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至今到底有多少年，中外學者仍爭論不斷。推翻舊世界搞社會主義，“十月革命”開始了史無前例的新紀元，同過去時代以私有制為核心的直接間接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體系本質不同。在同舊世界逐步徹底決裂中向前推進，其艱難復雜的程度超過了一般的革命者、包括革命領袖的預想。
在奪取政權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毛主席根據“國際共運”的經驗和教訓，深刻地洞察國內外特別是黨內上層領導與全社會具體的實際存在，提出了“搞社會主義革命”，“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著名論斷。那時黨中央內的走資派，主要表現在中央領導班子幾個人的思想深處，表面上是不同的看法和意見，又和真正的不同看法和意見混合在一起。同現在已產生的大批有實物資本的資產階級截然不同，人們一時很難理解。
因為是第一次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在生產資料改造完成后，全民幾乎均已變成無產階級，其本身結構成分復雜，很多人中還保留了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和意識，對社會主義成敗無具體的反面教訓促使其提高政治覺悟，自然不很成熟。進入黨內執掌大權的領導，組織上入黨是必須的，思想上遠未入黨是眾多的，在社會逆轉中暴露的淋漓盡致、一清二楚。
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在非常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中建立的，保證95%以上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質特點決定了社會主義制度，不可能短時內達到人們期望的豐衣足食，對保證人人有工作、不失業的普遍好處的社會主義滋生出淡漠行為，在內外強大的舊思想體系的反作用下，許多人轉而對“官祿德”的追求遠遠超過了黨員對信仰的起碼信守。華國鋒如此。
鮑彤在追求官職、謀求名利中加入黨組織，并由于地位升高的特殊提升際遇，自然形成了追隨個人不追隨政治信仰和路線，蛻變成瘋狂的反毛反共反社的死硬分子，所謂的黨員身份成了敲門磚而已。當在黨內可以實現自己的欲望時歡欣鼓舞，欲望挫折時反目為仇，前后判若兩人，又因是黨內上層，輒生戈培爾式的吠毛具有了極大的煽動性和誘惑力。此類人不只鮑一個，比其職務高得多的人不知有多少?
鮑能在1949年入黨，證明那時在客觀上是追隨進步潮流的。后任趙紫陽作國務院總理時的秘書，1987年在趙作總書記的“13大”上擠進中央委員。同年12月—1989年7月兼任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成為顯赫人物、趙的座上賓。“64”后因人所共知的原因被判刑，1996年釋放。此后和趙紫陽一樣丟掉偽裝，180度的轉彎由暗到明，竭力鼓吹資本主義。
他為什么能這樣輕易的放棄信仰?證明了原來就無信仰，因為那時入黨才能當官當大官。丟掉了職位“信仰”也就隨之不存。就黨內現狀講，多少比鮑職位高得多的人信仰信念的轉變如脫衣樣的隨意，何況鮑彤這個跑龍套出名的吹鼓手呢?這類變色龍式的人物，包括胡耀邦趙紫陽等一類在內，沒有什么一以貫之的政治信念，無論什么社會成為主流，他們都會“與時俱進”。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再次勝利了，就會變成另一副面孔，看看他們的過去和現在，就可知將來。
得勢時挑最好的話說，失勢揀最難聽的話謗。《血·真理·夢想·權力·黃金》吠文，以最卑劣的語言詛咒，不厭其煩的重復那些老掉牙的戈培爾式的荒謬謠言，把對毛主席刻毒的惡意寫在紙上，無所不用其極，達到歇斯底里，是出名的反毛反社分子。
而今鮑成為死硬的反毛反社陣營中的一員，足顯在歷史巨變的波瀾中，泥沙俱下、魚龍混雜者現出了原形。鮑和李銳、厲以寧、張維迎、辛子陵、楊繼繩等差不多、由追隨走資派打著紅旗反紅旗變成打出黑旗反紅旗，是“改開搞”30多年來持續貶損馬列毛主義、社會主義公開化、常態化的必然結果。真正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體系已變成目前的不倫不類、不三不四，也給了此類得以肆虐的機遇和理由。
