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竹：資本主義傷天害地（上篇三）

　　資本主義傷天害地（上篇三）

　　??????大自然對資本的討伐檄文

　　《持續污染生態環境》

　　(原創)作者：苦竹

　　九、垃圾包圍人類

　　垃圾污染，是指人類廢棄的(包括有毒有害的)固體、流體物質侵占生態空間、危害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的社會現象。垃圾污染，主要包括工、礦業垃圾污染、建筑業垃圾污染、農業垃圾(主要指養殖業垃圾、土壤中殘留的地膜和廢棄的農作物秸稈)污染、生活垃圾污染、醫療垃圾污染等。近五十年來，垃圾污染日益成為世界普遍的、嚴重的公害。

　　由于人口的增長、科技的發展和資本的統治，人類的垃圾不僅數量猛增，而且在質的構成上告別了過去以灰土、易降解的廢棄物為主、有毒有害物質較少的年代。現代垃圾中，有毒有害、不易降解的廢棄物很多，極易對生態環境形成污染和二次污染。

　　（一）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學者王潔在(2002年1月24日)的《垃圾問題與世界發展》一文中披露：“目前全球年產工業垃圾和家庭垃圾120億噸，人均2噸，許多城市都被垃圾包圍，地球成了個大垃圾場。”

　　《當代世界》2003年6期《“變廢為寶”一些國家如何處理垃圾》一文披露：據國際環保組織估計，世界各國歷年來尚未處理自然堆放的垃圾存量可達到約500億噸。

　　由此可見全球垃圾存量之多;年產量之大。

　　世界上人均產出垃圾最多的國家是美國、日本、英國和德國。據國際環保組織21世紀初的估計，“在世界每年產生的約100多億噸垃圾中，三分之二以上產生于工業發達國家。其中美國是世界上產出垃圾最多的國家，一年產出生活垃圾2億多噸，工業垃圾22億多噸。”即其年垃圾總量約達25億噸。美國到1971年底為止，僅冶金廢渣就已經堆積了230億噸。

　　全球最大的城市垃圾堆在紐約——紐約FreshKills垃圾場，堆放垃圾長達60年，高聳入云，達到海拔505英尺，高出自由女神像一半，每天流出百萬加侖的污水。紐約市政府多次收到聯邦法院的傳票，控告該垃圾填埋場的地下滲漏污染了新澤西的海灘。

　　據日本平成18年(2006年)的環境白皮書報告，日本正以一年近4億噸的生產廢棄物和約5000萬噸的一般廢棄物的速度排放垃圾。

　　英國“非政府廢品監督機構(WasteWatch)”2006年的統計數據顯示，英國每年大約產生超過4億噸的各種垃圾和廢料。

　　目前，德國年產生的垃圾總量在3億噸以上。

　　據《文秘114網》刊登的國家發改委主任 馬凱于2004年9月28日【在全國循環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顯示：2002年，全國660個建制市生活垃圾的集中處理率僅為54% ;而垃圾無害處理率不足20%。

　　據有關部門于2003 年初步調查，我國有1/4的城市已沒有合適場所堆放垃圾。而農村生活垃圾幾乎全部露天堆放;農村的生活污水基本全部直排。垃圾憑風刮、污水靠蒸發，使農村的生活環境迅速惡化。

　　據《中國環保網》2010年10月9日報道：“8日，中國城市環境衛生協會副理事長陶華在全國城鄉環境衛生會中透露，目前我國每年產生近10億噸垃圾，從全國總體來看，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還有很大缺口。”

　　據《中國質量新聞網》2003年6月23 日刊文【世界上沒有真正的垃圾】中披露：“我國歷年積存的、尚未完全處理的垃圾總量達到了70億噸左右。

　　據《中國新聞網(記者 阮煜琳)》2010年4月25日報道：中國環保產業協會副會長陳澤峰于25日在北京舉行的“2009全國生態文明建設十大新聞人物頒獎儀式”上說，我國歷年來堆積的垃圾已經超過60億噸，侵占了300多萬畝的土地并對周邊產生嚴重的環境污染甚至災難。在全國650多座城市中，有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圍，325個城市還沒有建設生活垃圾處理設施，大量的垃圾只是做簡單的堆放，在城市里產生了大量的異味以及一氧化碳等，嚴重污染了水體、大氣、土壤。

