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談判（資料圖）
開篇首先聲明，本文中的“左”與“右”的概念，雖然與現實生活中的“左派”與“右派”的概念有一些交叉部分，但是主要是指左派隊伍中的“左傾”和“右傾”。
本人在網絡中一直很活躍，但是基本上是在開展對極右派的斗爭，很少涉及左派內部的問題，原因很簡單，大敵當前，一致對外很重要，不能因為內部不團結自亂陣腳。但是一段時間以來在咱們左派陣營中的一些現象不能不引起擔心，于是不吐不快。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寫于1920年4月至5月間，同年6月出版。在這部著作中，列寧總結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經驗，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必須同各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原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原理。在批判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同時，著重批判了共產主義內部的“左”傾思潮。
列寧在該書中除指出右傾機會主義在國際范圍內仍是主要敵人外，著重批評了“左派”共產黨人的錯誤，用俄國革命的經驗幫助西歐各國年輕的共產黨認識和克服“左派”幼稚病，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策略原則。列寧指出，小資產階級革命性和無政府主義有相通之處，往往是對機會主義罪過的一種懲罰。布爾什維克黨是在反對機會主義和小資產階級革命性的斗爭中成長的;并指出黨取得成功的條件之一是它有著極嚴格的紀律，這種紀律是靠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覺悟、它同廣大勞動群眾的密切聯系和它的正確的政治領導來維持的。
書中剖析了“左派”否定政黨、否定黨的紀律、否定集中的錯誤觀點，指出這種錯誤實質上就是對散漫、動搖、不能堅持、不能團結、不能步調一致這些小資產階級劣根性的放縱，這樣做必將斷送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列寧強調指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為了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戰勝資產階級，抵制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影響，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頑強斗爭，就必須有一個久經考驗的、為本階級信賴及善于考察和影響群眾情緒的黨。列寧在批判“左派”把領袖同群眾對立起來的錯誤觀點時，強調了無產階級政黨及其領導核心的重要作用，指出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比較穩定的集團主持的，而這個集團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來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組成的。
列寧批評“左派”拒絕在反動工會里工作、抵制資產階級議會、反對任何妥協等錯誤策略。他指出，制定策略決不能只根據革命情緒，根據一個集團或政黨的愿望和決心，而必須對各階級的力量及其相互關系作出嚴格的客觀估計。列寧教導革命政黨必須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必須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矛盾，在不犧牲原則的前提下找到適當的妥協形式，以爭取大量的同盟者;應當充分掌握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一切形式，把合法斗爭和非法斗爭結合起來;應當善于把整個工人階級和大多數勞動群眾爭取過來，共產黨員應該到一切有群眾的地方去工作，為此甚至應當參加為反動分子所掌握的工會和資產階級議會。書中強調各國革命政黨在制定革命策略時應根據本國的具體情況來運用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
在當前的形勢下，重新學習列寧同志的這一著作，很有現實意義。
下面的事情令人費解。
在境外敵對勢力操縱和支持下，國內極右派稱我們國家是專制國家，政權是獨裁政權，必須通過“憲政”推翻其統治，才能成為所謂跟“普世價值”一致的“民主國家”;而左派內部有人稱現在的執政黨是XZ主義政黨，認為“特色”就是XZ主義，也應該推翻。
在如何改朝換代的問題上，西方依靠他們在中國的代理人煽動進行“顏色革命”，妄圖把群體性事件綁在他們改旗易幟的戰車上;咱們左派隊伍中也有人有類似主張，只不過旗號不同。
更加耐人尋味的是最近發生在香港的“占中”事件，性質非常明顯，是西方敵對勢力策動中國“顏色革命”的開始，并且以香港作為橋頭堡，以搞亂內地和分裂中國;而咱們左派內部居然有人認為這是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應該支持。
對此，本人曾經在兩個左派網站發表題為《在“占中”問題上與美英保持一致的起碼是假左派》的文章批評這種現象。
奇怪的是，左右兩派平時尖銳對立，為什么卻在這些問題上居然殊途同歸呢?
