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不完全統計，自十八大以來，截至今年10月28日，共有53名省部級以上官員被查處，其中，據法院判決和媒體報道，有30名與開發商有牽連，占比高達60%。
十八大以來落馬高官，一半以上和開發商有牽連
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原常委、統戰部原部長王素毅，曾接受多名地產商的賄賂，為多個地產項目提高容積率、通過審批提供幫助;
廣西壯族自治區原政協副主席李達球利用職務便利，為17個單位和個人在工程承攬、項目開發等事宜上提供幫助，收受賄賂1095萬余元;
……
除了這些已經宣判的高官牽涉到地產商，據媒體報道，一些被查處的高官，其落馬背后也隱藏著或多或少的開發商：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金道銘，涉嫌通過他人涉足房地產套利;中科協原黨組書記、太原市委原書記申維辰落馬，和太原的地產亂象有直接關系;江西省委原主要領導的妻子，曾被當地官員實名舉報：插手土地拍賣，致國有資產流失近10億……
除了省部級及以上的高官，一些廳級、處級干部的落馬，同樣也牽涉到眾多的地產商。
如據媒體報道，廣州市原副市長、增城市委原書記曹鑒燎利用職權，與開發商“利益共享”;今年7月與開發商一起失蹤、10月被抓獲的洛陽市原副市長郭宜品，與房地產商關系親密，擔任伊川縣委書記時期，多個地產商拿地手續存在問題……
排名前20的大開發商罕見涉腐
不過，《中國經濟周刊》梳理發現，牽涉到落馬高官的開發商，相對而言都是中小型開發商，大型知名的房地產企業并不多見，且以非上市公司居多，上市公司較少見。
對此，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研究員嚴躍進表示，相比2013年內地市場銷售額排名前20的大型房企，中小型開發商顯然更容易控制，而且名氣不大，用來充當白手套可謂神不知鬼不覺，更加安全，所以一些高官更愿意用這些小公司，作為獲利的工具。
相對而言，發軔于廣東中山、在香港上市的大型房企雅居樂是一個例外。2013年，雅居樂銷售額為374億元，在內地房地產企業中排名第18位。今年10月7日，雅居樂剛剛發完“嚴正聲明”，稱其與某“大老虎”并無瓜葛;三天后即發公告稱，董事會主席被監視居住;隨后，又發布公告稱，公司另一高管接受中紀委協助調查。
記者通過查詢上市公司公告和部分大型房企官方網站，發現這也是2013年銷售榜前20位的大型房企中，首個明確提到高管被采取監視居住措施。
這是否意味著其他大型開發商，并不存在違規行為或者與腐敗官員沒有牽連?
據媒體報道，在十八大后落馬的四川某副部級官員案件中，某地產領軍企業就牽涉其中。此外，記者了解到，這家大型房企還涉及一些土地拆遷糾紛、延遲開工、分期緩慢開發變相囤地等。
一家銷售額排在前20位的大型房企相關負責人，曾給記者講過一個低價拿地的故事：這家房企2010年左右曾在某地以近乎底價的價格拿過一塊土地。當年房價地價正處于飛漲之中，業界預計這塊地的市場價值在15億～20億元，但最終通過公開招拍掛，這家房企以10億元的底價奪得這塊地。但這種明顯的反常現象，并未有相關部門過問。
嚴躍進表示，在目前房地產開發的環境下，腐敗的現象其實普遍存在于各個環節。如果從中國房地產整個市場格局看，全國銷售排行較前的房企，很多都在運用各類非市場優勢來謀求市場份額的擴展、規避監管。
嚴躍進還認為，大型房地產企業的違規及與腐敗官員的關聯，之所以不能被發現，還有一個原因：部分媒體為了獲得廣告費，一些涉及房企的負面報道在房企的壓力下，往往被刪除。
落馬高官與開發商的四類關系
落馬高官與地產商之間，隱藏著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記者梳理發現，落馬高官與地產商的關系主要有四類。
第一類是高官子女等親屬故舊涉及房地產開發。據媒體報道，如某高官之子周濱，就參與到多個地產項目的開發。而已退休8年的江西省委原常委、省委原秘書長趙少麟近期被查，與其子從事房地產開發，通過改變土地規劃，變相提高容積率，牟取暴利有關。而在湖北省原副省長、宜昌市委原書記郭有明被調查前后，他的一位在宜昌開發過多個房地產項目的老同學據傳也被抓獲。
