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磊：“新常態”能超越“老境界”嗎？——我看“新常態”(之二)

　　“新常態”能超越“老境界”嗎？

　　——我看“新常態”(之二)

　　趙 磊

　　拙見二：新常態意味著新思路，然而直到目前為止，頂層設計的思路似乎仍在老常態的境界中左右搖擺。

　　“新常態”要有什么樣的新思路，官方的解讀下了不少功夫，也有不少創意，最大的亮點就是“創新驅動”。但是直到目前為止，我的感覺是：“新常態”的愿景，“老常態”的境界。為什么這么講?我注意到，“新常態”的境界仍然超不出供給學派的思路，別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了，就連凱恩斯主義的政策都視若離經叛道。

　　今年7月份在和李民琪教授座談經濟形勢的時候，我有這樣一個判斷：經濟走勢進一步下滑表明，“既定的存量資本已經越來越缺乏活力，需要注入增量資本來增加新的活力”。但是，“用增大供給的辦法來解決供給過剩，只能是揚湯止沸”。(參：《成都學者對話李民琪：中國問題不在供給，而在需求》)

　　7月份我在一篇博文中談到：“刺激供給的政策解決不了產能過剩”，“如果調結構落入‘空轉’將會怎樣?其結果，本屆政府不得不重復上屆政府的做法來‘保增長’：采取制造公共需求的宏觀政策來維系越來越狹小的市場需求。可以預測，如果經濟指標進一步惡化，下半年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必然趨向于擴張性的寬松。這種概率或越來越大。”(參拙文：《我對當前局勢的看法》)

　　下半年以來，經濟進一步向下的壓力不斷增大，官方出人預料宣布降息，寬松的貨幣政策越來越明顯。今年11月份的經濟數據剛出來，CPI和PPI有通縮加劇的壓力。很明顯，明年1月進一步降息降準不可避免。

　　一旦降息的窗口打開，明年通脹的壓力將隨之上升。在當前通縮的“新常態”下，老百姓對基本生活的物價都大有無力承受的切膚之痛，一旦通脹加劇，百姓的感受將會如何?

　　經濟活動并不僅僅是生產力層面的活動，還包括生產關系層面的活動。離開生產關系層面來談經濟，是片面的。“創新驅動”沒有錯，很好;“發現和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也很OK。但是，創新驅動主要是生產力層面的活動，技術創新不僅寓于生產實踐之中，需要必要的時間積累，而且也離不開相應的生產關系支撐。

　　生產力的創新永無止境，可是當生產關系不給力了，你生產力的創新再正確，也動彈不了——這就是“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的基本原理。如果生產關系失衡了，那么生產力的創新既給不上勁，也找不著北，你上哪里去發現和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就目前世界和中國的產能過剩情況來看，宏觀經濟的主要矛盾不在供給，而在于需求。“需求不足”是90年代末以來，中國經濟面臨的基本宏觀背景。雖然中國處于市場化、工業化快速發展時期，可以通過投資需求來暫時掩蓋消費需求的嚴重短缺(2008年以后政府4萬億投資就是典型)。但是近1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這個基本難題的癥結，越來越集中于消費需求。隨著收入分配關系的尖銳化和兩極分化矛盾的顯性化，投資需求也越來越無力緩解消費需求不足所造成的經濟結構嚴重失衡。

　　不是說投資需求就沒有潛力和空間了，問題是，在產能過剩越來越嚴重的當下，在工業化已經進入中后期的今天，消費需求不足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嚴重障礙。要說結構性問題，這就是最大的結構失衡。

　　那么官府的政策呢?雖然“新常態”強調要有“新思路”，很遺憾，要么口頭上說說，要么王顧左右而言他。此話怎講?道理很簡單：消費是收入的函數，若想有效解決消費不足和消費扭曲的問題，必然觸及收入分配關系;要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就難免有損資本的利益(“新農合”等公共政策的立意和效果值得充分肯定，但遠遠不夠)。

　　一句話，如果真正重視消費需求嚴重不足的問題，就必須抓住收入分配關系這個要害。這個問題已是老生常談，但常談常新。不說也罷。

　　問題的癥結有如“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可為何官府似乎不得不避而不談呢?竊以為，“新常態”的愿景之所以仍然擺脫不了“老常態”的境界，或與決策的立場有關，而立場往往又是利益的結果。

　　順便說一句，《我看“新常態”(之一)》掛出來后，有人不高興了：“(官府)這里一出點積極的東西，趙磊先生就馬上來評頭論足。??我看他就不希望出現什么進步。”虛心接受批評，為了不給“很大很大的大棋”泄氣，我真心期盼如下：

　　若能把“為人民服務”的決策立場貫徹下去，若能把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執政的落腳點，嗟呼!何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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