朱耀明、戴耀廷和陳健民提出的“公民抗命運動”設計。然而從嚴格意義上說，這三個人并沒有領導9月下旬以來的群眾運動，他們只是在群眾運動意外起來之后，匆匆宣布“占中”開始，但對于群眾運動的走向毫無掌控力。而運動中的激進分子也否認“占中三子”的領導權，他們直接將這場運動稱為“雨傘革命”。這一命名經過唯恐天下不亂的外媒炒作之后，更是不脛而走。
突然開始的“雨傘運動”參與者魚龍混雜，從滿腦子大英帝國殖民地子民思想的港英余孽到關注香港社會貧富分化和窮人窘迫生計的左派(如許寶強)一應俱全。港英余孽就是要反中，運動一起就急著邀請曾經的主子英國人來干預。 而真左派關心的是經濟與社會平等，其對選舉規則的關心，原因也在于其認為這種選舉規則讓經濟寡頭獲益。比如許寶強就寫了篇文章叫《罷工、占中與本土運動的政經根源 》，文章將斗爭的矛頭直接指向“新自由主義”。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財富向“中港工商富豪”手上集中，部分流入主要為他們服務的專業中產階層，而中下層的生存空間則被壓縮。值得一提的是，許寶強很大程度上接受大衛哈維(David Harvy)對新自由主義歷史譜系的論述，將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與英美的新自由主義相提并論。許將香港碼頭工人罷工、“占中”與本土運動視為卡爾波蘭尼意義上的“社會保護運動”。他不否認保護本土生活和核心價值的各類運動經常表現為抗拒中國大陸的“族群矛盾”，但認為其根本上還是階級政治的體現。
在這一視野中，所謂爭取“真普選”就被視為下層爭取經濟社會平等的政治手段。就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Paul Krugman)都加入了“階級政治”的合唱。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上撰文，批評香港特首梁振英就特首候選人提名權發表的言論。梁振英對“公民提名”的結果作了一點推演：“你一定會爭取月入低于1800美元那半數香港人的支持。這樣，你的政治和政策，最后會著重這部份人。”意思就是，迎合多數，政策就會走向民粹化。克魯格曼則把梁振英與美國保守派放在一起批，認為他們都維護1%財閥的利益，反對民主。我們大概只好說，梁振英說話是有點太不小心;但說他是1%的代表，對他多少有點不公平。在香港，許多人將梁振英視為“共產黨”，是“地產黨”的對手。
不僅香港的本土主義政治運動被賦予左翼解釋，臺灣的臺獨運動也從左翼話語中汲取資源。不過在臺獨左派的論述中，被當成“萬惡的資產階級”政治代表拉出來吊打的是國民黨。他們的論述是，國民黨從接收臺灣那天開始就壓迫臺灣下層勞動人民，一直壓迫至今;國民黨不僅自己壓迫人民，而且已經成為中國大陸資本巨鱷的買辦，所謂服貿協議等等，都是要將更大的洪水猛獸引入臺灣。于是，向國民黨和中國大陸“嗆聲”，都成了“社會保護運動”——這差不多是臺灣“太陽花運動”的主流調子。
我們暫先不展開談臺灣。 要看清“雨傘運動”本質上是不是階級政治并不困難，只要看看其是不是像“占領華爾街”一樣，把矛頭指向資本家。 2011年10月，香港部分市民為響應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發起了占領中環運動，占領營區設在香港中環匯豐總行大廈地下的廣場。匯豐算是代表金融資本，去抗議一下確實有階級政治的味道。然而，本次“雨傘運動”，雖有“占領中環”的別名，但作為香港金融中心的中環一天都沒有被占領過，沒有一個跨國金融財團受到沖擊。“雨傘運動”的活動家們將矛頭對準的是特區政府和中央。金融資本?遠著呢。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之后， 還有寫手撰文糾正他：克魯格曼將香港的情況與美國的左右之爭類比是不恰當的，這并不是財閥和民主的對決，而是“自由民主”和“專制獨裁”的對抗。