第二類是金錢關系。據媒體報道，云南省政協原副主席楊維駿投訴稱，云南省委原書記白恩培愛打高爾夫球，每周要打三次。且他打高爾夫球是賭錢的，哪個開發商要送錢給他，就通過打高爾夫球故意輸給他，變相賄賂。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原常委、統戰部原部長王素毅受賄1073萬余元，而向其行賄的9人中，房地產商居多。
第三類是同盟關系。如在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案件中，法院認定，劉志軍濫用職權使山西商人丁書苗及其親屬共計獲利30余億元。劉志軍交代，他全力幫助丁書苗將企業做大做強，就是要把丁書苗的企業打造成自己仕途的經濟基礎，讓丁書苗在他需要時，用錢為其鋪路。
第四類，部分地產商與落馬高官之間，形成了一種追隨關系。如據媒體報道，江蘇吳中集團董事長朱天曉等三人一路“追隨”南京市原市長季建業，項目從揚州(季曾任揚州市市長、市委書記)做到南京，承攬的政府項目都有季建業參與和操縱的痕跡。
一家在某直轄市開發高端別墅的開發商給記者講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他們這塊地拿地較早，曾長期緩慢開發，一直受到媒體囤地的質疑，但多年來卻始終沒有遭到監管部門的查處。究其原因，這家開發商的相關負責人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當年他們所在省份的主要領導調任該直轄市主要領導，開發商以朋友的名義一路跟隨過來拿地，到現在雙方還保持著較密切的關系。
記者梳理還發現，開發商最喜歡將掌握實權的市委書記拉下水。比如據媒體報道，國家質檢總局原副局長楊剛，在擔任烏魯木齊市委書記期間，曾有多家地產商對其進行商業賄賂和利益輸送;2013年楊剛被調查前后，已有近10名地產商相繼被調查。
貴州省委原常委、遵義市委原書記廖少華，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陳安眾，安徽省原副省長倪發科等同樣如此，出事原因主要發生在其擔任市委書記期間。
不過，相比地方實權派，中央機構落馬的高官似乎較少牽涉到地產商。如中央編譯局局長衣俊卿因作風問題落馬。
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蔡繼明曾撰文說，土地違法問題愈演愈烈，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一把手和分管土地的直接領導權力過大。此外，有分析人士指出，土地管理存在漏洞，行政行為不夠透明，打擊不到位，查處工作“雷聲大雨點小”，也是造成地產腐敗難以根治的原因。
專家：應對15萬億土地出讓收入進行專項審計
記者從國家審計署了解到，當前一場以土地出讓為核心的土地專項審計正在全國悄然展開。記者從河南洛陽市國土部門等了解到，這場土地專項審計已經深入到基層。
財政部等部門公布的數據顯示，從2008年到2013年底，全國土地出讓收入將近15萬億元，土地財政有愈演愈烈之勢。
嚴躍進表示，針對15萬億元的土地出讓收入進行專項審計，勢必能一定程度上遏止房地產腐敗，如果講究方法，比如從開發商的項目入手，效果會更好;但從土地審計的角度看，整個審計成本比較高，涉及到專業人員的配備、相應官員的阻撓等，所以面臨的阻力也比較大。
嚴躍進建議，對于官員與地產商相勾結，還是應該著眼于制度層面、從預防的角度做文章。一是在土地拆遷、征用、開發等環節，設定更嚴格的用地制度，使各環節公開透明運轉;二是遵照實際情況推進土地制度改革，鏟除地產腐敗的土壤;三是加快行政體制創新改革，改變權力過于集中的狀態，強化民主，提升政府行政的公開透明性;四是完善對官員房產的審查制度，改革完善財產申報制度。此外，還需要建立長效監督機制與責任追究制度，使得官員們在房地產領域既不敢腐、還不能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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