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南京大屠殺77周年苦難日，特發表一篇舊文，呼應國家領導人舉行的公祭活動，對當年的死難者表示哀悼。此外，急切呼吁一切中國學者，不要光拿人家的奧斯維辛說事，就拿我們中華民族自己經歷的南京大屠殺作為反思的材料，不是更接地氣嗎?難道中國的苦難不如奧斯維辛那么多嗎?2014年12月13日摩羅按語)
今年(2002年)春節，前輩作家姚輝云先生送給我一本書，他寫的《金陵血淚——南京大屠殺全貌大寫真》(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8年出版)。我讀完前三章之后，間隔了幾天不敢讀《第四章 浩劫降臨》。后來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戰戰兢兢把全書讀完。
盡管我對奧斯維辛屠殺有著大致的了解，盡管我對人性惡尤其是戰爭的罪惡有著相當的心理準備，可是我還是對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殺中的表現感到震驚。比如，日本人在強奸了中國女性之后，一定要這位女性的公公和兒子當著眾人與她性交，比如，日本軍方要求官兵在強奸中國女性之后及時將所強奸的女性殺死，以免留下罪證，于是許多官兵在強奸以后紛紛用刺刀、子彈、棍棒從陰部將女性殺死。比如一位日本將軍具有吃中國小孩的活腦髓的嗜好，有八、九個小孩因此喪命。這樣的故事我沒有從德國納粹的集中營里讀到過。說實話，這本書減輕了我對德國納粹的憤恨之心，我終于不得不再一次承認，連殺人也是有文明與野蠻之分的。
二戰以后，德國人屠殺猶太人的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思考，關于人道、關于生命、關于人性惡、關于集權、關于冷漠與麻木、關于存在的苦難與荒謬、關于人類的絕望與得救，等等等等。全世界的人都為這樣的罪惡事件感到負疚和恥辱。集中營、焚尸爐、奧斯維辛、大屠殺、屠猶等等成了西方世界使用頻率最高的詞語，抗議戰爭、抗議屠殺、抗議對于生命的蔑視與殘害成了文化思想和文學作品中最強烈的聲音。
我接觸這一事件，主要是通過中國學者的著作和言論。中國學者已經完全接受了西方世界對于屠殺猶太人事件的事實陳述和意義闡釋，人類的理性精神和正義意識被這一事件所喚醒所激發，對于苦難與絕望的思考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深刻。我因此而大大增加了對于中國本土學者的尊敬和信任。
這本《金陵血淚——南京大屠殺全貌大寫真》卻讓我想到一個問題：中國學者為什么全都愛拿德國人屠殺猶太人說事，而對發生在身邊的悲劇卻可以不看不理?難道南京大屠殺不足以引發中國學者對于苦難和人性的思考嗎?對于發生在遙遠的歐洲的悲劇能夠感同身受，當然是一種良好的人文素質，可是，為什么對于浸滿鮮血的腳下的土地，卻目盲而心瞎呢?是不是因為南京大屠殺太現實了?我們總是一如既往地缺乏面對現實的勇氣和回應現實的能力。我們的言說實際上只有兩種句式，一個句式為“孔子說……”，另一個句式為“蘇格拉底說……”。可是我們卻聽不見身邊血肉模糊的受難者臨終前的呼救和傾訴，所以我們老是不知道自己應該怎么說。天天咬著古人和洋人的舌頭說話，其中究竟有幾分是洞悉人性苦難的智慧，有幾分是鸚鵡學舌的技巧?