為什么會出現上述怪現象呢?我認為起碼有兩種原因：
一是在左派隊伍中出現列寧同志批評的那種“左派幼稚病”。二是可能有極右派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在左派隊伍中制造思想混亂。
毛主席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開宗明義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正所謂物極必反，矛盾的雙方又對立又斗爭，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事物在一定的外因影響下內因起作用會走向反面。改革開放中某些人誤導改革的倒行逆施造成的嚴重社會后果促成了左翼和左翼運動的重新興起，代表中國社會發展正確方向和中國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的左翼運動的再次興起，是歷史的必然。
但是，左翼運動的興起，并不會自然而然地走向勝利。如果沒有正確的理論指導，沒有堅強的領導核心，沒有正確的戰略和策略，左翼運動也會遭受嚴重挫折，這是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所證明的。
因此，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也是當前左翼開展斗爭面臨的首要問題。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指導思想是什么?我們的行動綱領是什么?戰略和策略是什么?領導核心是什么?依靠的力量是什么?哪些是我們可以團結和爭取的力量?哪些才是我們要集中力量對付的人?如何將正確的理論付諸實踐?在實踐正確理論的過程中，首先應該做哪些事情?哪些事情必須等待條件成熟才能夠做?所有這些我們搞清楚了嗎?
境外敵對勢力及其在我們國內的代理人是我們的頭號敵人，其次才是我們國家面臨的種種問題，我們與境外敵對勢力的斗爭是主要矛盾，這一點應該首先明確，而且不能夠顛倒主次關系。
我發現，在我們左派陣營里面有草根左派和精英左派的矛盾，有真左派與假左派的矛盾，有激進左派和穩健左派的矛盾，在對待體制的態度上，有“推倒重來派”、“維護現狀派”和“理性支持派”的矛盾。有些左派朋友只是滿足于在自己的根據地即左派網站里高談正確的理論，然后束之高閣;而反觀右派，他們內部雖然也有種種派系，但是他們基本上能夠一致對外，有明確而統一的目標、綱領，并且直接把廣大民眾作為他們忽悠、欺騙和煽動的對象。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左派朋友如果不認真了解自己的對手，就最起碼不能掌握斗爭的主動權。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代表中國絕大多數人根本利益的真正的共產黨人與境內外敵對勢力的矛盾，才是當今中國的最主要矛盾，而且是對抗性矛盾。這一點必須明確和統一。
境外敵對勢力對付中國有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徹底和平演變，讓中國變成美國的附庸，或者重新淪為西方的殖民地。
中策是，即使達不到上述目的，最起碼也通過輸出所謂“民主”搞亂中國，在中國內部造成兩大派對立，民眾與政府的對立，地方之間的對立，民族之間的對立，破壞中國的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最低限度也要削弱中央政府的控制力。
下策是，用武力入侵中國并且改變中國。
就目前情況看，其上策實現有難度，下策不敢輕舉妄動，即使是拉上一群小嘍啰抱團對付中國單獨一個國家他們也不敢輕起戰端，何況中國目前與俄羅斯有戰略協作伙伴關系。
而中策卻是有可能實現的，由于左派代表中國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和長遠利益以及他們的意志和愿望，稍有不慎，極有可能由左派出面或者參與做成了右派想做而做不成的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首先，某些“左派”朋友用“XZ主義”來定義當局準確嗎?正確嗎?體制內也許會有敵對勢力的代理人，但是能夠把整個領導層當成這個嗎?就算某些“左派”朋友的判斷是正確的，那么左派連對付只是占人數一小撮的右派都非常吃力的情況下，同時也把整個高層作為對立面有取勝的可能性嗎?就算某些“左派”朋友們的思想是正確的，能夠一口吃成個胖子嗎?如果按照他們的邏輯，抗日戰爭中的不繼續對付官僚資本主義的政治代表國民黨而是與國民黨聯合抗日的共產黨和毛主席豈不是也成為了“XZ主義”了?這不荒謬嗎?而且某些左派對待當局的起碼是片面的態度最起碼會授人以柄，被右派利用挑撥當局與左派的矛盾，借當局之手打壓左派。
不可否認，由于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干擾和影響，在改革開放中出現了一些失誤，同時，由于特定歷史時期的特殊需要，高層正在不得不做一些類似抗日戰爭中共產黨所做的事情，而這些，或多或少地讓人民群眾的利益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侵害，眾多的群體性事件就是對此的反應。對此，左派中的理性人士是應該對改革開放的前30年采取一概反對的態度呢?還是應該采取揚棄的態度呢?對現高層是因為與自己的評價標準不符合而一概否定呢?還是應該支持應支持的東西和反對應反對的東西呢?假如由于左派的介入造成左右兩派聯手促成政權的非正確方向更迭或者無政府主義局面出現，那么最大的得益者是誰呢?是占有中國幾乎40%的財富的右派呢?還是處于底層的左派和廣大民眾呢?
