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說的公知，指的是那些西仔公知，資改公知。
這里說的無奈和無賴，指的是他們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中，采取了撒潑的手法。
最突出的是近來的兩次“圍攻”。一次是對中國社科院院長王偉光，一次是對《遼寧日報》。
王偉光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他的職責就是宣傳馬克思主義。針對一些公知們喧嚷著要用資產階級的“憲政民主”來取代無產階級的“人民民主專政”，他寫了一篇《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的文章，闡明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階級、政黨、專政的理論，說國家是階級的統治。這話從《共產黨宣言》算起，講了一百多年，從前蘇聯、東歐、拉美、中國及一些亞洲國家的革命實踐來算，也有了近百年。1949年，中國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當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28周年。毛澤東同志寫了一篇紀念文章，題目就叫做《論人民民主專政》。建國后的三十年，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斗爭，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
后來的三十年就不再強調了，許久不再提了，但憲法上仍寫著，黨章上仍載著，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還把它列入“四項基本原則”。王偉光文章的題目，就是鄧小平講的原話。那些尊鄧小平為“鄧公”的公知們為什么王文一出，就群鴉噪聒地圍而攻之呢?
共產黨管意識形態的官員學者，寫了一篇講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常識的文章，這個國家已搞了60多年的“人民民主專政”，卻遭到了一場大圍剿，豈非咄咄怪事，“中國特色”怎么也不會特別到數典忘祖的地步啊!
冰凍三盡，非一日之寒，讓我們回望一下三十來年的演變歷程吧。
胡耀邦當總書記的前后，主持推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這場大討論，為改革開放掃清了道路，叫做“思想的大解放”。從什么思想下解放出來?從“兩個凡是”，其實“兩個凡是”是切入口，真正的“解放”是從毛澤東思想，特別是從的他的“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桎梏下解放出來。
在這場“大討論”過去二十年后，這場“大討論”的參與者及具體組織者編了一本書，叫《真理標準討論的始末》。
在該書的《序言》中寫道：
“人們不滿足于那種把一切過錯歸于‘四人幫’的淺俗觀點，而是想知道出現‘文化大革命’這種反?，F象的根源。”“這決不是一場學理之爭，而是兩種世界觀，兩條思想路線，兩種指導思想之間的斗爭。”
在該書的結尾部分，編者寫道：
“人們選擇了一個常識性的是非很鮮明的哲學命題，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反對‘兩個凡是’。這確實是很高明很巧妙的，閃爍著智慧之光。”
其實，“閃爍著智慧之光”的還有把“毛澤東思想”用鮮明站不住腳的“兩個凡是”來取代。
這樣一場大討論，掀起了新中國建立以來第一次反毛化、去毛化的高潮，這引起了一批老革命前輩的憤怒，黃克誠寫了一篇長文，痛斥那些反毛的小丑們，這迫使得鄧小平不得不出來壓風，他把胡耀邦以“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理由拉下來，但胡耀邦至死都不認這筆帳應算在他的頭上，他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始作甬者。
胡耀邦下了臺，死了，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路線并沒有消失，子承父業，他的兩位公子，成了自由化公知們的頭領人物，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網》的旗下，聚集了一大批海內外民主自由派的精英。一位前任領導也把胡耀邦執政理念作為自己執政圭臬：他發誓要進行“普世價值”的政治體制改革，至死方休。
到了趙紫陽當總書記，這位酷愛高爾夫的老干部，也酷愛著西洋文明。甫一上臺，就捧出了一部頌揚西洋文明的電視片《河殤》。這部電視是由幾位著名公知寫的，河，指的是黃河，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殤，是早逝，該死，黃河上是一片黃土，黃土上生長著黃皮膚的人，黃皮膚的人在黃土地上耕作出了黃土文化，黃土文化養成了華夏人的夜郎自大，養成了保守和愚昧。他們拒絕了海洋那邊的現代文明，一直到堅船利炮，才把他們從自大的迷夢里喚醒，他們才知道應該接受先進海洋文化的洗禮。
在《河殤》的解說詞寫得很露骨：
“一旦太平洋的狂濤，載著西方列強的軍艦和比軍艦更有威力的新思想、新文化呼嘯而來的時候，中國已經沒有還手之力了。于是，種族危亡和文明危機同時爆發了。”
“救文明之衰微，又必須打開國門，對外開放，迎接科學和民主的新曙光，這極為矛盾的救亡與近代化的雙重變奏，讓中國人付出了無數沉重代價!”
