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高校的一些教師公開宣講資產階級自由化、歷史虛無主義，丑化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革命與建設的歷史，丑化黨和人民的領袖，對西方國家不加分析地美化、神圣化，干著“端著共產黨的飯碗，砸共產黨的鍋”的事。出現這種現象根本原因，是在貫徹落實黨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過程出現了失誤。
一、 黨的思想路線未能貫徹到底
30多年來的實踐表明，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雖被重新提出，但在實踐中并沒有被全面貫徹。只講主觀目標，不顧實際、不顧國情的主觀主義，只講一點論的形而上學，在改革、開放、發展中有許多表現，導致嚴重的后果，至今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更沒有進行總結，吸取教訓。
這種違背實事求是的主觀主義有許多表現：
根據某一時期、某一地區改革的成功經驗，片面地認為普遍適用，用行政命令強制推行，甚至不惜采用組織措施，導致很多不良后果。 在農村改革中，強調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強調了發展農業和農民增收，卻忽視了把農民“組織起來”，發展和鞏固村集體經濟的重要性，從而削弱了農村的基層政權。
對于經濟增長，不顧各地條件的不同，自上而下設定增長指標、不分部門地分配招商引資指標，層層分解下壓，甚至搞末位淘汰，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上報數據摻水，統計數據失真，在國家資源、環境、土地利用、工人和農民權益保護等方面造成諸多問題;
在城市化建設上，不顧客觀條件，貪大求洋，搞大拆大建，城市建設中普遍出現城市的規劃、建成區面積大大超過本身的經濟體量和常住人口規模，造成大量的房地產泡沫。
在指導思想上，主觀主義表現為強調“現代化”而忽視“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這兩個前提;強調生產力的發展，而不分析生產關系，不分析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的變化對上層建筑尤其是意識形態形成的沖擊。這種主觀主義和片面性不僅出現在決策層，也在各級地方政府的執行過程中泛濫。
主觀主義之所以泛濫，最重要的原因是還背離實事求是的原則。在意識形態領域，由于強調了“現代化”而忽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向西方國家的先進經驗學習就被片面化為對西方經驗的照搬照抄，甚至把新自由主義作為指導我們搞現代化的理論，完全忽視了兩種基本社會制度、兩種國情的不同，陷入了洋教條主義。
這種洋教條主義對高校辦學產生了深刻影響。自上世紀80年代起，經濟學在突破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同時，走向了全盤引進西方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新聞學等社會科學學科也幾乎都經歷了全盤從西方引進的過程。于是，全盤西化變成時尚的潮流。到20世紀90年代，高校的社會科學理論已基本西化，而馬克思主義公共課則被邊緣化。在辦學方針上，學術規范與標準是西方的，教學和科研所使用的分析概念、分析方法是西方的，社會科學的評價標準是西方的，甚至研究的議題設置也是模仿西方的。許多985、211高校把建設“一流國際研究性大學”作為目標。在大學辦學的評價體系上，上海交大參照西方評價標準所設立的亞洲大學的評價體系，客觀上成為我國高校辦學的指揮棒。985、211高校幾乎都把在國外雜志上發表論文作為提供巨額獎勵和優先晉升職稱的條件，把用英語開課作為教授的基本能力。有的高校還規定，只有在西方國家進修過半年以上，才能晉升教授或副教授。許多高校把引進“洋博士”作為招聘人材的基本條件，個別高校國際關系學科的系主任竟由美國人來擔任。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大量引進，到培訓出的第二代、第三代已熟練掌握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高校教師，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在高校中的主流地位已經確立，向國際一流研究性大學看齊已成為高校的辦學方向。在這種背景下，國家對高校大量的投入，包括千人計劃、長江計劃以及各種項目和基地的建設，客觀上對高校文科的西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與自然科學不同，社會科學是在階級社會中人們對以現實物質生產為基礎的各種社會知識在理論上的概括。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一方面反映了現代化進程的一般經驗，需要我們學習;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帶有自己的階級立場和價值，需要我們警惕和鑒別。一旦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在高校的科研和教學中占據主導地位，就不能不深刻地影響整個意識形態領域，影響高校培養的青年學生，從目前一些黨和國家高級干部的身上也能明顯地看到這種痕跡。組織部門一度盛行高級干部的提拔必須先到美國培訓的做法，就是這種洋教條主義在組織路線上的反映。