從現實的苦難中體驗存在的痛苦，從苦難的現實中洞悉深刻的精神命題和學術命題，這是一個學人所應該具有的基本素質。當我們對那些現實的苦難閉上眼睛時，我們實際上參與了對于民族苦難的集體遺忘之中，甚至是參與了瞞和騙的活動。誰都知道這樣的“參與”是越少越好。我們或許沒有資格像威塞爾成為猶太遇難者的代言人那樣成為中國遇難者的代言人，但我們至少不應該對那些遇難同胞的鮮血麻木不仁。那些鮮血不是從“三十萬”這樣冰冷的數字中流出來的，而是從一個個負載生命的肉體中流出來的，它伴著呻吟，伴著求生的嘶鳴，伴著對于刺刀的恐懼，伴著肉的抽搐和靈的顫栗，伴著對于人類的不解和絕望。如果我們能夠從南京遇難者的遺骸中發現自己的奧斯維辛，發現自己的苦難和苦難哲學，我們參與罪惡的機會將會有所減少。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可疑的，祈禱卻是真實的。
1946年3月11日，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會議上，中國代表在控訴日本軍人南京大屠殺的罪行時，除了“殺人放火，無所不為”的空話，什么實際內容也沒有。三十萬國民的生命和血淚，不在他的描述之中。一位美國檢察官打斷了中國代表的發言，要求中國人用證據說話，中國代表瞠目結舌，無言以對。三十萬國人是如何死的，一個一個具體的國人是如何在自己的家園受盡折磨和凌辱的，中國當局從來沒有關注過。也許他們只關注勝利與失敗，而沒有時間關注生命與鮮血。
直到八十年代，中國人才為這場人間慘劇建立了一個紀念館，它的全稱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這個名稱的思路算是對1946年只會說空話的中國代表的補救，因為命名者意識到了每一位遇難同胞的苦難，意識到了歷史悲劇中生命個體的命運和痛苦。可是，據說有的政協委員不喜歡“大屠殺紀念館”的名字，最近建議將它改名為“國際和平中心”。對于這樣的想法我實在不能茍同。我們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書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關于它的言說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對它的關注和研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僅僅一個紀念館，起著一點微不足道的警示作用，萬不可將其警示的用意一把抹盡。而且，紀念大屠殺的目的，本來就是為了促進和平，而決不是號召中國人開赴日本，殺他三十萬復仇。
南京大屠殺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事件，在南京之戰和慘遭大屠殺的事件之中，中國官方和軍方存在著重大的策略失誤，蔣介石和匆促上任的南京衛戍司令唐生智無疑負有“領導責任”。在大多數將領主張放棄南京的時候，蔣介石卻堅決要守。僅僅因為唐生智贊成他的主張，他就任命多年沒有帶兵的唐生智負責守城。十萬守城部隊沒有一支是唐生智的部隊(因為他被剝奪兵權多年，根本沒有自己的部隊)。他要求唐生智守城三個月，事實上只打了三天，就已經潰不成軍，他不得不命令撤退。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當局連指揮自己的軍隊撤退和逃跑的能力都沒有。唐生智布防時，為了防止守軍開小差，沒有留下一只船。守軍唯一的生路就只能是從陸路殺開一條突圍的缺口。但是唐生智僅僅只是匆匆下達了一個撤退命令，而沒有真正組織和指揮撤退。撤退的命令還沒來得及傳到官兵手里，他就帶著隨從乘著快艇逃到了江北，將絕無退路的十萬大軍拋在南京城，等待著日本人的屠殺。日本軍方制造大屠殺的直接理由，就是搜捕躲藏在難民群體中的十萬中國軍人。所以，屠殺的主要對象是中青年男人。痛定思痛，除了譴責日本人，中國人自己應該反思之處，實在很多。
應該有這樣一個殿堂，
——讓屠殺著跪下來懺悔，
——讓被屠殺著站起來控訴，
——讓所有活著和死去的人一起低下頭來為和平祈禱。
我們之所以懂得要為和平祈禱，是因為那些無辜的人們在戰爭中付出了血淚和尊嚴。所以，這個殿堂的第一項意義，永遠是傾聽三十萬遇難同胞每天晚上的凄厲傾訴。
——他們有傾訴的權利，
——我們有傾聽的責任。
這就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不應該改名的理由。
20020325日，匆匆寫于北京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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