“我們不要再拒絕大海的邀請了。”
電視還沒播完，就遭到一批老革命，老領導的抗議，撤了下來，副總理王震，雖然不管意識形態卻組織了一批秀才批《河殤》，國家主席李先念在黨的高層會議上，說：“中國有沒有走資派?我看他趙緊陽就是一個大走資派!”
加上“六四”風波，又一個“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總書記被攆下臺了。但和胡耀邦一樣，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路線仍在實施。到了2008年，北方的《炎黃春秋》和南方的《南方報系》相互呼應的發表“普世價值”的元旦獻詞，趙紫陽的秘書鮑彤，糾集了一百多位公知，簽署了《零八憲章》，公開叫板“人民民主專政”。
到了江澤民當總書記，改革開放進入了快車道。為紀念改革開放二十周年，《人民日報》的兩位高級編輯合寫了一本書，紀錄了二十年的“反左”歷程，書名就叫做《交鋒》，二十年的三次“反左”的思想大解放。全書的三大部分的標題如下：
第一次思想解放：一石激起千重浪
——1978年戰勝“兩個凡是”
第二次思想解放：東方風來滿眼春
——1992年破除姓“社”姓“資”
第三次思想解放：睛空排云上碧霄
——1997年沖破姓“公”姓“私”
作者在該書結尾，又進一步詮釋了三次思想解放的成果：三起“沖破”，沖破了三起“崇拜”。
第一次思想解放，沖破了“個人崇拜”
第二次思想解放，沖破了“計劃經濟崇拜”
第三次思想解放，沖破了“所有制崇拜”
如果更直白一點來表述：
第一次思想解放，沖破了毛澤東思想
第二次思想解放，沖破了社會主義
第三次思想解放，沖破了公有制
從那以后，又沖破了多少呢?
沖破了“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沖破了“《資本論》的剩余價值理論”
沖破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沖破了“帝國主義就是戰爭”
沖破了……。
這些都沖破了，共產黨人手里還剩下什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24個字，共產黨人信仰的僅是這二十四個字嗎?二千五百萬人的流血犧牲僅是為的這二十四個字嗎?
歷史作出了最好的回答。從2008年開始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把中國也拖入危機的旋渦，兩極分化，產能過剩，環境污染，生態惡化，社會動蕩，貪腐成風，黃賭毒泛濫，道德淪喪，信仰缺失，官商勾結，官逼民反，黑社會猖獗，連每日吃的糧食、喝的水、呼吸的空氣，都得防毒……。
人們開始深沉地反思，中國的路如何走?
社會主義被罵了三十多年，人民民主專政被攻訐了三十多年，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被詆毀了三十多年，出現了一個這樣的社會，王偉光重提一下“人民民主專政”，重提一下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就犯了彌天大罪，就該格殺，就該絞死，這天下究竟是誰的?
這一事件緊跟著王偉光事件發生，性質是一樣的。《遼寧日報》編輯部收到了一位同學的來信，對老師課堂上的講授內容質疑，編輯部派出記者到各地大學進行調查訪問，他們親自蹲點、聽課，記了130多萬字的筆記，記下了一些老師是怎樣的在“呲必中國”。依據第一手的材料，他們寫了一封很委婉的信：《請不要這樣講中國》。也是勸告老師們，不要再“呲必中國”，這封信，無論在內容上，在方式方法上，都是正義的，善意的，不知緣何引起公知們的萬丈怒火，把一個黨報罵得狗血淋頭：
教室是教師們的神圣殿堂，爾等黨報記者，豈可擅自闖入。
旁聽就是偷聽、竊聽，就是文化特務，就是政治間諜。
私錄課堂筆記，就是干涉學術自由。
省報地處東北一隅，插手全國教育，是侵權。
這些公知大師們怎么提出這些連小學生聽了也會發笑的問題。如果不是因為那些“呲必中國”的言論被揭露而惱怒，又是何為?為人師表者，誰不愿把自己的學術著作，刻之于石，書之于卷，傳之于世?只有那些別有用心的巫術方士，才會秘而不宣。
