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底以來,敵對勢力在香港搞起違法“占街”事件,一度裹挾了相當規模的群眾參加,如今已是強弩之末,很多問題也水落石出。為了深入認識這次事件的社會根源,對我們黨和全國若干方面的重大問題進行一些積極思考,烏有之鄉于2014年12月7日上午舉辦了香港時局研討會。會議由烏有之鄉總經理范景剛主持。昆侖策研究院副院長兼秘書長王立華大校做了系統的主題發言,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劉書林教授、原北京市城郊經濟研究所所長張文茂先生、《經濟導刊》總編輯高梁研究員、北京聯合大學李艷艷老師、愛國企業家魏先生等人隨后發表了本人看法。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海波先生向會議提交了書面發言,《國企》雜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先生在香港通過微信做了錄音發言。大家一致積極評價中央應對這起事件的態度和舉措,也對深層次的問題進行了反思并提出了不少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
香港違法“占街”事件的政治本質和內外背景
與會學者認為這次香港違法“占街”事件本質上是美英帝國主義操縱的港版“顏色反革命”事件。之所以此時此地上演,有三個重要背景。
有學者提醒,我們不必跟著敵對勢力的話語走,稱呼這次事件為“占中”運動,這是他們的話語權。我們要旗幟鮮明地發出我們聲音,站在我們的立場上表達見解,使用我們自己的語言。不要小看了這點,這里其實是信息心理戰的話語策略在發揮著影響人心的作用。媒體已經有充分報道,揭示了這次群體事件有深刻的美英帝國主義的背景,是國內外敵對勢力合謀策劃搞起的。我們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都已經明確定性這是違法事件,我們就要使用香港違法“占街”事件來稱謂,樹立起我們自己的話語權。香港違法“占街”事件這個稱謂雖然還沒有直接揭示事件的深層政治本質,但是直觀形象,跟香港市民群眾的直接感受最近,違法“占街”事件嚴重影響了市民正常生活,引起市民群眾的強烈不滿。這是這次事件偃旗息鼓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這個稱謂可以普遍地使用起來。
與會學者認為,這次香港違法“占街”事件本質上是美英帝國主義操縱的港版“顏色反革命”事件。在事件剛剛發起之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輿論就鼓吹“雨傘革命”,按照先前在東歐、中亞、中東地區的“顏色反革命”模式行動起來,配合發起輿論攻勢,逼迫中國就范。事件發起人自己在策劃階段也透露,他們謀取的不僅僅只是所謂的“自由香港”,而是期待更進一步的所謂“自由中國”。他們企圖以香港為橋頭堡,首先點火,引燒內地,顛覆中國。有學者在語言使用中建議不要使用美國定義的“顏色革命”,而要使用我們的“顏色反革命”。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維護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只能得出敵對勢力搞的是“顏色反革命”事件,而沒有絲毫的社會進步意義,這在先前東歐、中亞、中東發生的“顏色反革命”事件中看得很清楚,這些國家的人民并沒有獲得真正的政治經濟地位的改善,只是換上了西方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更加地賣國。
與會學者指出,這次港版“顏色反革命”事件有三個重要背景。第一,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美國霸權無可奈何地進一步衰敗下去,而中國風景這邊獨好,發展崛起勢頭不可阻擋。美國出于帝國主義霸權的本性,企圖遏制中國發展,隨后推出所謂“重返亞太”、“亞太再平衡”戰略,甚至于2012年1月宣布把中國作為頭號軍事敵人。這次港版“顏色反革命”事件就是配合美帝國主義“重返亞太”、“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一個重要舉動。這是這次事件的深層國際戰略背景。第二,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黨中央當政以來,中國共產黨正在發生積極的變化,調整治黨治軍、國防外交、意識形態等戰略方針,贏得越來越多的廣大中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這使得美帝國主義企圖內外聯手扳倒中國的人心基礎快速削減。所以,經過觀察,敵對勢力在對習近平總書記徹底絕望之后,他們為了干擾和破壞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重歸獨立自主發展道路的進程,決定以香港為橋頭堡,給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制造麻煩,增添亂局,迫使其改弦更張,重新跟著西方指揮棒走。這是這次事件的深層國內政治背景。第三,近期中國舉辦APEC會議、參加G20等重要國際會議,此時在香港搞起事件,誘導中國政府犯錯誤,聚焦國際輿論,抹黑圍攻中國,企圖使得中國難堪,換取中國向西方出讓國家利益。這是這次事件的直接背景。