　　現在世界的年垃圾總量，已經大大超過在本世紀初當時統計的“120多億噸”，而且據國際環保組織估計，每年仍以8—10%的速度迅速遞增。

　　（二）

　　令人既悲憤又無奈的是，目前世界上通行的是對垃圾的簡單處理而不是無害處理。各國對垃圾的普遍處理方式主要是“露天堆放、簡單填埋、焚燒和堆肥”。至于分類回收垃圾并進行無害、低害處理的，僅限于極少數國家并且只針對少數垃圾品種。

　　1．露天堆放

　　目前世界上大多數鄉村乃至城市的部分垃圾(運到城郊堆放)一般都采用這種方式。露天堆放垃圾的自然后果是“垃圾任風刮，污水靠蒸發”，這就造成很大的生態災害并直接的危害人身。

　　①嚴重污染空氣。垃圾場釋放大量氨、硫化物等有害氣體進入大氣;臟污的懸浮顆粒隨風飛揚，污染大氣危害人體健康。

　　②嚴重污染水體。垃圾中不可避免的含有病菌、病毒、病原微生物，在堆放腐敗過程中還會產生酸性、堿性、毒性的有機污染物，并會將垃圾中的重金屬溶解出來，形成有機物質，重金屬和病原微生物三位一體的污染源。雨水淋入發生滲漏，必然會造成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嚴重污染。

　　③嚴重污染土壤。垃圾通過堆放覆蓋;水體徑流、滲透;大氣沉降等途徑污染土壤。

　　由于大量塑料袋、廢金屬等有毒物質直接填埋或遺留土壤中，難以降解嚴重腐蝕土地，致使土質硬化、堿化保水保肥能力下降，

　　④生物性污染，直接危害著人的身體健康。垃圾中有許多致病微生物，同時垃圾往往是蚊、蠅、蟑螂和老鼠的孳生地，極易滋生和傳播病菌、病毒。

　　⑤侵占大量土地。垃圾，在城郊圍城、在鄉村遍地，已是世界普遍現象。各國存放垃圾占用了大量土地。據有關部門初步調查， 2003 年僅我國存放城市生活垃圾累計占地就達到80 萬畝，我國 668 座城市中已有 2/3 被垃圾帶所包圍。

　　2、填埋

　　掩土填埋，是處理垃圾的一種普遍方式。填埋具體分為“簡易填埋、受控填埋、衛生填埋”。衛生填埋屬于低害化、無害化處理方式。

　　但是由于“衛生填埋”方式占地面積大、投資高、收集處理系統負荷和技術難度大、填埋操作復雜、管理困難，實際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在填埋方式上，世界仍然是以“簡易填埋、受控填埋”為主體。這兩種填埋方式的效果，雖然比“露天堆放”稍好一些，但仍然程度不同的存在著露天堆放的弊端。同時據科學測算，每立方米生活垃圾填埋5—10年后，可產生沼氣0.75立方米。而沼氣極易外泄并發生自燃或爆炸，具有重大的安全隱患。

　　3、焚燒

　　據有關資料統計，全球大約有40%的城市垃圾進行焚燒處理。其便利之處在于便于操作、垃圾高溫消毒、焚化后的剩余殘渣容量大幅度減少便于填埋，余熱回收可供熱或發電。但其問題在于焚燒釋放出二惡英、氯化物、氯苯、硫化物、汞蒸汽、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等大量有毒氣體，也造成懸浮顆粒物進入空氣中，污染空氣、危害人體。同時產生有毒有害、不易降解的爐渣侵占和污染土地。

　　4、堆肥

　　堆肥的垃圾品種主要是指人畜糞便、農業秸稈、廚房垃圾。這些有機垃圾通過管理加工和自然發酵、降解后，作為有機肥料回歸農田。這種方式體現了“循環農業”良性生態的正確方向。這種方式的前提是農田有實際的使用需求和垃圾分類回收。但現在很多國家農業主要依賴化肥，絕大多數國家城市垃圾混裝，加之體制、資金和管理等問題，這種方式的社會化運作程度很低，主要是由一些農戶自發的、重點針對自家的人、畜糞便。

　　5、垃圾分類回收，資源再生，并進行低害、無害處理。

　　這種垃圾處理方式接近正確的垃圾處理理念。但是目前只是瑞士、德國、法國等極少數國家針對部分垃圾品種、部分垃圾，實行粗簡的分類、一定的資源再生和相對的低害處理。這些國家的垃圾處理主要依賴各自國家的垃圾產業。而企業運作是依據市場經濟原則開展業務的，其對垃圾的處理方式、處理程度的直接動機是從企業自身的經濟效益出發。因此其垃圾處理總的效應距離 “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的科學目標尚有質的區別和很遠的路程。

