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在高校工作，對高校的情況沒有切身體會。不過，我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跟高校的歷史系歷史學院的教授和學生也有一些聯系。我們平常有這樣一個印象，比起高校的經濟學、法學等學科，歷史學的情況好像稍稍好一點，但是問題也不少。高校忽視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教育，這是普遍現象。我自己在社科院招的博士生，都是從高校來的。每來一個博士生，我都要問他：在學校的時候學過馬克思主義基本著作嗎?學過唯物史觀基本的書嗎?《共產黨宣言》看過沒有?都說沒有。所以我招的學生都要補課，開個書單讓他們去閱讀，還要寫讀書心得。
當然，許多教授的研究傾向是好的，但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教育的缺失，高校的歷史教學、研究中發生了不少偏離歷史唯物主義的傾向。比如對于五種社會形態理論，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們都采取了回避甚至否定的態度。中國有沒有奴隸社會?現在有些教授們的著作里頭引用很多史料或者考古資料來否定中國存在奴隸社會。中國有沒有封建社會?有一些教授的著作對此持否定態度，認為中國的封建是周朝的分封制，說馬克思主義有關封建社會的說法不符合中國歷史的實際。有些學者則公開表示，要拋棄封建社會這個詞。這樣一些情況在高校里頭可能是比較嚴重的。有些史學研究受到西方后現代主義史學的影響，對于歷史大事、歷史規律不研究不思考，往往是關心或者研究一些很瑣碎的問題，通過一些很瑣碎的問題去否定一些宏觀的問題。老師們對歷史學領域的宏大敘事，對理論問題漠不關心，是一種危險的傾向。
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有的教授否認近代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否認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革命性質。有的老師借用美國人的評價體系，提出所謂兩種范式，要用現代化范式代替革命史范式。所謂革命史范式，在一些人那里是個貶義詞。他們把唯物史觀指導下的歷時研究貶低為革命史范式。
以前，南方有一個教授打電話給我說，他研究了上世紀30年代中央紅軍長征以后，贛南閩北和廣東東部這一帶的農村，那一帶的農民是歡迎高利貸的，高利貸沒有剝削，很好。我當時就駁斥他，我說你經歷過那個高利貸剝削的社會嗎?你怎么知道農民歡迎高利貸呢?過去我們說無地少地貧農占了70%，廣大農民對分配土地的愿望十分迫切。有些學者卻借某個局部，說那個地方無地少地農民沒有那么多，只有30%，哪有70%?所以對土地改革的必要性，他們持懷疑、否定態度的。研究經濟史的學者則認為城鄉之間沒有剪刀差，沒有城市剝削農村這種狀況，這是不顧基本史實的結論。所有這些違背歷史唯物主義原則的觀點，在講臺和教師的文章、著作中都不是個別現象。當然，一般學者雖然沒有公開反黨或者反社會主義的言論，但是他們的研究導向會產生可怕的后果。很多學者往往把唯物史觀掛在他們的論文著作上，但實際上對唯物史觀完全不了解，而且自己研究當中也不是用唯物史觀做指導的。
很多碩士生、博士生寫論文的時候，基本上沒有人引用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理論，他們所引用的都是歐美、日本一些歷史學者，甚至于是一些二流三流學者的言論，并且作為自己研究的理論根據。20多年來看到的一些學生論文，常常是這個樣子的。他們常常不理解中國學者過去在這些問題上說過什么話，中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這個問題上說過什么話，他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西方二流、不入流的學者說的某些話，作為經典加以論證。
一些高校的歷史學教授、某些所謂公知的政治傾向性是很明顯的。比如說廣州的某教授，本來不是學歷史的，是學經濟學的，后來在中山大學教哲學，最近十幾年來卻寫了不少關于中國近代史的文章。他對于中國近代史的理解、對于中國近代史的基本方向和理解都是和我們不一樣的。比如，他認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因為中國不遵守“程序正義”，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義和團“犯了反文明、反人類的錯誤”;他認為我國的中學歷史教科書是“狼奶”，幾代中國人都是喝“狼奶”長大的。還有法學教授高度評價《清帝退位詔書》，認為它是一個“憲法性文件”，把它凌駕于孫中山南京政府頒發通過的《臨時約法》之上。很明顯，這些教授的目的，是為所謂“憲政中國”尋找歷史根據。
中央馬工程已經主持編寫了39種大學教材，我也主持了大學教材《中國近代史》的編寫。高校能不能讓這些教材進入課堂，有多少老師推薦這些教材給學生看?這可能是一個問題。這不是幾所學校的問題，是教育部的問題，是教育方針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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