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右派，一直對反右中被下放耿耿于懷，他們三十年如一日的憶苦思甜，象個怨婦一樣的喋喋不休。似乎從古至今，只有他們的命運最悲慘，只有他們才享受了人間苦難。其實，我想告訴那些小右派，你們所受的苦與下崗職工相比差遠了，下崗職工其實比你們悲慘一百倍。你們好歹還能活到現在，而下崗職工大多數都離開了這個世界。
我是最有資格說這種話的，為什么?因為在我的一生中同時經歷了下放與下崗的兩種遭遇。這兩種遭遇的鮮明對比，能讓我更加理性，更加客觀的看待新中國幾十年的發展歷程。
我們家是1967年下放到農村的，我們家是因為現行反革命被政府下放到農村的。那時我才三歲。雖然我家人口多，當時是9口人，但是，與當時的鄰居相比，他們的生活并不比我們家好到哪里去，不管是吃，還是穿，都差不多。雖然當時我們家一直都吃不飽，但是其它家的鄰居也一樣吃不飽。記得有個小學老師叫韓英，不知是從哪個大城市下放來的，被安排到我們學校。那時他還是一個英俊少年，文武全才，不但當過體育老師，還當過美術老師，如果其它老師有事不能上班時他還能代課，記得他給我們代過語文，算術，政治，歷史，音樂，自然常識等等。我之所以對其印象深刻，是因為其曾重點培養過我畫畫。這個韓老師雖然沒有受到特殊的重視，但也沒有受到岐視。當時學校的每一次文藝活動，他都是積極分子。吹拉彈唱，琴棋詩畫，樣樣精通。78年恢復高考后，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績考上了大學，以后再無音訊。當時的村里，那時叫大隊，下放的不只韓老師一個，我們家也是一例。還有比我們更早的右派，就是在反右中被下放的。因為那些人都有點文化，在農村還是很吃香的，有的當會計，有的當電工，有的當采買。總之，很少有下地種田的。他們的孩子也與我們一樣上學，學校也不岐視我們。
簡略的說了說下放的問題，再說說下崗的問題。
我是86年末通過社會招工，考進了遼陽造紙機械廠。我入廠時，看到的是生機勃勃的景象。廠里年年超額完成任務，超額獎，季度獎，年終獎一個挨一個。足球賽，籃球賽，排球賽，乒乓球賽也是一個接著一個，文藝匯演也是層出不窮。我就曾經上臺唱過歌，在樂隊里吹過笛子和彈過吉他。工作之余，人們談論的往往都是廠里的每一次活動，那些積極參加活動的人都成廠里的名星，受到大家的尊敬。90年代后期，下崗之風吹遍中國大地，我們廠也不例外。記得工廠開職工代表大會，廠長宣布，上邊給的指標是三分之一的人必須下崗，如果達不到這個指標，廠長就下崗。當時的廠長叫趙鈞泰，堅決反對讓工人下崗。他說："以當時我廠的實力，就是兩年沒有任務，都可以養得起全廠的工人。這些老工人都拖家帶口的，讓他們下崗了怎么生活呀。"因此我廠的下崗就一拖再拖。后來，市里面實在沒辦法，只好把趙廠長撤掉，派來了一個叫張憲君的來接替廠長的職務。這個叫張憲君的人，64年生人，據說是留學澳大利亞的碩士。因為和當時的市長孫遠良關系很鐵，孫遠良就把他派到我廠。可是他對機械行業一竅不通。他到任之后，就提拔了一大批領導干部，把前任的領導干部通通撤換。然后，大張旗鼓的推行他的下崗手段。一大批廠內的精英和技術骨干，都在下崗之列。不到兩年時間，下崗了一大半。由于技術骨干的流失，更因為張憲君不懂經營，工廠馬上處于癱瘓狀態。第一次出現了沒有訂單。沒有訂單，工人就放假。再將工人分批次的下崗。最后呢，張憲君以五百萬的價錢將工廠買了下來。要知道，當時的造紙機械廠評估價是兩億。等于白送給了張憲君。張憲君買下造紙機械廠之后，將廠內的一個技術學校以五百萬的價格賣了出去，還上了貸款，就空手套白狼的白得了一個價值兩億的工廠。 張憲君買下以后，幾易其手，最終被遼陽市無線電一廠買下。現在的造紙機械廠只剩下三百多人，幾乎成了廢墟。其實，下崗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可以說是在違反憲法的情況下實施的，這在一個天天高喊依法治國的國家里，簡直成了一個笑話。還有，政策的執行也是暗箱操作，每個工人都是持有股份的，但是出賣工廠時根本沒有與職工商討。這種光天化日之下的違法行為，就這樣大行其道，與情與理，如何讓人心理平衡呢?下崗之前，工廠年年盈利，下崗之后，年年虧損，這就是下崗給出的答案吧?再說下崗之后，很多人因為找不到工作生活貧困不堪。有的人因為看不起病跳樓自殺。有些女人不得不去當小姐。拋開我廠的狀況不說了，我的中學同學，據我知道的就有五六個人下崗后因為生活所迫出去打工而死在工地的。這下崗工人的血淚，有誰替我們喊過一次冤嗎?
奉勸那些右派，別在為以前的下放憶苦思甜了，你們所遭受的苦難與下崗工人相比，不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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