　　這里指出，昆明理工大學張召述教授說：“世界上并沒有垃圾，只有放錯位置的資源。”據科學界估算，人類垃圾一般至少70%可以回收循環利用或供熱、發電。特別是世界礦藏資源趨向枯竭的今天，垃圾中的礦產成分凸顯寶貴。而作為主要方式的前三種垃圾處理方式，都把寶貴的可再生資源同垃圾一起拋棄了。

　　6、垃圾輸出轉嫁污染

　　伴隨“商品輸出、資本輸出”，西方“發達”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實行持續的、大規模的“垃圾輸出”。

　　世界上有毒有害垃圾的絕大部分都是西方發達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的。這些國家為了保障本國生態環境的安全、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自己的垃圾處理費用、為了再向發展中國家賺一筆“出售垃圾的利潤”，進而一舉三得，便把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作為自身傾瀉有毒有害廢物的垃圾場。他們利用自身在世界貿易中的優勢地位，源源不斷的向第三世界運售垃圾特別是毒害大的垃圾，并常常把有毒垃圾冒充為商品。

　　鑒于“垃圾輸出”造成了第三世界垃圾進口國的嚴重環境污染和人身危害，鑒于“垃圾輸出”屢屢引發國際糾紛，鑒于第三世界抵制帝國主義垃圾侵略的強烈要求，一些發達國家迫于“人權”壓力，不得不在形式上同意簽署關于禁止垃圾輸出的國際公約。

　　1989年3月115個國家的代表在瑞士巴塞爾簽署了《控制危險廢料越境轉移及其處置巴塞爾公約》。《巴塞爾公約》的有關條款規定，一切有害廢棄物的越境轉移都必須得到進口國及出口國的同意才能進行。由于此規定留有“垃圾輸出”的尾巴，不利嚴格管控，在第三世界的努力下，1995年9月在日內瓦通過了《巴塞爾公約》的修正案。修正案禁止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出口危險廢料。至現在除了美國、海地以外，世界各國并包括歐盟組織都是巴賽爾公約的締約國。《巴塞爾公約》具國際法的效力。

　　非、加、太地區的第三世界國家于1989年12月15日在多哥與【歐共體】續簽了第四個“洛美協定”，添加了“禁止歐共體成員國與非加太地區國家進行任何有毒、危險及核廢料的交易。”的條款。

　　1991年1月30日在馬里首都巴馬科，25個非洲國家簽署了《禁止向非洲進口危險廢物并在非洲內管制危險廢物越境轉移的公約》。《巴馬科公約》抵制西方的垃圾侵略并管制非洲有關各國間的危險廢物越境轉移。

　　然而公約、協定并不能改變壟斷資本的貪婪野性，加之第三世界有關國家不乏存在竭力迎合帝國主義垃圾輸出的內奸，國際壟斷資本的垃圾輸出持續不斷、與日俱增。

　　中共中央編譯局發行的《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0年第3期，刊登了我國著名的社會科學學者胡連生教授【論西方資本主義的生態文明與發展中國家環境惡化的關系】的文章。

　　文章指出：“據聯合國環境署統計，西方發達國家生產的有害廢棄物占全球產量的95%。……西方發達國家利用其財富和權力、用“蠅頭小利”的利誘和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中的“權力”高壓，使發展中國家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的垃圾傾卸場。一般情況下，發達國家處理一噸有害廢物的平均費用約為2000美元，而將工業廢棄物扔到窮國，每噸只需支付40-100美元不等的價格，于是，窮國成了發達國家“處理”有害廢棄物的最佳場所。

　　……據統計，自1986年至20世紀90年代末，發達國家已向發展中國家輸送了1.63億噸有害垃圾。美國每年要向境外(主要是向發展中國家)傾倒200萬噸左右的有毒廢料。除美國外，歐盟每年向亞非拉68個國家出口有毒垃圾。2006年，荷蘭一家公司向科特迪瓦傾倒垃圾500噸，不經任何處理就堆放到18處廢物場中，造成7人死亡，數十人病情嚴重。至少3.6萬人因污染引發不良反應前往醫院就診。