香港違法“占街”事件已是強弩之末
郭松民在香港前線發來錄音說,現在參與人群已經很少,大量的帳篷十之八九是空的,主要參與骨干也已經明顯地分裂了,他們已是強弩之末。
有學者分析指出,香港違法“占街”事件沒有多少人心基礎,不僅在香港同胞中得不到廣泛支持,就是在內地人民群眾中也沒有得到絲毫的支持,反倒更加令人厭惡反感。雖然一度裹挾了一些群眾,但是現在已經明顯地人心喪失,幕后大佬水落石出,現出原形,他們是一些極端自私的人,根本就不尊重民意,絲毫沒有一點愛國心,赤裸裸地要做美英帝國主義勢力的代理人,他們的命運注定好不了。
中央政府應對得當,非常英明,值得贊許
與會人士一致贊賞中央政府在這次事件中的應對態度和舉措,給予極高的評價。首先,中央政府堅定地堅持政治原則,態度鮮明而堅決,立場明確而堅定,沒有向國內外敵對勢力做出絲毫的讓步。大家認為,這是非常難得的、極其寶貴的國家意志和品格。要不然,如果像以前那樣在美英等西方國家和內部壓力下妥協退讓,后果不堪設想。不少人都談到,在基本法23條實施立法問題上、在實行國情教育問題上,先前中央政府在應對方面都是“一鬧就退”,沒有堅定的政治原則,導致陷入被動。這次中央政府的態度堅決,令人稱贊。
其次,中央政府的舉措得當,沒有上敵對勢力的當,沒有發生流血事件,而是發動政治輿論戰,爭取人心,以時間換空間,始終掌握著主動權,讓敵人自己表演,支持特區政府依法處置,而中央政府穩坐釣魚船,自如地掌握大局。這是一種智慧的處理方式,既做到了堅持原則,又沒有激化矛盾,上敵對勢力的圈套。劉書林教授談到,事情剛起來的時候有些擔心,一是擔心事件會蒙蔽一些人,二是擔心中央政府手忙腳亂惹下一些事,三是擔心內地第五縱隊趁機搗亂。現在看來,中央政府應對得很好,他們都沒有得逞,感到很欣慰。
王立華大校指出,中央政府的有效舉措使香港右翼造反派泄了氣,幕后敵對勢力露了底,包括香港民眾在內的全國人民齊了心,樹立了中央政府的權威,也充分展示了習近平總書記的戰略定力、政治智慧,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有與會人士坦陳,共產黨人在大是大非問題上要敢于堅持原則,敢于表態、敢于亮劍,對違法行為依法查處、對敵對勢力進行堅決斗爭,并沒什么丟人的。相反,越怕丟人越丟人,越追求西方看好的所謂“國際形象”越被人民看不起。新一屆黨中央重新挺起了中國共產黨的脊梁骨,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情。
香港違法“占街”事件引起系列反思
與會人士在肯定中央政府應對良好之余,也都紛紛表示應該將壞事變成好事,以這次事件為契機,深刻反思檢討過去中央政府的治港方針。大家對此進行了幾個方面的熱烈討論,并提出了一些頗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
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奪取教育陣地,實現國家教育主權,促進香港的教育回歸、人心回歸
王立華大校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香港在英殖民地時期,香港同胞心向祖國;回歸之后反而出現了大量知識分子、青年學生背棄祖國的思想動態、言論行為”。他鮮明指出,如今在香港,美國人、英國人可以在那里給青年人洗腦,卻不允許我們給青年人介紹祖國的歷史和國情,可以讓反對勢力說舊宗主國、新世界霸權的好話,卻不允許中國共產黨在那里宣傳科學真理,豈不是咄咄怪事?!這個問題必須反省,必須改變。
有與會人士指出,這次事件的主要策劃者、領導者、參與者皆出自高校,加上先前曾經因為要在香港中小學實施國情教育遭遇抵制而擱淺,認為雖然領土主權回歸了,但是國家教育主權并沒有回歸,這必然影響到人心的回歸,特別是青年一代。
劉書林教授提出,看香港愛國主義教育的問題,似乎看到了內地的“影子”。多年以來,學術界、教育界打著學術自由、普世價值、民主人權的幌子,大肆推行反華反共的殖民地教育。一部分學者顛倒是非、歪曲事實、編造謠言、捏造故事,污蔑了我們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歷史,誤導了青年一代。這使得青年在對祖國、對共產黨的認識上產生了嚴重偏差,他們通過這些不真實的、不全面、不準確的信息產生了對祖國、對我們黨的錯誤認識、負面情感,因此在香港才會出現今天的局面。內地的情況與此類似。必須引起我們的注意,黨和政府要著力改變。