其實，在大學殿堂里，一些公知們講了些什么?人們早已議論紛紛。我有位科技界的朋友，是九三學社會員，屬于民主黨派，統戰部為培養他，送進黨校學習。他學習了兩個月就退學了。他在網上發貼說：不是用共產黨的思想來培養民主黨派，而是用民主黨右翼的思想在培育共產黨。他附了一首詩：
把馬克思主義講偏了，把毛澤東思想講歪了;
把社會主義講死了，把資本主義講活了;
中央黨校是黨的最高學府，社會上流傳著一首三句半：
遠看是座廟，
近看是黨校，
腐敗分子在里邊，
深造。
如果有人說這是誣蔑，那好，把在黨校學習過的腐敗分子的名字統計一下來回答。
北大教授孔慶東前不久在網上發文稱，在北大，共產黨已經論為準地下黨，我看，“準”字可以去掉，我曾到大學去演講，每次都是很緊張。有一次，甚至講堂門外，還停著警察的偵探車，天線從車頂伸出，學生們告訴我，我不相信，中間休息時，我走近偵察車，警官們把伸出來，向我招呼。講完后，我離開會場時，警車還跟車送我一程。陪我的老師取笑我說：“你又成了地下黨了。”路過武漢大學的櫻花大道，路邊一排古式城堡建筑，是學生宿舍，墻壁上當年國民黨軍警來鎮壓的彈孔還在，犧牲的三同學的紀念亭還冷落路邊，回憶當年，對照今天，我忽然感到，這烈士們的血是不是白流了。
大學教育今日狀況，恐怕比《遼寧日報》記者一個月的聽課調查，要嚴重得多，公知們指責記者臥底是間諜是特務，這話怎么理解，大學真的淪陷成白區了么?
至于說地方報紙不能管省外的事，哪一條法令這樣規定的?公知們自己為何不先照照鏡子，你們扎根的“南方報系”做的怎樣?它是廣東省委的機關報，打開《南方周末》看一看，省內事有多少?他們支持著西西藏叛亂，嘲諷汶川大地震，有時還凌駕全中國，蔑視黨中央，在奧巴馬上次訪華期間，總統獨獨青睞中國的南方報系，派大使館的汽車，把他們偷偷接進大使館晉見總統，你們要在報紙上寫新聞，被制止了，卻用解放前共產黨羞辱國民黨的辦法，在報紙上開了一個“天窗”，出誰的丑?出共產黨的丑，中央的丑。仗誰的勢?帝國主義的勢。
再看看你們公知們的大本營——《炎黃春秋》，它是由中國炎黃文化研究會主管的，研究炎黃文化，但它一直是頌揚西方文化，貶斥東方文明，罵中國革命，罵共產黨，罵毛澤東。人們說它搞歷史虛無主義，它才不虛無哩!比如，要在中國搞“憲政民主”，搞民主社會主義，它才抓得緊哩!前幾年，由掌門人杜導正率了一個《炎黃春秋》代表團出征海外，到處宣講，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不是一個雜志代表團，而是一個政治代表團。到了香港，他們在中外記者會上公開向中國共產黨挑戰：“我們《炎黃春秋》囊括了黨中央國務院退下來的部長、將軍，他們(指共產黨)敢動我們，先要掂一掂我們的分量。”
這是一份專業雜志的行為么?不更像是一個政黨么!一個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團么!
公知們對《遼寧日報》的圍攻，不是撒潑、無賴，又是什么?
時局的發展，對公知們是流年不利。今年春節，一批大公知們齊聚《炎黃春秋》，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聯歡會籠罩著幾分悲涼，在觥籌交錯中，大佬李銳賦詩言志：
不久將投爐火中，
為民作主末放松。
何時憲政實行了，
讓我靈魂有笑容。
春去秋來，出了王偉光的文章，出了《遼寧日報》的公開信。在此之前，軍內還出了一部《較量無聲》電視文獻片，點了好幾位公知的大名，在他們“圍攻”鬧嚷時，北京論壇開了“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狀況”，宋將軍講了三個“嚴重”——污染嚴重、威脅嚴重、失守嚴重。對誰的?主要對著西仔公知這批人，對著“圍攻”的這批人。聲援王偉光，聲援《遼寧日報》不但在理論界，基層的工農兵也加入到批判的行列。
這是階級斗爭的必然。
老兵丑牛
武漢·東湖澤畔
2014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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