　　據埃及《金字塔報》估計，近幾十年來，發達國家每年約有8000萬噸毒垃圾被出口到第三世界國家。僅日本一國在2006年就向印度尼西亞出口毒垃圾3100萬噸。

　　西方發達國家還將80%的電子垃圾出口到了亞洲。據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統計，從1997年到2004年，有超過3.15億臺電腦報廢，而在美國西部地區回收的電子垃圾中，有50%到80%被運到了亞洲發展中國家。……在西方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傾倒生態垃圾的過程中，中國也未能幸免。據統計，發達國家進入我國境內的廢物1990年為99萬噸，1993年為828.5萬噸，1997年為1078萬噸。從1997年到2005年，僅英國運往中國的垃圾數量就增長了8倍，2005年英國向中國運送的垃圾達到190萬噸。”

　　近幾十年來，西方發達國家在盡力輸出有毒有害的固體廢物的同時，為了徹底解決其不能輸出的廢水、廢氣污染本國環境的問題，還對本國污染密集型產業實施向第三世界轉移的戰略。西方發達國家打著對外援助的旗號，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將大量的高污染產業、產品、工藝和設備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

　　胡連生的文章指出：“西方發達國家的此種做法收到了一石二鳥的“理想”效果：既在發展中國家賺取了巨額利潤，又把難以治理的工業廢水、廢氣及廢物留在了發展中國家。據統計，為了避免本國受到環境污染，日本已將60%以上的高污染產業轉移到東南亞和拉美國家，美國也將39%以上的高污染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在印度、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化工部門中的外國直接投資額所占的比重居各部門之首;在馬來西亞，跨國公司占農藥零售額的75%;在菲律賓的258家跨國公司中，60%涉及污染密集型產業。在日本“最骯臟”生產部門的國外投資中，2/3?? 3/4是在東南亞和拉丁美洲。在將“骯臟”生產部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過程中，中國也是受害者。據《中國經濟時報》報道，1991年外商在中國設立生產企業11515家，其中污染密集產業達到3353家，占企業總數的29.12%。污染密集產業在引進外資中所占比例為34%。”

　　胡連生的文章指出這種轉移：“給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帶來幾乎是不可逆轉的損害。許多國家空氣質量嚴重惡化，水污染嚴重，土地肥力銳減。有的地區傳染病橫行，有的地區民眾飲用水常年達不到衛生標準，有的地區因空氣質量影響，癌病高發。在發展中國家的許多地區，幾乎不適合人居。美國的聯合碳化公司將高污染的化肥廠設在印度的波霸羅。1984年12月3日，該公司設在印度波霸羅的化肥廠發生甲基異氰酸脂毒氣泄露，造成2000多人直接死亡，10萬人致殘，當地環境被嚴重污染。歐洲國家將各種危險的農藥、醫藥及有害制品放在發展中國家制造和銷售，其中一家石棉公司在印度投資辦廠，使7000工人中60%的人身體受到傷害。”

　　而令人悲憤的是，一些不發達國家竟將外國資本的污染密集型企業如獲至寶的迎進來、請進來，并待若上賓的給予超常優惠的條件。

　　據我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者王潔在(2002年1月24日)的《垃圾問題與世界發展》一文中揭示：“工業化國家出口有毒垃圾充分暴露了‘垃圾帝國主義’的本質，對此美國前副總統戈爾也供認不諱。他在《瀕臨失衡的地球》一書中，列舉了多起出口有毒垃圾的事實，其中一起說的是一艘名為“奇安海”的貨輪，載著費城焚燒廠的1.5萬噸有害垃圾從加勒比海出發，駛向東南亞”。

　　2002年，美國西海岸的兩個環保組織——“巴塞爾行動網絡”和“硅谷防止有毒物質聯盟”，聯合撰寫了長篇報告《出口危害——流向亞洲的高科技廢物》。報告揭露：在美國，每年廢棄的電腦和電視機等電子垃圾約有50%至80%被出口，與“環境公正”的原則相違背，美國不僅不禁止向發展中國家出口有毒電子廢物，還在實踐中促進它們的出口。

　　2006年09月19日【國際在線】刊文《窮國成為富國有毒垃圾場現象為何屢禁不止》中指出：“上世紀90年代，世界垃圾貿易總值約900億美元，到2000年，垃圾貿易額已增至5000億美元。據統計，歐盟每年向亞非拉國家出售有毒垃圾1.1億噸。美國有400條船專門運輸有毒垃圾。”

　　楊學祥教授是從事地球動力學和自然災害研究的我國知名學者。他在(2013-2-14)光明網衛生頻道發表了《發達國家污染轉移是真兇》的文章。文中說：“目前這種全球性轉移正以每年3億噸的速度增長，其中從發達國家轉移出去的占90%。”。