毋庸諱言，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得以發生，通常是因為政府在回應群眾的民生需求上出了一些問題。與活動家們相比，普通群眾往往只憑著樸素的直覺來參與政治，沒有一些實實在在的生活痛苦，是不會隨便上街的。然而，痛苦究竟因何而成，卻存在很大的政治解釋空間，指向不同的“政治化”路徑。而香港反對派的操作，是將一個民生問題，生生變成了所謂身份認同的問題。
跳出香港政爭的局面，不難理解香港中下層的痛苦究竟從何而來：
第一，香港的繁榮發達長期依賴于其作為內地與西方世界橋梁的地位，港人的自豪感長期依賴于與內地的貧窮落后的對比;但內地開放到了現在，無需經過香港中介就可以與西方世界發生關聯，香港的獨特優勢已不存在。在經濟總量上，香港已經被北京和上海超過，很快也會被廣州和深圳超過。內地發展到了今天，也已經出現了一個規模不小的富豪和中產階級群體，在香港經常是揮金如土，給港人的自我優越感帶來極大的挫敗。
第二， 香港社會的階層板結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香港的實體工業已悉數搬遷到內地，金融與地產占據主導地位，下層階級很難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內地中產階級喊“買不起房”、“蝸居”，抱怨做了房奴，但如果來香港看看，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買不起房”和“蝸居”，這里收入和房價之比冠絕中國，中下階層連做房奴的資格都沒有。英國《經濟學人》2014年3月發布的含有23個國家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排行榜指稱，香港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最高，億萬富豪財富占GDP的比重接近80%。
內地這十多年來的維穩經驗就是，防止群體性事件發生的最好辦法就是釜底抽薪，及時解決群眾的民生問題。然而香港的壟斷資本已經太強，特區政府不太敢在民生問題上碰硬。拿房價來說，漲得太快，買不起房的窮人會不滿;但如果跌了，不僅“地產黨”不滿，擁有房產的中產階級業主也會不滿，而且這些人的政治能量比窮人更大。當年董建華就提出“八萬五”建屋計劃，增加樓市供給，以降低房價，然而不巧碰上金融危機，在多種因素作用下，房價劇烈下跌，得罪的就不僅僅是地產黨，許多擁房的中產階級財富大縮水，于是有了五十萬人的大游行。董建華下臺后，“八萬五”建屋計劃就停了下來。梁振英2013年宣布要增加樓市供給，引發地產黨激烈反對，其行政班子也倍受攻擊。都說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在民生問題上，我們的確是能看出香港的資本主義本色。
特區政府不敢碰硬，中央能否在解決香港民生問題上有所作為呢?很遺憾，中央即便想幫香港解決一下民生問題，都沒有現成的治理權力可用。因為現行的“一國兩制”框架嚴重束縛了中央的手腳，就連司法終審權都不掌握在中央手里，更不用說在香港制定社會和經濟政策的權力了。中央想給香港“輸血”，卻根本沒有辦法保證這些“血”能流到中下層手中，大部分利益實際上是被富商們吞了。因此，“輸血”起不到爭取底層群眾的作用。
至此，我們還不能說中央就毫無辦法了。如果中共擁有過去的做群眾工作的能力， 哪怕在香港沒有可用的治權，也可以在群眾中打進楔子，并通過群眾組織和群眾運動來影響和推動政治。但在這里，現行的“一國兩制”框架再一次嚴重地束縛了中央的手腳。中央說“一國兩制”，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其實也就在香港放棄了搞地下黨，放棄了階級政治，對香港政治精英的期望就是，不管他們是左派右派，只要愛國就好。