最不可思議的是，某些左派居然在“占中”問題上與美國和英國等保持一致，究竟是美國和英國支持香港的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了，還是我們那些“左派”朋友在政治上已經和美國英國保持一致了呢?如果我們的思想和行動雖然理論上非常正確和進步，但是客觀上卻能夠讓敵對勢力獲得利益，這不是典型的“形左實右”嗎?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除了上面分析的由于左派隊伍的成分目前還比較復雜，良莠不齊，由于認識的局限性，搞不清楚下面的問題：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指導思想是什么?我們的綱領是什么?戰略和策略是什么?領導核心是什么?依靠的力量是什么?哪些是我們可以團結和爭取的力量?哪些才是我們要集中力量對付的人?如何將正確的理論付諸實踐?在實踐正確理論的過程中，首先應該做哪些事情?哪些事情必須等待條件成熟才能夠做?等等以外，極右派混進左派隊伍制造思想混亂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列寧在《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一文中寫道, 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迫使它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
別以為一些正確的觀點和進步的口號只有左派會喊，其實在當今的極右派中很多人以前就曾經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干擾過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改革開放以后，這些人當中的一些人搖身一變，由極左滑向極右，雖然他們的立場是極右的，但是對左派的思想理論他們比我們很多新左派更加熟悉，當與最廣大民眾的利益根本對立的人數只是占一小撮的他們發現原來的路走不通的情況下，逆向思維，或者迂回行動，用另外的方法達到他們的目的是很有可能的。
別說右派中的那些政治老油條，就連我這剛剛過花甲之年的老頭子這些年來也常常跑到一些右派網站和QQ群中，“打著‘白旗’反‘白旗’”，跟右派搗亂。由于他們手中沒有真理，觀點也缺乏事實的支撐，常常被我反駁得啞口無言，他們擅長的抒情罵街喊口號這一招對我也不起任何作用，結果好些右派QQ群直踢我，“殺人滅口”，理由是我不應該去“砸場子”，一些常常標榜言論自由的右派網站也對我的文章進行刪帖甚至封殺。
雖然自由派中很多是只會抒情罵街喊口號的小混混，但是如果我們把自己的對手全部看成小混混，那就大錯特錯了。
對此，我們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我們的左派朋友都崇拜毛主席和信仰毛澤東思想，但是這不應該停留在口頭上，也不應該以刻舟求劍的態度停留在過去的認識水平上，而應該觀察和學習毛主席他們那一代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考為什么在抗日戰爭中，以毛主席為核心的共產黨要與官僚資本主義的政治代表國民黨聯合抗日并且堅持又團結又斗爭的方針，而不是繼續與國民黨對抗?為什么在建國初期，毛主席提出“不要四面出擊”?為什么不一下子剝奪資產階級，而是有步驟地推進，逐步實現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什么毛主席在“5.20聲明”中喊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口號以后不到兩年，親自推動“乒乓外交”，打開中國和美國聯系之門，以應對當時前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的嚴峻局面。我們崇拜和紀念毛主席，并不是再喊幾句懷念的口號，或者生搬硬套毛主席在多年以前針對具體問題的具體論述，而是應該學習毛主席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和觀察分析問題的方法，應該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真理去分析國內外形勢，并且與當今中國發展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才是對毛主席的最好的紀念和對他老人家未竟的事業的最好繼承。
在中國，“左”代表正確、光明、進步，“右”代表錯誤、黑暗、落后和反動，起碼在我們左派心目中是這樣。但是“左傾”和“右傾”都是革命隊伍中的錯誤思想傾向，在中共黨史上，“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左傾盲動主義”都曾經給中國革命帶來嚴重損失。本文中的“形左實右”的“左”特指那些表面上是正確的實際上屬于“左傾”思想的客觀上對于“右”有利的東西。我們左派陣營應該對“形左實右”保持高度警惕。
某些左派朋友稱現在中國是“政左經右”，右派最近驚呼并且攻擊當局“全面向左轉”。而對此我認為，“經右”是左派暫時改變不了的，起碼在一段時間內是這樣，因為高層對此的解釋是“不走老路”;而“政左”也是右派改變不了的(除非在高層出現有利于右派的重大人事變動)而且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高層對此的解釋是“不走邪路”。
左派中的真正的馬列主義者應該堅定不移地支持高層的“政左”，旗幟鮮明地反擊境外敵對勢力及其在中國的代理人對新領導集體的攻擊;同時依靠最廣大人民群眾，在法律的框架內有理有利有節地把“經右”的消極影響限制和降低到最低限度。這才是真正的左派應有之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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