　　據環球網2014-06-09報道：“數據稱發達國家75%電子垃圾被非法出口到亞非”。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最新調查報告顯示，發達國家每年產生的電腦、電視、手機、家用電器等電子垃圾多達5000萬噸，其中75%的電子垃圾沒有經過正規回收處理，絕大部分被非法出口到非洲和亞洲。”

　　新華網2013年07月11日刊文【中國：全球電子垃圾的“拾荒者”】中報道：“據聯合國發布的數據顯示，全球產生的電子垃圾約70%最終流向中國，中國事實上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電子垃圾桶’。‘洋垃圾’入侵中國并非危言聳聽。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從美國進口垃圾廢品交易額達115.4億美元，占中國從美國進口貿易總額的11.1%。英國媒體報道，該國政府承認，每年有1200萬噸‘綠色’垃圾被運往中國、印度等亞洲國家。在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電子垃圾。”

　　（三）

　　到現、當代社會，人類早已對于“垃圾”的危害有了充分的認識;對于最大限度的對垃圾進行低害、無害化的處理措施;最大限度的根治“垃圾”危害;已具備了充分的科技能力。同時，人類防、治垃圾危害的物質、技術裝備并不是問題。然而由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桎梏，全球垃圾的產量及危害愈演愈烈，得過且過始終并不根治，最大限度的遺禍于子孫后代。全球垃圾污染日甚一日的危害、垃圾處理日復一日的敷衍，恰恰昭然若揭了資本為了自身的增殖和擴張而不惜損害人類健康和生存的骯臟垃圾心理。

　　垃圾危害的防、治、控管，是國家規劃化、生產減量化、回收分類化、資源循環化、處理無害化(或最大限度的低害化)的系統工程。這也是科學界的共識。

　　根治垃圾首先是國家行為，而不能單純依靠企業行為;是計劃行為而不是市場行為。市場經濟不僅在根治垃圾危害中無能為力;而且本身就是垃圾危害蔓延的經濟載體。根治垃圾危害，呼喚著大公有制的計劃經濟。

　　與經濟和社會發展一道，應該把垃圾控管、危害防治及循環利用納入嚴肅的國家規劃。調動國家計劃、法制、政策、經濟、財政、科技、衛生、教育等一切手段根治垃圾。在社會生產計劃、資源配置、產品設計、生產過程、消費環節、垃圾的運行過程，實行全面的國家計劃、控制、管理和監督。

　　根治垃圾要求實行最大限度的垃圾減量化;要求社會生產與社會消費的基本平衡;進而要求全社會計劃生產，必須排除盲目生產、盲目競爭、生產過剩的體制性浪費。

　　在生產環節：要求盡可能的降低產品的廢、次品率;盡可能的從質量上延長產品的使用周期;制止刻意的一次性消費品、過度包裝等生產性浪費，要求產品質量、產品使用周期、產品包裝標準化;卡住過量垃圾的源頭。

　　在消費環節：要求提倡和鼓勵消費者充分利用物質資料的使用價值;并盡可能的修舊利廢;科學、節儉的進行產品的代際淘汰;盡可能的延長產品轉化為垃圾的周期;減少消費性浪費。

　　根治垃圾要求對污染危害大的、不易進行無害處理的、不易回收的、富集資源性的原材料、產品、垃圾實行特殊政策、予以嚴厲管控。卡住垃圾重大污染和可再生資源失控的源頭。

　　根治垃圾要求垃圾規范運行。

　　垃圾【準確分類、準確投放】→ 【及時回收、徹底回收】;【可再生利用的垃圾】

　　→【通過加工完成資源循環再生】;【沒有資源利用價值的垃圾】→ 【進行最大限度的無害化、低害化處理，并在處理過程中爭取連帶效益】。

　　人類社會根治垃圾，悖反了資本的本性，抵觸了市場經濟體制和原則。所以在資本的統治下，在市場經濟的體制中，不但不能根治垃圾污染，而且只會導致垃圾危害愈演愈烈。

　　十、資本主義制度具有污染自然的基因

　　現在全球固體垃圾、污水、廢氣、放射污染危害的嚴峻程度，已不僅關系到人類能否持續發展的問題，而且關系到人類能否持續生存的問題。對垃圾、垃圾污染的根治刻不容緩、迫在眉睫。但是社會文明時至今日，全球有毒有害的固體、氣體、液體、放射廢棄物質產量與日俱增，生態環境污染程度日甚一日。這是怎么了?