劉書林教授建議,要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在香港大力落實愛國主義教育,應該使用馬克思主義者編寫的歷史教材,讓香港年輕的一代能夠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歷史、正確認識毛澤東等第一代共產黨領導人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歷史。他又進一步強調,“一國兩制”的方針強調了50年過渡期內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保持不變,并不包括國民教育不變,今天看來這個必須要變,不能與之前沒有區別,否則,主權回歸就是一句空話,形式上回歸了,但是最終還是要失掉,只有教育跟得上,主權回歸才能夠獲得長遠的保障。
搞清“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要調整社會政策,重構共產黨在香港的群眾基礎
愛國企業家魏先生從歷史上的“省港大罷工”與今日“占街事件”的對比入手,談到了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社會基礎問題。他提出的問題發人深思:“為什么當年3個共產黨員可以在短時期內成功領導一次轟轟烈烈的大罷工,而如今我們有那么多的專司香港事務工作人員,幾百家駐港機構、又有龐大的祖國做后盾,卻鬧出了那么大亂子?!”他還特別強調,不要太多突出強調國際國內的敵對勢力的因素,敵對勢力一直在與共產黨為敵,從共產黨誕生到現在就沒有停止過,為什么在改革開放之前的艱難困苦年代,共產黨有那么大的能量,而現在反倒沒有了呢?只要共產黨自己有戰斗力,就不怕外部敵對勢力。如果我們過分強調外部敵對勢力的因素,就容易導致忽視檢討我們共產黨自身的問題,表現在香港問題上就是我們十七年來的治港路線問題。我們需要對政府在香港實行的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民生、教育等一些列政策進行深刻的反思,究竟讓哪些人獲得了利益,香港人民群眾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首先,我們黨要認清“為了誰”的問題。中國共產黨不是為富豪、權貴、資本家服務的,應讓絕大多數的香港普通群眾享受到切實的好處。在過去的十幾年中,我們黨對香港給予了優厚的政策傾斜。然而,這些優惠政策的受益者多數是香港富豪、權貴們。那些大資本家們利用中央的優惠政策中飽私囊,賺取巨額財富,過著極其奢靡腐敗的生活。然而,絕大多數香港普通老百姓并沒有獲得中央的支持的實際好處。回歸后,香港普通民眾的生活并沒變好太多。十七年來,香港的貧富差距實際上是在加大,兩極分化更加嚴重。在這種情況下,要普通香港老百姓支持你共產黨,從道理上也是講不通的。真正決定香港命運的是老百姓,能夠真心支持共產黨,讓共產黨在香港的政權站穩腳的,只有香港老百姓。不為群眾解決具體問題,只呱呱亂叫要人民群眾支持共產黨,那是不好使的。因此,共產黨應搞清楚“為了誰”的問題。讓更多的香港百姓得到共產黨的好處,才能獲得更多香港群眾的真心支持。
其次,我們黨要悟透“依靠誰”的問題。中國共產黨的在港領導地位不是取決于香港的富豪權貴、社會精英,而是取決于絕大多數的香港普通勞動者。過去中央政府將希望寄托在了香港各界精英身上,希望香港的政商權貴、文化精英們能夠心向大陸,支持共產黨。這種政策傾向,是明顯錯誤的。多年以來,中央給了香港政治精英、商業富豪、文化精英們多少的財政支持,多少的政治支持,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中的香港代表,也多數是這些達官貴人。而普通的香港老百姓,則備受冷落。但是,在過去的十幾年中香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老百姓怨聲載道。最后敵對勢力挑撥離間,那些富豪商賈、賢達政客、文化精英們,有幾個肯站出來真正為共產黨講話?有幾個真心地支持共產黨?!商人沒什么固定財產,政客文人們靠嘴吃飯,國家民族有難時,他們隨時可以“逃離香港”。而在危難時真正為香港說話、為香港走上街頭的,都是普普通通的香港老百姓。然而,這些被剝削、被壓迫慣了的老百姓卻沒得過共產黨什么好處,在受到蠱惑、挑撥的時刻,首先起來反對你共產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如何實現對香港特區的領導?誰真心聽你的?!