黨的歷史證明，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黨的生命線，但是要堅持始終卻不容易。對主觀主義的危害以及端正黨的思想路線的重要性，至今還沒有清楚的認識。這個問題不解決，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就難以找到根治的辦法。
二、 黨的政治路線也沒有全面貫徹
黨的政治路線，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是我們黨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理論成果。這條路線雖然提出了，但并沒有被很好地貫徹，突出表現在沒有把兩個基本點相互貫通，統一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長期以來，改革開放的一手硬，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一手軟。特別是在涉及經濟基礎、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的問題上，出現了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動搖以至否定。這方面的失誤，是當今意識形態領域失守的政治原因。
在四項基本原則中，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是核心。30多年來，我國在經濟發展、扶貧、就業、民生、社會保障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很大，但同時社會分化也很快。截止2012年，全國最富有的10%的家庭所占有的資產，占所有家庭資產的84.6%，其中占所有家庭金融總資產的61.01%，占非金融總資產的88.70%，基尼系數實際為0.61。(西南財經大學家庭金融分析與研究中心尹之超：《中國家庭金融行為分析》)這與皮凱迪在《21世紀資本論》中對西方發達國家社會分化趨勢的分析是一致的，但中國分化的速度更快。它的后果是導致社會主義理論由實而虛，在很大程度上成為與人們實際生活脫節的套話。
在農村改革中，給個體農民經營上的自主權利，提倡工業反哺農業，給農民資助、補貼或社會保障等都是對的，但這并不能代替對于農民的教育，更不能代替走組織起來的道路。以防止村干部貪污為由，徹底廢除村級組織提留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看似保護農民利益，實際上取消了農民對村集體的義務與責任，從而抽掉了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思想基礎;以追求效率、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對鄉鎮企業進行的改革，導致大部分地區賤賣土地和集體資產，挖掉了農村基層組織的經濟基礎。這樣一來，新中國30年來建立的集體經濟基礎瓦解了，建立在集體經濟基礎上的共同體沒有了，農民的集體意識也沒有了，總之，在農村實現共同富裕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條件都沒有了。今天我們所面對的，一方面是被市場所分隔的小農(如在征地失地過程中利益受損的農民，被拋到市場經濟中去自謀生路的弱勢群體，拼命打工也無法富裕且合法權益時常受損的農民工)，他們中的許多人不是從黨的組織、黨的主張而是從宗教中獲得精神寄托;另一方面，他們又被市場經濟所引發的欲望和政府實行的惠農政策吊大了胃口，習慣于向上伸手要，只講權利不要責任。在這種條件下，農業可以增產，農民可以增收，但無法在農村建成社會主義。
在公有制企業改制中，迷信市場和產權理論，片面強調只有產權明晰才可能有效率，而看不到市場除了有調動人們積極性和對資源配置有效性的一面之外，還是個人主義和無限欲望的經濟基礎，對黨的隊伍具有極大的腐蝕作用;看不到私有制的確立對整個經濟基礎乃至上層建筑的改造作用;在強化私有產權的正當性、合法性的同時，大大地削弱了發展公有制經濟的正當性、必要性。在對外開放中，片面強調引進外資，在許多時候、很多方面拋棄了獨立自主的原則;在經濟發展中，突出GDP、稅收指標，使政府高度依賴資本，在很多情況下自覺不自覺地站在了勞工群眾的對立面。
30多年來，改革開放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并沒有實現相互貫通，統一于實踐之中。社會主義從經濟基礎到意識形態、社會組織方式都在逐步地退出、淡化，或被有意無意地放棄。
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基本原則，并不只是一句口號。“建國以來的歷史問題決議”對毛澤東思想概括出三個活的靈魂：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但沒有充分強調毛主席的最大貢獻是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運用到尋找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來，帶領全黨全國人民進行了艱難而偉大的探索，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建立起鐵的紀律和優良作風，這是黨的戰斗力的保證。即使是對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這三個“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長期以來，也沒有認真地堅持。對群眾路線，也是在黨的十八大以后，才在全黨重新開展學習和教育活動。對堅持獨立自主，在對外政策和經濟發展中都有值得總結的教訓。因此，不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基本原則，是改革開放以來走了一些彎路，以至意識形態領域失守的根本原因之一。