　　為什么垃圾污染不能根治?根源在于壟斷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

　　1、資本的統治導致垃圾產量的最大化

　　資本的本性：即為了獲取自身利潤(剩余價值)的最大化，進而不斷轉化為資本自身擴張的最大化，就必然通過生產的不斷擴張來實現。由于資本增殖與資本擴張需要價值而并非使用價值，所以資本的生產本質是價值，而消費者需求的恰恰是使用價值。資本不得不對使用價值的關注，僅僅是由于使用價值是價值的載體而已。

　　資本的統治，決定了資本主義必然的盲目生產、盲目競爭、高產出、高消費、高消耗、高污染、高浪費。

　　資本對剩余價值最大化的貪婪追求以及資本之間的激烈的競爭，驅使資本家不斷加重對勞動者的剝削程度，榨取更多剩余價值，不斷的進行資本擴張、生產擴張，這就造成嚴重的矛盾后果：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存在一種不顧社會消費需求而盲目擴大產能的趨勢，另一方面，由于剝削加重，造成廣大勞動群眾日益的相對貧困化，從而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廣大勞動群眾的購買力限制在一個狹小的范圍之內。生產的無限擴大趨勢同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日益嚴重。“生產過剩”的趨勢在波動中不斷擴大，必然導致經濟危機的爆發。

　　而商品只有進入消費才能實現利潤。資本集團為了保障利潤最大化就必須充分消化高產能、高產出，刺激和推動高消費。為此他們進行了挖肉補瘡、竭澤而漁的沒落創造。甘冒埋伏將來經濟動蕩的風險，持續超越現實經濟發展階段的實際消費水平，實行嚴重的社會性透支，采用對若干貴重商品實行“信貸消費、分期付款”的社會性超前消費，以維持高消費，“完成”資本贏利。

　　為了縮短贏利周期率，資本集團就傷天害理刻意的推銷一次性消費品。據2006年4月4日《光明日報》的報道并結合其它資料顯示：英國人每年拋棄25億塊尿布;日本人每年使用3000萬臺“可隨意處理的”一次性相機;日本的公司免費分發數百萬節含有鎘和汞的電池;除了可任意處理的鋼筆之外，美國人每年拋棄1.83億把剃刀、27億節電池、3.5億個易拉罐，1.4億立方米用于包裝的聚苯乙烯塑料;德國人扔掉500萬件家用器具;我國每年發泡塑料餐具的用量在100億只以上，每年砍伐約2500萬棵樹生產450億雙一次性筷子;而全世界每年扔掉的一次性瓶子、罐頭盒、塑料紙箱已經超過20000億個。西方國家電腦和家電器使用周期也越來越短。據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統計：1994年，電腦的平均壽命為4年至6年，而到2004年平均壽命只有約2年。

　　為了從一頭牛身上扒下兩張皮，資本集團就損人利己的實施商品的過度包裝兼賺附加利潤。美國俄勒岡大學社會學教授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在(2013-05-27)《生態危機根源于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一文中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止境浪費的本質非常明顯，包裝產業是繼食品和能源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產業。據估計，包裝成本平均占所購非食品生產的物品的10%-40%。化妝品的包裝成本有時達到其所包裝的實際物品的3倍。…………　(包裝費用)對某些商品來說，則接近消費者支付價格的一半。毫無疑問，在諸如化妝品和家用藥品等領域，更是大大超出了這個比例。”

　　據百度文庫資料《從商品的過度包裝看循環經濟(2012-12-01)》顯示：目前世界人均包裝材料的消費量為145 千克/年，美國人均包裝材料消費量居世界之首達250千克/年，日本達200千克/年。

　　據《人民日報》2011年6月的一篇報道曾披露：“目前我國50%以上的商品都存在過度包裝問題。包裝廢棄物的年排放量在重量上已占城市固體廢棄物的1/3，在體積上更達到1/2 之多，年廢棄價值高達4000億元。且排放量以每年10%的速度遞增。”

　　反人道、反自然的資本的統治不能促使垃圾減量化，只會造成垃圾最大化。資本為了自身利潤最大化，一方面明知故犯的最大化的透支子孫后代生存的資源，一方面明知故犯的最大化的制造氣體、液體、固體的垃圾污染。

　　不要迷信資本主義的法律調節，資產階級的法律就是為資本的利益服務的。比如，迫于消費大眾的壓力，美、德、日、澳等西方國家先后出臺了限制過度包裝的法規。而這些法規分別對包裝“體積和費用”的標準限定在：包裝容器內空位不得超過容器體積的10% ?? 25%不等;包裝費用不得明顯超出商品的15%?? 30%不等。對附加值如此寬泛的法律規定，與其說是限制不如說是保駕護航，卻被中國精英吹捧得天花亂墜。

