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金華：中國變左了是無稽之談嗎？

　　左中右是客觀存在，又是一種分析方法

　　23日，環球時報發表評論《“中國變左了”是無稽之談》，在紅歌會網站受到大多數網友批判，我認為，批判有一定道理;但也要注意評論反映的問題。

　　評論正確指出“一些人用說今天‘左’來表達不滿”;也實際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左’‘右’這樣的概念在中國官方文件對現實政策的論述中已大體棄用，十八大報告和三中、四中全會公報中都沒有使用它們。主流媒體除了講述過去，使用這些字眼也不多。”評論說“如今輿論場上的‘左’‘右’概念總體是模糊的，只有它們的價值色彩十分突出。”也有這種情況。但是，總的說“‘中國變左了’是無稽之談”，說以左右論事是“降低自己的理論層次，讓人感覺他并沒有追上今天的時代。”則不能茍同。

　　我們知道，毛澤東經常劃分左右，以左右論事，他說，“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萬年后仍會是這樣。”鄧小平也常用左右論事，在改革初期突出地反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又講反右。左右是客觀存在，是對立統一，因而也是對事物的一種分析方法，對動向的分辨，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看清楚時事和人們的動向。毛澤東如此，鄧小平也如此，過去如此，現在、將來也要如此，怎么能認為“‘左右之爭’是一種過時的東西，這種互聯網上打嘴仗的標簽，根本拿不到嚴肅探討當下國家治理的層面。一些人用說今天‘左’來表達不滿，很容易在公眾眼里降低自己的理論層次，讓人感覺他并沒有追上今天的時代”?難道認為毛澤東的理論層次低，鄧小平是貼標簽?他們是打嘴仗，他們的分析方法過時了?

　　左右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不同的時代、社會，有不同的左右觀，籠統的說不清楚;但是，在同一的時代和社會，左右觀又是分明的。比如在現在中國，一般認為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左，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是右。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鄧小平，以及網上說“中國變左了”的人，左右所指都是基本上清楚的，并不模糊。

　　評論指出“‘左’‘右’這樣的概念在中國官方文件對現實政策的論述中已大體棄用，十八大報告和三中、四中全會公報中都沒有使用它們。”這確實是“新常態”。我在2011年7月4日《讀習近平紀念黨成立90周年黨建研討會上講話有感》已有所覺察，到2012年12月4日寫《18大報告與習近平就職宣言》時便明白指出：“習的就職宣言既沒有提毛澤東思想，也沒有講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回避了意識形態的爭論，……直接提出人所關注的不容反對的急需解決的三個問題，形式上避免左右意識形態的爭論”。評論可以說是表現了這個策略，但是，黨的文件，習近平講話，并沒有否認過左右的存在，他們只是避而不談而已。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以及任何政治家的心里都明白，客觀存在階級斗爭、左右之爭，可以嘴上不講，但絕不會在實際中回避。對此，我是看清楚了的，所以，才緊接著寫道：“但是實踐起來，帝國主義會不搗亂?先富起來的人就心甘情愿?腐敗分子、官僚主義者能立地成佛?任何有常識的人，應當知道這三個問題的解決，都將是十分激烈的斗爭，會是比改革更深刻的革命。事實上，‘斗爭’、‘革命’這兩個許多年不講的、被認為是‘極左’的詞匯，已經幾次出現在習近平18大后的講話里。王岐山講反腐敗也使用了‘斗爭’這個詞。”毫無疑義，“斗爭”總是對立面的斗爭，左與右就是對立面。

　　評論認為“國內一些人對當前‘左’的評價，與西方主流輿論對中國的否定態度一脈相承。對西方一些精英來說，中國強大和共產黨執政都是他們不愿接受的。對國內那些人來說，政策對社會治理的有效與否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它們是否在把中國朝著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推，是否有助于動搖當下的政治結構，把讓出來的那部分權力分配給通常所說的‘自由派力量’。”這樣講右派是對的，但是不分左右地講，就有失片面，不對。

　　中外右派確實對十八大后一些大政方針，對習近平推行的積極的外交政策，兩個不能否定，整風反腐，經濟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文藝座談會，四中全會依法治國決定，新古田會議，等等，都不滿意，他們籠籠統統地講“中國變左了”，如評論所說不“將自己的觀點展開論述”，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今天還是講“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思想，所以，有意識地與鄧小平反左聯系起來，以便定性習近平和現在中國“向后退了”。評論說它是“無稽之談”，實際上是評論者有某種顧忌，表現曖昧，回避了價值取向，模糊了中國共產黨在干什么。

　　要知道說“中國變左了”，不只是右派，中國網絡左派也有相當多一部分人認為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左轉了”，不能說左派也贊成西方自由主義;左翼中另一部分人則以搞“混合經濟”堅持私有化改革，認為中國仍然右。這是“評價坐標系的原點”不同。我也不贊同籠統地講左右，而是具體地講“18大后，外交令國人展眉吐氣，黨政作風向好;‘改革紅利’還是一家之說，宜爭鳴慎行。”“外交令國人展眉吐氣，黨政作風向好”，左派不能硬用毛澤東思想衡量說是右，評論又何必因鄧小平反左而回避這個字呢?對市場經濟改革，我的態度十分明確，“‘改革紅利’還是一家之說，宜爭鳴慎行。”這是留有余地的說法。因為“改革紅利”這個抽象，可以表現不同的具體形式，比如“混合經濟”，顧名思義是一種過渡形式，毛澤東曾經通過公私合營這種混合經濟形式把私營企業改造為國營企業;鄧小平又通過股份制改革把國營企業改變為私營企業。所以，這事兒還得看一看，根據其實際變化，再定它是右，還是“變左了”。我這人按事實說話，“不見棺材不掉淚”。

　　我還注意了網評說的：“必須指出，前幾年社交網站的樣子決非社會的常態，它們同現實社會的結構南轅北轍，成為最極端的一角。”但是，文章寫的比較長了，留到以后探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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