同志們強調,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社會基礎問題,是解決香港長治久安的關鍵。在資本主義、精英階層和無產階級、普通群眾兩種力量的對比和較量中,中國共產黨到底“站哪邊”、“為誰服務”、“依靠誰”的問題,決定著黨的生死存亡。這一規律不僅體現在香港,同樣適用于全國!對西藏、新疆等邊疆地區,更顯得尤為重要。
不能單講“兩制”,更要強調“一國”
很多參會學者都提出,我們不能單講“兩制”,更要強調并且首先應該強調“一國”的問題。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權歸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必須服從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任何地方性的法律法規不得與《憲法》沖突;第二,香港作為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別區域,并不是說永久地實行資本主義制度,50年期限只是一個過渡階段,香港遲早要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一點絕不準有任何爭議。
鑒于此,有同志建議:香港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于內地,中央政府不應對香港地區有特殊的經濟支持、物質援助;反而,應向中央政府繳納特別稅收,并支付駐港工作人員的經費開銷。劉海波同志在發來的信函中提到,“應落實中央在香港的直接管治權力不應僅限于外交國防,諸如國家安全領域、貨幣金融政策領域,也必須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他進一步談到,“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司法終審權必須實質回歸中央”。他還強調,香港地緣經濟優勢的喪失是不可避免的,香港青年的前途在大陸,所以要全面落實香港居民的中國公民平等待遇:在就業、參軍、入黨、當公務員、落戶等方面,對香港居民與大陸居民應一視同仁,完全平等待遇。他還建議,中央與內地各地方政府要鼓勵和幫助香港青年北上就業。
張文茂建議大家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比如實施“一國兩制”方針應該可以給出更進一步的理論闡釋,經濟、民生政策至少應該堅持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義的底線,實行節制資本、保障民生的基本政策,決不能無限地親大資本,枉顧民生。高梁建議要認清香港在全國經濟全局中的地位下降的客觀現實,香港要更好地融入祖國大家庭共享發展成果,中央政府要繼續幫助香港發展經濟,尋找出路。李艷艷呼吁香港民眾要融入祖國大家庭,堅持全國一體的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不做帝國主義代理人角色。郭松民強調,共產黨要挺直脊梁走好群眾路線,發展好人民民主,要向反對勢力奪取民主話語權,而決不能對民主問題視而不見,把民主話語權拱手相讓。
香港的“戰鼓”為我們敲響了涅槃的“警鐘”
正如劉書林教授談到的,在香港問題中,仿佛看到了未來大陸的“影子”。是的,香港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又何嘗不是大陸未來形勢的一個“顯影”呢?!今日,敵對勢力敢于鼓動大學師生走上街頭,裹挾一部分香港群眾公開向中央政府叫板,向黨中央發起公開地進攻。那么,這種情形在內地是否會發生?!
三十年來,香港高校成為了西方勢力向祖國高校輸入殖民意識形態的戰斗碉堡,內地大學里眾多的人文社科類學者畢業于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學術殿堂,這些人盤踞在我們的教育部、研究院、高等院校里,成為了經濟學、法律、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等各學科的學術權威、專業骨干。而我們內地身居要職的一些“改革派”、“自由派”,則打著改革的旗號大搞私有化、侵吞巨額國家財產,導致窮的越來越窮、富的越來越富,老百姓的日子越來越難過。
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兩條戰線上,一批人把我們的國家搞亂,讓老百姓罵娘,另一批人跟著歪曲事實,給老百姓灌輸“民主自由”的西化思想,讓老百姓罵共產黨、罵社會主義制度,這種情況再繼續蔓延下去,我們的老百姓會不會在某些“西化學者”、“反共公共知識分子”的振臂一呼之下走向街頭,為反動勢力的“顏色反革命”充當炮灰呢?
習近平總書記講過,打鐵還須自身硬。共產黨只有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決心純潔自身隊伍,實行群眾路線,果斷地停止繼續擴大兩極分化趨勢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路線,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才能重建人民信任,鞏固人民的擁護和支持,避免犯顛覆性錯誤,避免發生歷史的悲劇,陷入發展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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