筆者對這種放棄持保留意見，因為它將資本主義制度簡單地等同為當下競爭勝出的資本家掌權統治了。芝加哥大學有兩位作者出了本書叫《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這個標題起得非常好。這本書論證，成為既得利益者的資本家經常是反市場的，會通過自己的各種影響力來鞏固自己的壟斷地位，扼殺自由競爭。要獲得真正健康的資本主義，就需要對這些尋求壟斷地位的資本家保持警惕。這個觀點其實并不新穎，因為兩百多年前，在“資本主義”這個詞出現之前，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就告誡讀者，商人經常是反市場的，社會需要對他們保持警惕。從這一原理出發，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恰恰需要批判和反對當下競爭勝出的資本家的力量的存在，防止他們濫用自己的權力扼殺市場競爭。同時，如果要讓在市場競爭中失敗的人繼續支持自由市場，就需要建構某種社會安全網絡體系，保持一個人在市場競爭失敗之后還能維持基本水平的生活。如此，因此，一定程度的左翼運動，恰恰是資本主義制度得以健康運作的條件。而香港的左翼運動，中央原本是不該完全放棄的——很簡單，一個陣地你不占領，自然有人來占領。
這個陣地，最后也就被“泛民”的活動家們所占領了，而身份認同政治的維度也就此凸顯了出來。活動家們告訴群眾，他們不能繼續維持優越感和自豪感，正是因為北方某勢力壓迫的結果。而要恢復這種優越感和自豪感，就需要民主，需要真正本土勢力的崛起。“民主”是一個玫瑰色的夢，幾乎可以跟“幸福”相等同，而要實現這個夢，關鍵就在于有合乎所謂“國際標準”的普選。這一解釋將許多符號和意象雜糅在一起， 制造出似是而非的關聯。不管它本身多么粗糙，不少人愿意信它。
最愿意相信的是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學生，作為第三代乃至第四代、第五代移民，他們已經不像他們的祖輩那樣還有一定的大中華情懷，還與內地保持著一定的經濟與人情關聯。香港回歸之后，特區政府欲“去殖民化”，推行國民教育，加強中國認同，卻引起強烈的反彈。不僅新的國民教育難以推行，中國文史教育在香港中學課程中甚至進一步被邊緣化了。不了解中國的結果是，身邊發生的種種變化也就變得難以理解。在歷史上，香港的興旺發達本來就依賴于壟斷內地與西方世界的交流渠道，當內地向西方開放并發展起來，香港的相對地位必然下降;而香港的前途，也就在于更深地融入內地的經濟中去，從中找到自身的恰當定位。然而，沒有對自己國家與世界關系的恰當知識，要理解所有這一切，都太困難。于是不費腦子的聯想就成為理解事物的捷徑。 香港那不確定的未來，又落到萬能的選舉上，落到通過選舉實現的更大的“本土化”之上。
“本土化”首先針對的就是北京的控制和影響。從港英政府開始，北京就被不斷污名化，“共產共妻”，“專制獨裁”;但在更晚近的“本土化”群眾運動中，北京又獲得了資本大亨的形象。這其實也并不奇怪，在許多國際左派的眼光中，北京甚至比華盛頓+華爾街更壞，因為華爾街雖然是資本專制，華盛頓畢竟還有民主政治的表象，而北京只有華爾街，沒有華盛頓。但是，一旦有這種臉譜化的理解，人們就不會去細致分析北京的復雜性，不會去探討長久執政的決心、社會主義遺產的制約以及龐大的國有資產所支撐起來的政權相對于私人資本的自主性。北京已經不談“世界革命”了，但畢竟沒有放棄對本民族“共同富裕”的承諾。當群體性事件發生的時候，它還是會坦然地承認存在經濟社會問題，然后努力解決這些問題，雖然很多時候只是“人民幣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它還是會努力運用毛澤東時代留下的“群眾路線”遺產來制約官僚，雖然實際重心似乎越來越多地落到自上而下的巡視和紀檢上。如果香港是內地的一個城市，北京有實實在在的治理手段，絕不會放任其貧富分化到這么一個驚人的地步。北京也并不依賴于“李家城”的富豪們，因為北京自己就超級富裕，不靠地方富豪們的進貢吃飯。
