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曾經在多篇文章中指出，某些人打著種種冠冕堂皇的旗號搖唇鼓舌，但是其最終目標，就是在中國全面推進“資本權力化”。
所謂“資本”，在這里既指“資本”，也指擁有“資本”的人;同樣，“權力”在這里既指“權力”，也指擁有“權力”的人。
在改革開放的前30年，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促成了“權力資本化”，或者說為“權力資本化”推波助瀾。
后改革時期，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同盟軍們利用“權力資本化”引起的民憤把不滿引向執政黨，一邊繼續鉆改革的空子，繼續蠶食鯨吞國有資產，一邊搖唇鼓舌，散布一系列似是而非的奇談怪論，真實目的就要實現“資本權力化”。
經濟與政治是緊密聯系的，經濟決定政治，政治為經濟服務。少數人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以后，一來是貪得無厭，希望徹底控制中國的所有財富;二來是怕日后政治局勢發生變化，得到的財富會失去，于是要進一步推動政治局勢向有利于他們的方向變化，于是，他們在成功推動“權力資本化”以后，利用由此引起的民憤引向執政黨，以某些已經“資本化”的“權力”作為內應，全力推進“資本權力化”。
對此，他們有自己的一套歪理：
茅某軾說過：“改革必須由精英掌舵，不能由老百姓說了算。”
那么，精英是哪些人呢?茅某軾說：“改革在中國造就了約占總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們是中國的中堅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則因為信仰毛澤東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壞性’”。
……
“改革就是把原來只有一小部分的權力下放給各個部門，讓他們共同尋找權力的租賃并由此洐生出來一部接近權力邊緣的富豪”。
這就是公知精英們的“資本權力化”的理論依據。
衡陽和石哈山村賄選案就是“資本權力化”的兩個活標本。
2014年3月、4月，遼寧省錦州市凌海市翠巖鎮孟某某等人向國家信訪局反映，翠巖鎮石哈山村(由石哈山屯和代往屯合并而成)村主任張某，通過虛報人口騙取國家征地補償金，有本村戶口的村民卻得不到合理補償;在2013年換屆選舉時，以1000元一張選票進行賄選等問題。
對于賄選問題，經核查，2013年4月25日，石哈山村村委會進行換屆選舉，共有選民1426人，實際參加選舉1385人，張某當選村主任得票726張。2014年2月，凌海市紀委通過走訪的方式調查取證了6名村民，均稱2013年換屆選舉期間未收到錢物拉票。后信訪人主動召集7名村民作證，均指證張某指使他人以1000元一張選票為自己拉票。
還有此前發生的衡陽市賄選案。該市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決定，對以賄賂手段當選的56名省人大代表依法確認當選無效并予以公告;對5名未送錢拉票但工作嚴重失職的省人大代表，依法公告終止其代表資格。衡陽市有關縣(市、區)人大常委會會議分別決定，接受512名收受錢物的衡陽市人大代表及3名未收受錢物但工作嚴重失職的市人大代表辭職。另有6名收受錢物的衡陽市人大代表此前因調離本行政區域已經終止代表資格。
56位被終止人大代表資格中，有20位來自人大、政府機關、行政機構及國家企事業單位，涉及32位企業界人士。
上述兩個就是掌握了一定財富以后不擇手段進軍權力圈，希望最終控制政權，實現“資本權力化”的實際例子。
目前的中國窮富兩極分化，1%的家庭掌握著41.4%的財富(《鳳凰周刊》2010年第18期) ，一些富人呼風喚雨，影響著中國經濟大局的發展，甚至有能力綁架中國的經濟。但是如上所述，他們中的某些人一來是貪得無厭，希望徹底控制中國的所有財富;二來是怕日后政治局勢發生變化，得到的財富會失去，于是要進一步推動政治局勢向有利于他們的方向變化。于是。他們在境外勢力的支持下，打著各種冠冕堂皇的旗號，希望進軍權力圈。因為他們相信，在當今中國進行所謂直接選舉，一般人是很難跟他們競爭的，由于多數人普遍收入不高，因此他們擁有的大量財富足以幫助他們爬上權力的寶座。
上述兩個就是他們推進“資本權力化”受挫的實際例子。
本人不仇富，也不排斥一定比例的商界精英進入政界。但是如果任由某些人憑借手中的財富控制中國的權力，絕對是一個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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