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高速度是改革前的革命帶來的

　　原標題：郭生祥：改革也要飲水思源

　　改革的確繁榮了中國經(jīng)濟，于是現(xiàn)在的人喜歡說“分享改革的紅利”，但是飲水思源，改革的紅利又是哪里來的呢?

　　如果說改革的紅利不少是由改革前的革命帶來。或者說后30年不少紅利是前30年的制度轉軌帶來的，會不會有人不同意?

　　其實，改革前的公有制、計劃經(jīng)濟、“一大二公”正好是改革后產權逐步明晰、漸進市場化、“少數(shù)人先富起來”的資本，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隨著改革的深化，慢慢地再衍生出部分市場資本主義、外來資本主義。

　　從某種程度上講，改革的高速度是改革前的革命帶來的。沿著這個思路，甚至連今天政府的土地財政也可以說是改革前的革命帶來的;同樣許多人的發(fā)財致富也是改革前的革命遺留的;2000年前后國有銀行大量改制上市，2008年前后外資紛紛“解禁”，不少賺得“盆滿缽滿”，也難以否認這是“革命-改革”的“制度性變軌”帶來的“紅利”。

　　從“公有制”“計劃經(jīng)濟”“一大二公”“斗私批修”突然轉軌到“包產到戶”“承包制”“抓大放小”“MBO”“股改”等，先讓經(jīng)營權普遍搞活，再讓國有產權“孤立”在私有制的“汪洋大海之中”，那時又沒有“物權法”，確實難以避免被“零敲碎打”，人們突然興起的“發(fā)財夢”加上“膽大”的“僥幸夢”，終于匯成了一股“極端自私自利”的暗流、潛流，真應了一句“物極必反”。好在國家還是掌控著市場資本主義、外來資本主義。盡管市場中“所有人與所有人為敵”，但是國家還是最后的“守夜人”，還沒有完全喪失“維穩(wěn)”的能力。盡管市場流失了些革命的價值以及改革的紅利。但是對于革命和改革來說，只要國家最后還能夠清除腐敗，那革命和改革的最后“凈值”也許還是“正”的。

　　在新中國60多年的歷史上，很多人認為革命極左，改革極右，無論怎樣原本它們都不希望腐敗。當初的制度選擇是符合當時客觀環(huán)境和條件的，在當時也都一定程度地解放了生產力，從資本保值增值的角度，要是沒有這前后30年的理想主義、前后30年的“相反”，可能就沒有這60多年世界第一的高速度。從這個角度，如果說革命是“黑臉”的話，那么改革就是“紅臉”，盡管二者“相反”但是卻“相成”，對比那些看似“相輔”、卻因為“同性相斥”，反而難以“相成”的國家，真是不幸中的萬幸。

　　是前30年的積累成就了后30年的速度，但如果要讓這個速度善始善終，還必須在接下來的30年里迅速構建一個“社保現(xiàn)代化、中小企業(yè)現(xiàn)代化、三農現(xiàn)代化、金融現(xiàn)代化”的框架體系，矯正“革命-改革”模式的失衡與扭曲，或許只有這樣才可最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xiàn)真正的現(xiàn)代化。▲(作者是澳大利亞精算師協(xié)會名譽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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