毛主席作為最高領袖，當社會主義成為中國最強音時，并沒有被一時的表面現象所迷惑。深深的憂患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認為“在一些地方收效甚微”，深思熟慮，力排重議，不怕跌得粉碎，發動文化大革命，為反對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創造條件。證明了毛主席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在高干和高級知識分子隊伍里的分量的估價是正確的，對如潮的擁護持有非常清醒頭腦。
事實證明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進行的一種嶄新的創造性的大革命，是要斗倒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反動學術權威，橫掃社會上的牛鬼蛇神，破封資修的“四舊”，立無產階級的“四新”，目的是為著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如果不這樣做，就會出現被反革命修正主義的共產黨統治，發生資本主義復辟，就會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重新騎在人民的頭上。目前已成了這種狀況，文革的重要性和現實意義表現得尤為強烈。從鮑彤極端仇恨毛主席的荒唐文章中，可見走資派是最危險的敵人。
潮起潮落，潮落潮起，社會制度翻復，多少微不足道的小丑成了主宰政局的英雄;多少沽名釣譽的政客成了猖狂一時的風云人物;多少投機鉆營的變色龍成了時髦翹楚。1840年以來的109年，給予各種政治主張實施的機遇，失敗后篩選抉擇的社會主義，日今面目全非，舊社會的一切卷土重來，無數先烈拋頭顱灑熱血、億萬人民默默無聞的奉獻付諸東流。這都從何而來?從偉大領袖逝世后的1976年10月的變局而來。此后逆流橫溢，歷歷在目的翻滾到現在。當年宣誓要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而今咬牙切齒的要鏟除社會主義，出現大批如鮑彤一類也就不奇怪了。
搞社會主義的確是前無古人之事，毛主席深謀遠慮社會主義和人民的未來，苦心孤詣搞社教文革，創造性的提出打倒走資派。但因領袖的權威限制了走資派搞不成足以使黨政軍民認可的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因而認同有限，領袖就愈加奮力宣教貫徹，至死不輟，走資派就愈加謹小慎微、刻意偽裝，很多群眾的逆反就越發強烈，同一大批社會主義革命的同路人，不理解甚至抵觸文革的深遠意義，更不領悟毛主席苦口婆心的教誨，拒不認識毛主席指明“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深切憂慮，助紂為虐者還為走資派鳴冤叫屈，走資派終于盼來了1976年后死灰復燃的機遇。
當復辟的現實到來時卻失去了掌握在搞社會主義者手里的黨政軍財文力量。多年來該批判的都批判了，就只能上下求索，尋求打倒他們重建社會主義的途徑。人類社會絕不會永遠固定在資本主義的模式里，第二次社會主義或遲或早的成功是不可避免的!
附：鮑彤文章和簡歷
鮑彤：血·真理·夢想·權力·黃金
——關于毛澤東旗幟的五種含量
（洪老郵件2014、9、14）
希特勒一死，什么都完了。毛澤東不同，人雖死，旗幟不倒。到底是什么東西，使某些人把自己的命運和這面旗幟捆在一起?是思古之幽情，是對真理和夢想的追求，還是另有所圖?——這是我試圖探討的課題。
毛澤東旗幟由五種不同的血染成
毛澤東的旗幟是一面血淋淋的旗幟。它至少由五種不同的血染成。
1，在奪取政權過程中為毛而死的人的血。陳云所說的“兩千萬人頭落地”屬于這一類。
2，內戰中持中立或反毛立場(但在民族戰爭中持抗日立場)的人，有當場戰死的，加上事后被作為反革命分子而被鎮壓的人，總數不少于一千萬。
3，本來是毛的同志或追隨者，因“站錯隊”而失去毛的信任而被鎮壓的人，總數不少于幾百萬，也許達到一千萬。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都屬于這一類。
4，在毛澤東的制度和路線下餓死的人，主要是農民，約有三至五千萬人。
5，為反抗毛澤東制度而被處死或痛不欲生而流的血，包括上世紀的儲安平、林昭、張志新、李九蓮的血，也包括進入新世紀以來各民族、各階層為自由和民權而殉難的同胞的血。面對如此血淋淋的歷史和現實，我實在想不出來，其中有哪些血的教訓，居然能夠令人抒發出一種非和毛澤東捆在一起不可的激情。