　　資本制造垃圾的邏輯是：“資本通過最大化生產擴張謀求最大化剩余價值，通過最大化剩余價值完成最大化的自身資本擴張”;→ “社會產業資本群體在最大化生產擴張的盲目競爭中，使社會總產品大大超過社會消費總需求能力，造成生產過剩”;→“為了實現和分配最大化的利潤，金融資本、產業資本、商業資本相配合，通過誘導、便利等最大化努力措施促成最大化的社會消費”;→“過度的社會生產和過度的社會消費導致物質質料的過度浪費”;→“進而導致過度的生產廢棄物、生活廢棄物”。

　　2、市場經濟體制導致垃圾污染的持續危害

　　僅從人性、人道上講，也應該不僅要對即時產生的垃圾謀求最大限度的無害化處理，而且要對歷史遺留的垃圾污染進行最大限度的減害處理。如今，處理垃圾與開展生產同等重要。

　　根治垃圾危害是需要集合國家、社會、民眾各層面、各環節的諸多手段和力量而從事的人類公益事業、社會系統工程。而市場經濟機制的資本統率性、自私性、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短期行為性、眼前利益驅動性等內在屬性，從思想動機到行為措施，都桎梏著根治垃圾的公益事業。

　　資本主義國家對垃圾的處理主要依靠“垃圾產業的企業行為”。經營垃圾處理的企業只是針對有利可圖的少數垃圾品種、有利可圖的相應垃圾處理方式進行運作。面對無利可圖或利不從心的垃圾中的絕大部分，只是一燒了之、一埋了之或裸堆。而且即便是對有利可圖的垃圾處理，距離充分的資源化、嚴格的無害化、低害化目標路途遙遠。簡單焚燒、簡單填埋乃至直排、裸堆當屬世界普遍現象。

　　如對廢電池的處理：廢電池的危害很大。一節一號電池爛在地里，能使一平方米的土壤永久失去利用價值;一粒紐扣電池可使相當于一個人一生的飲水量的600噸水受到污染。廢電池含有鋅、錳、鎳、鉛、鐵、銅、鉻、鎘、汞、等金屬元素，又很有資源再生利用價值。而人類現在的技術手段對其提取利用并同時做無害化、低害化處理已不是難題。

　　但國際上只是極個別的國家中的極個別企業對其進行有限的提取利用和減害處理。一些國家只是對廢電池回收、部分回收后集中封存，留給后人處理，德國就是如此;一些國家將其混同于普通垃圾簡單焚燒和填埋，美國就是如此。據美國環保署稱，僅在美國，每年就有數十億節的有毒電池被扔掉;而不予回收廢電池，廢電池摻雜在固體垃圾的裸堆中、散落在土地和水域中，則是全球更為普遍的現象。

　　廢電池回收、處理、利用的意義哪國政府不明白?為什么不作為呢?因為這種運作雖然有利于生態效益、人類的根本利益，但無現利可圖甚至可能賠錢。在市場經濟體制中，眼前的市場利益可以輕松地壓制人類的根本利益。

　　如對城市糞便的處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由于剩余價值規律與價值規律的綜合作用，農田地力普遍日益衰減。地力日益衰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機肥施用率低。而經過簡單處理后的糞便就是優質的有機肥。現在，農田多施有機肥是恢復生態的緊急需求，是人類健康生存、持續發展的緊急需求，在這個意義上說，有機肥應是供不應求。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又很少有“市場需求”，本來的有機肥寶貴資源城市糞便，就只好作為垃圾去行使污染職能了。在市場經濟體制中，只承認市場需求、不承認人類根本利益的需求。

　　再如：食品加工環節的化學污染問題也很普遍。為了提高商品競爭力，增強食品的口感、色澤、造型及保質期而添加或過量添加有害的化學物質，人為制造食品污染。又如，醫院為了增加收入，明知摧殘人體自身免疫力，而普遍故意濫掛吊瓶。這些“自私利益驅動”的損人利己行為，都是在市場經濟中容易出現而又不容易解決的。在市場經濟體制中，市場的交換價值可以隨意的排斥人類的生存價值。

　　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企業一般本具有在生產領域內防治污染的技術條件。問題在于如此這般便加大了生產成本，降低了生產利潤。資本不會自覺的為了人類根本利益損傷自身的絲毫利益。這樣，企業生產應該履行的環保責任就完全依賴環保法規的底線強制。

