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把別人概念照搬來了就是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疇，而是中國能為世界社會科學體系提供什么樣來自中國的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疇。
一
最近，《遼寧日報》策劃了一版關于高校課堂的文章(見《遼寧日報》2014年11月14日“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致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老師的一封公開信”)，這篇文章一石激起幾層浪。我認為這版文章的意義不在于揭示了所說的現象，這版文章也沒有否定高校教師這個群體，而是鼓勵我們教師如何站穩、站好、站直三尺講臺，更好地將自己的課上好，真正起到傳道授業解惑的效果。
不過，我也注意到網上針對《遼寧日報》的一些批評意見太極端，有的甚至充滿著話語暴力，我認為這種批評方式盛行只會助長社會的乖戾之氣和對立情緒，違背了我們倡導的協商民主價值觀。因此，有必要學會如何將這種情緒性意見引導到建設性軌道上來。
二
多年來，我為學校一年級本科生開設的課程是《國際關系導論》。我這門課沒有給學生提供統一的教材。學校不會干涉我一定要用什么教材，但是不干涉并不意味著我可以隨便選擇教材。根據我多年研究國際政治的體會，我在比較和研究了各類國際關系教材后，決定按照自己對這門課的理解來上。我并不贊成完全用美國翻譯過來的國際關系教材，即使要用，也必須中外多種教材配套用。我曾經碰到一個留學生，這個留學生說如果來中國學社會科學，用的都是美國的教材，那他還不如到美國去留學，這話給我印象很深。我研究過美國高校國際政治課的不少流行教材，大同小異，形成了其自身的體系，當然也有不少缺陷，主要是按照美國對世界的理解來寫的，帶有美國特色。我的教案盡量克服這些缺陷，堅持在中國的世界觀、價值觀為主的前提下，兼顧他國，講授國際關系的一般原理和知識。
三
我上這門課堅持以下幾個原則：
知識的平衡：我認為老師有責任引導學生平衡地接受知識，擴大學生的眼界，所謂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有的時候，中外媒體對同一事件的報道會有很大差別，我在評論部分就要告訴學生不同報道背后的價值和國家利益觀所在。平衡并不意味著沒有原則，例如，學生們有時會不自覺地跟著英語媒體把一些國家稱為專制、集權、獨裁、威權、邪惡國家時，我則必須予以糾正。這種平衡、比較中接受知識的方式，不僅有助于開闊知識面，了解世界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也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判斷能力和聯想生成能力。
知識的鑒別：教師所了解的信息和知識不一定比學生多。現在教師上課如果照本宣科，已經很難勝任現在時代對教師職業的要求。我覺得引導學生對信息和知識的鑒別對教學環節很重要。人生有涯，早學會鑒別，教會其鑒別，而不是讓學生自己在摸索中去鑒別，可能更有必要。我個人認為那種放任地讓學生在自己讀書過程中自己做鑒別，并認為這才是尊重學生自由的教學方法是不負責任的。有的時候，社會領域的許多現象和知識很難鑒別出真和假、對和錯、是和非，因為“真”的對立面不一定是“假”，“對”的對立面不一定是“錯”，“是”的對立面不一定是“非”，這個時候，往往樹立自己看問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對鑒別能力就很關鍵了。
知識的轉化：概念是人思維的關鍵環節，用什么樣的概念，就可能出現什么樣的結論。有個研究生用一個外來概念回答問題，有位教授就反問這個學生，“你如何用中國概念來回答這個問題?”這件事給我觸動很大。我們現在的社會科學，基本用的都是英美特色社會科學的概念，我不反對用這些概念，但是假設我們的思維全被這些概念覆蓋以后，無異于大腦被外來概念徹底格式化了一遍，操作系統與社會實踐出現很大不兼容，最后被這些概念牽引著走，很難有創新，即使有創新，那也是在別人體系下創新。
現在流行一句話，就是要構建融通中外的哲學社會科學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疇，對此，我的理解并不是把別人概念照搬來了就是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疇，而是中國能為世界社會科學體系提供什么樣來自中國的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疇。這個工作很艱巨，也很持久。一旦明了概念的轉化效應以后，對一些問題的表述會收到不同的效果。
四
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講好一門社會科學基礎課。這么多年來，嚴格來說，我國在大規模引進外國社會科學知識后，目前還沒有完成概念轉化工作，形成自己的教材體系。這種狀況主觀上導致動輒用別人的概念和話語研究和講解社會問題的現象，這樣往往講不通，甚至還會誤導。竊以為，我們學者面臨著在中外交流互鑒中構建自己社會科學理論體系的歷史性機遇。學者們如果還認為條條框框束縛太多，沒有條條框框就可以寫出大部頭經典作品來，這種認識確實落后當今中國活力迸發的時代。作為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師，我和我周圍的同事都覺得不是學術自由不夠，而是值得研究的議題太多。所以，與其在“西化”中打轉，不如肩負“化西”的責任來。●(作者蘇長和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外交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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