毛澤東生前，他的思想被他門下食客捧上了真理的“頂峰”。毛死后，漸漸水落石出。過去人們讀書，常常苦于無法破解天王洪秀全、天兄楊秀清成神之謎，無法想象奧威爾《1984》中那個荒誕的恐怖社會得以存在的現實條件。現在好了!除開至今仍然“身在廬山”的“此中人”，應該不難了解真相了。研究毛澤東思想這個令人眼花繚亂的對象，與其到其中去提煉“真理含量”，不如直截了當去揭露《毛選》和黨史之類制作、修訂和潤色過程中的美容技術含量。這一過程，其實天天都在世人的眼前和身邊進行。
效忠毛制度成升官發財的硬通貨
毛澤東沒有饑渴慕義的要求。他不在乎真理和原則。他只為滿足自己的某種夢想或欲望而不斷奮斗再奮斗。他的夢想或欲望是變幻莫測的，常常是他靈機一動的產物。他的戰略就是策略。“統一戰線”是騙局。“耕者有其田”可以像魔術那樣變成“人民公社”。昨天的“親密戰友”就是他今天的死敵……。為了充當國際領袖，他樂意以“中國人死掉一半還有一半”為代價。這就是毛澤東的中國夢。對今人具有誘惑力的，不可能是這種江湖騙局和賭徒心理。
我認為，真正的吸引力，對于那些明白毛澤東的底細但仍然決不放棄毛澤東旗幟的政治家來說(受主旋律蒙蔽和毒化的老百姓，在任何意義上都是受害者，不在本文討論范圍之內)，既不可能是那面旗幟上的現實的血污，也不見得是它的虛構的真理，或捉摸不定的夢想。那么，是什么東西呢?是毛澤東旗幟內在的權力含量!是滾滾而來的黃金含量!正是這些無窮無盡的有價證券，使毛澤東思想頃刻兌現成為人見人愛的無價之寶，使神圣的革命旗幟不費吹灰之力就升華為一本萬利的腐敗手段。如果說，貨幣這個東西，只是在互通有無的交換的漫長過程中才得以形成為“一般等價物”，那么托毛澤東的福，效忠于毛制度立馬就突變成為升官發財的硬通貨了。
毛澤東旗幟的含金量、拜物教
這就是動力，它推動鄧小平掛起“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羊頭，販賣“世世代代高舉毛思”狗肉。這大概也是某些飽受毛侮辱和損害的紅二代之所以不能忘情于毛澤東旗幟的根由。
現在關于毛澤東的評價，根本不是是非之爭，而是赤裸裸的利害得失。
除非公仆歸主人自己來選舉，除非公仆不再由高舉毛旗的那個政黨來安排，毛旗的含權量和含金量是不會貶值的，毛旗拜物教是不可能消亡的。由此可見，這個過程仍然取決于制度，取決于制度的變革。
鮑彤簡歷(2014、9、24)
出生日期：1932年11月，浙江海寧人。
1949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 同月，參加革命工作，高中。
1949年～1954年，擔任上海市南洋中學黨支部委員、學生會主席，華東局組織部干事。
1954年～1966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干部二處干事，研究室研究員、副組長、副主任。
1966年～1975年，文化大革命中受沖擊，下放五七干校勞動。
1975年～1977年，任江蘇省南京市棲霞山化肥廠建設指揮部外事組負責人。
1977年～1978年，任全國科學大會籌備辦公室文件簡報組副組長。
1978年～1980年，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辦公室負責人、副主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980年～1987年，任國務院總理秘書，兼任國家經濟體改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
1987年12月～1989年7月，兼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1987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1992年3月，被撤銷中央委員職務，開除黨籍。
1992年7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以泄漏國家機密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七年。
1996年5月，刑滿釋放。
發表文章：《黨政分開條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問題》，《思想政治工作研究》，1988-08-28
出版著作：《中國的憂思》，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
《鮑彤文集 二十一世紀編》，新世紀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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