堅持人民民專政的基本原則也遇到了很大的問題。人民民主專政是由憲法規定下來的我們國家的國體。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民的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由于拋棄了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分析的方法，從而對人民本身無法進行客觀分析、做出科學結論，從而不能形成正確處理階級關系、勞資兩利的方針。如果共產黨拋棄了階級分析的方法，脫離或回避了階級分化的事實，客觀上就會偏袒強勢的國內外資本，從而也就談不上發展人民民主。現有的人大與政協中，一線工人和農民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又有多少代表資本的比例?從第十二屆全國人大河南代表團的成員結構中可以看出，171名代表中，按照公布的代表界別構成，其中⑴ 中直機關代表13名(占全部代表總數的7.60%);⑵ 工人代表10名(占全部代表總數的5.85%;⑶ 農民代表18名(占全部代表總數的10.53%);⑷ 黨政領導干部代表60名(占全部代表總數的35.09%);⑸ 專業技術人員代表34名(占全部代表總數的19.88%);⑹ 企業負責人代表35名(占全部代表總數的20.47%);⑺ 歸僑代表1名 (占全部代表總數的0.58%)。但是，在10名工人代表中，真正的一線工人僅1名(鄭州鐵路局馬寨車站站長)，專業技術人員5名，企業負責人3名，私企老板1人。在18名農民代表中，根據不完全的信息披露大致可以看出，其中村干部兼(集體)工商企業負責人10人;私企老板5人;街道辦事處公務員兼(集體)工商企業負責人2人;村醫1人。這樣的結構表明，即使不發生湖南衡陽賄選那樣的違法違紀問題，這樣的全國人大代表的結構組成，也很難代表廣大工農群眾，更難形成監督、制約黨政官員和資本的政治力量。離開了階級分析的方法，就分不清敵我友，講人民民主專政也就變得理不直、氣不壯。在這種情況下，要運用專政的力量來保衛人民的利益，特別是要去改變不合理的分配結構，就會遇到極大的困難。
在中國的階級結構、價值觀念發生深刻變化的條件下，如果不能很好地堅持上述三項基本原則，即使堅持了黨的領導，也很難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長期以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始終不堅決，關鍵在于認識不清，理不直、氣不壯。如此一來，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就只能處在為維護政權打防御戰的被動狀態。高校出問題只是具體陣地的淪陷。
三、 解決高校文科問題的根本在于端正黨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
高校是一個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的各種現象、具體經驗、社會情緒進行理論化、價值化，并面對青年學生及社會進行教育傳播的機構，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重鎮。因此，必須強調正確的政治方向，必須要求教育部和高校領導講政治，必須制訂嚴格的制度和政治紀律，違紀必處。但也要看到，高校在意識形態上所出現的問題，有現實的經濟基礎和系統化的西方理論作為支撐，有著廣泛的社會情緒作為市場，甚至還有黨內力量的同情與支持。這些主張自由化的學者與境內外媒體和敵對勢力又有著廣泛的聯系，不是幾個文件、處理幾個人就能解決得了的。
解決高校文科的問題必須強調治本。這個本就是要解決好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治黨上開了一個很好的局，取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應當在這個良好開局的基礎上，在黨內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重新確立“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然后形成黨的建設、意識形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路線圖。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不否定前后30年歷史的認識上，更重要的是要從總結執行黨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經驗教訓中把這兩段歷史統一起來，形成正確理論和黨內共識，以此來統一全黨思想，凝聚全國人民。
歷史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偉大的黨，但無論在革命、建設還是改革的進程中，都會犯錯誤，有時候是很嚴重的錯誤。但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政黨的不同之處在于善于發現、認識和改正錯誤，不斷聰明起來，把事業勝利地向前推進。如今，歷史又到了一個重要的關節點。從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高度來認真總結建黨以來、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和教訓，是治黨和建黨的牛鼻子，是解決好意識形態領域問題的前提，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能否實現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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