　　眾多的精英把西方環保法規的立法精神和法制效應吹捧得神通廣大、完美無瑕。其實縱觀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相關環保法規的立法精神，無非是迫于污染對持續生存和發展的壓力，為了資本運作的長治久安，把企業污染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程度上，并無意根治污染。一般的說，其法規控污的程度并不傷害資本的根本利益。如壟斷資本主義國家通行的：“排污許可證制度、排污收費制度、污染限期治理制度、污染總量控制制度、排污權交易制度，以及利用市場機制及市場調節原則實行“污染者付費”的經濟調節手段”，實質上是承認資本有償污染的權力。其對資本污染的控制，顯示出包容的態度。

　　特別是西方環保法規中的“排污權交易制度”，竟公然把法律商品化。把“排污許可證”異化為“排污權”;把“排污收費制度”異化為“污染價格”，允許對“排污權、排污量”進行市場交易。該制度首先誕生于美國，并已在美國、德等國中得到運用。即：環保部門將具體轄區內的環境納污(自凈)能力分解為若干等分，在排污權市場上拍賣，由報價高者購得。購得者對該排污權享有占有、使用、處分和收益權。

　　“排污權交易制度”，實質上就是國家及法律替資產階級預先透支環境的自凈能力，將環境的自凈能力合法轉化為“資本污染的權力”。通過拍賣競爭的形式，國家在產業資本中有償分配(理論上不超過虛擬的環境自凈能力的)具體的“污染的權力”。一般都是由實力相對強大的壟斷資本獲取。同時此種權力可以在市場中自由流通，國家只對環境污染指數進行總量控制。

　　從中可見資本主義國家及其法律對環境保護的消極態度。

　　一般的說，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環保法規的措施，并不影響產業資本的平均利潤率水平。但是對于個別嚴重污染的企業、污染密集型的產業來說，一旦出現了按照法規治理污染需要大幅度提高生產成本、大幅度降低利潤率水平的情況，在保證或爭取最大化盈利的通盤考量后，有相當部分的企業會選擇將污染的工藝、設備、產品、生產環節搬到不發達國家去干。而西方的相關法規非但不禁止此種“轉移污染”的反人道行徑，反而若明若暗的支持、鼓勵、促成向境外“轉移污染”。

　　由此可見把根治污染的希望寄托在資產階級法制之上是何等的虛幻。

　　不要幻想通過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發揮根治垃圾污染的作用。資產階級政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總管家。其不可能違背資產階級特別是大壟斷資本集團的意志。如美國的“槍害”日久年深、日益慘烈卻不能正常“禁槍”。表面上是滯于憲爭，實質上是礙于大軍火商的利益。在私有資本贏利的運作面前，國家政要(在非緊急狀態下)對社會經濟的行政干預能力只能是通過“宏觀調控”。宏觀調控，不過是為了保障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國家進行的經濟導向式的“微調”，不可能損害壟斷資本的重大利益。

　　根治垃圾及其危害，是需要人力、物力、財力、科技大量投入的宏大公益事業，需要國家財政和社會財力超常的大力投入。在發達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家)中，真正富有的只是極少數壟斷資本家。不但消費大眾主要依靠超前透支、借貸生存;而且所有國家財政都是入不敷出，大都是大舉借債的赤字財政。如黃金帝國美國政府截止2013年3月22日其外債已超過16.7萬億美元，這還不算其對國民福利保障的約40萬億美元的欠賬。根治垃圾的錢從哪里來?資本主義的國家政要若敢強力調節剩余價值的再分配，進而增大國家財政而用于環保，那就是在資產階級身上割肉。以資本代理人的權威挑戰資本的權威，其結局不言自明。

　　根治垃圾，必須打破私有制自私、狹隘、各自為政、短期行為的藩籬，必須變革資本統領的、私有利益驅動的、盲目運行的、市場調節的市場經濟體制。防范和根治生態環境的污染需要公有制計劃經濟的社會體制和能力。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自然生態和人類歷史都在呼喚著【社會主義制度】。只有依靠公有制計劃經濟的廣闊、自覺、統一、協調、規范、高效的體制優勢，集中國家、社會、群眾各層面的能量，協調計劃、教育、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科技、環保各環節的功能，調集人、財、物力，才能最大限度的防治污染危害、捍衛生態環境，保障人類的健康生存和發展。

　　大自然急不可待的要與私有制及市場經濟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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