然而，要理解這種復雜性，需要歷史和國際比較的視野，實在是太損耗腦細胞了。因此無論是港臺，還是內地本身，那些不愿意損耗腦細胞的，最后都選擇了臉譜化的理解，自己為自己樹立了一個影子靶子，不斷地喚起悲情——不客氣地說，這些悲情，有太多是矯情。
筆者要提出的第二個質疑是，在一個“去殖民化”遠遠沒有完成的社會中，真正的“本土化”是可能的嗎?選舉是為了選出能夠代表和實現本地社會公共利益的官員，這要求投入選舉的資源也都來自本地，以比較準確地反映出本地的力量對比。但現在的香港有太多的政治資源來自于本地社會之外。這次“雨傘運動”能支持數月之久，源源不斷的后勤資源難道真的是本地供給的嗎?美國駐港領事館“外交人員”1000余名，是該國駐外人員最多的使領館，他們真的是在從事“外交”嗎? 媒體已經揭露了若干海外金主以及運動培訓基地，也許還有更多沒有露出水面。如果打起選戰來，我們不知道會有多少神秘的資金從海外進來，有多少海外機構在遙控政治動員。這根本不是“本土化”的政治，而是一種“離岸政治”。 任何一個正常的民主政體都要反對這種“離岸政治”，必須有相應的法律法規對相關資源的反常流入進行規制。但在香港，防止“離岸政治”的立法卻被污名化為“專制獨裁”，遲遲無法落地，真是咄咄怪事。
如果香港能夠在基礎制度設計上解決“離岸政治”的問題，讓選舉不至于成為外部勢力的“代理人戰爭”，更大的選舉競爭性，更廣泛的提名范圍，又有什么值得擔憂的呢?只要不是別有用心和特別愚蠢的人，都能很快看清楚，香港的整體福利的提升在于與內地進一步的經濟與社會融合。選民在第一次選舉的時候也許會出現判斷失誤，但選舉制度會給他們糾正失誤的機會。但如果是在“離岸政治”的基礎條件下，政治代表性會被嚴重扭曲，我們根本不知道會有多少意外事情發生。
那些借用左翼話語資源論證為香港“本土化”鼓與呼的人士，根本沒弄清他們的“本土化”主張在香港的“離岸政治”條件下是不現實的，而且反而會成為“離岸政治”的養料。不管他們引用的是馬克思、托洛茨基、波蘭尼還是大衛哈維，我們都有必要指出，左翼的思維懶惰也是一種思維懶惰，并不因為它是左翼的，就更加有道德上的優越性。
為香港的未來計，我們需要的是一場更加徹底的討論，搞清楚真正健康的、有利于香港未來的“社會保護運動”可以采取什么樣的形式。一方面，將資本主義理解為正在發大財的資本家的直接統治，早已經過時了，朝堂上的決策者需要知道，香港普通民眾絕不會接受這種財閥統治“五十年不變”。當代資本主義越來越需要民主選舉的遮羞布乃至對既得利益的公開批判來維持自己的健康運作，“社會保護運動”在此意義上構成當代資本主義的殺毒軟件。但要讓“本土化”運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保護運動”，必須對香港進一步“去殖民化”，消除“離岸政治”的環境和條件，這樣，在本地的選舉政治中，本土的真正力量對比才能得到準確的呈現。而真正“本土”的民主政治和“社會保護運動”，不僅有益于香港自身，而且也會給內地社會帶來啟發。
如果“本土化”運動鑲嵌在“離岸政治”中的格局不改變，香港將無法承擔國家在區域經濟布局中的戰略位置，原本可以授予香港的一系列優惠政策也只能改授其他城市和地區。如此，香港將作為一個因社會分裂而衰落的城市而載入史冊，而據說能夠實現人民更大利益的選舉政治，恐怕也只能收獲更多的“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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