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話語體系中有一種論斷：由于中國社會“不夠民主”，公權力得不到監督和制約，國家政策的正確性就得不到保障，國家治理必然是低效乏力的。換句話說，即使中國取得階段性的進步，也難以保證進步的持續性。
然而，現實情況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使一個積貧積弱窮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民族正在走向偉大復興。如西方媒體所言，三十多年來，中國的發展變化讓兩個世紀前的工業革命“相形見絀”，使所有其他國家的經濟成就“黯然失色”，“中國正進行著世界現代史上最偉大的改革”。
于是西方充滿偏見的論斷不攻自破。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依法治國宏圖繪就，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不斷煥發活力，中國社會生意盎然。美國皮尤研究中心最新民調結果顯示，中國政府享有的滿意度比大多數西方政府高得多。
30多年前，美國《時代》周刊曾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提出質疑，稱中國改革之難，如一艘航母在硬幣上調頭，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30多年后，中國用事實說話，讓西方觀察家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觀點和邏輯。其實，中國改革并非“不可完成的任務”，中國成就亦非“偶然發生的奇跡”，歸根結底，中國能實現西方難以想象的轉變，關鍵在于好的國家治理能力。
那么，好的國家治理能力從何而來?一個西方觀察家不愿承認又無法回避的事實是，正是中國共產黨的長期領導——這個西方眼中的中國軟肋——確保了國家政策的延續性長遠性，確保了國家治理的有效性高效性。
反觀西方國家，在以選舉政治和多黨輪替為特征的西方民主體制下，國家治理讓位于以贏取選票為目的的黨派之爭，罔顧客觀經濟規律和國家發展需要。在民主選舉“游戲化”、民主運作“資本化”、民主決策“短視化”的大環境下，國家治理長期“失靈”也就不足為怪了。
當嘩眾取寵的政客屢屢當選，有心改革的人士不得不向現實低頭。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一語道破天機：“我們不是不知道如何推進改革，而是不知道能否再次當選。”
在美國，兩黨“癡迷”于黨派之爭，致使國家在過去兩年間兩度站在債務違約的邊緣，美式民主成為政治僵局的代名詞。當一國的政治資源在無休止的唇槍舌戰和針鋒相對中消耗殆盡，其國家治理還能有什么起色?
再看那些尚未獲得有效治理能力就倉促推行西式民主的國家，以阿富汗和伊拉克為例，它們建國時間不長，經濟基礎薄弱，又長期處于內部沖突不止、外部干涉不斷的環境下，國家治理體系不健全，治理能力低下，倉促推行西式民主反而加劇了混亂局面，錯過了集中精力穩定秩序、發展經濟的時機，淪為“失敗國家”。
事實證明，國家發展離不開治理能力建設。在中國這樣一個超大規模的國家，沒有一個黨的統一領導，必然“四分五裂，一事無成”。共產黨的領導發揮了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避免了黨爭紛沓、互相傾軋的局面，成為中國強大治理能力的堅強后盾，為國家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基礎性條件。
當然，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還不完善，治理能力還需進一步提高，這也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又召開了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的原因。
即便如此，還有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改革沒有觸及根本問題，在他們眼中，唯一“觸及根本問題”的改革就是朝著西方的民主模式發展。
其實，中國改革從未回避民主化進程，但民主是發展的產物，民主的途徑和方式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歷史文化傳統以及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和任務密切相關。民主化進程離不開經濟、社會、文化的進步;同時，民主化進程也要為經濟、社會、文化的進步服務，因為“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的”。
顯而易見，西式民主那套理論解決不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復雜的治理難題，甚至連他們自身問題都解決不好。可悲的是，很多西方觀察家卻守著“惟我正統，別人都是異端”的偏見，盲目地將西式民主當做解決國家治理問題的萬能藥。如此“執迷不悟”，究竟是自信，還是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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