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經濟學界最紅的人物是誰?
對于這樣一個看似簡單卻令人糾結的問題，任何一個經濟圈業內人士都會有他們各自不同的答案。但在這份“當紅炸子雞”的名單中，絕對不可缺少的一個名字便是——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
2014年的春天，這位年僅43歲的法國經濟學家轟動全球的經濟著作——《21世紀資本論》的英文版面世了，瞬間震撼了陷于大衰退中六年至今難以自拔的西方世界。
《21世紀資本論》連續幾個月高居社科類書籍排行榜首位，美國媒體對皮凱蒂進行了“轟炸式”的報道。諾貝爾經濟學家保羅·克魯德曼更是在《紐約時報》連發3篇評論，盛贊它是“本年度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甚至將是最近10年來最重要的一本書”。
2014年的夏天，皮凱蒂并沒有去度假，在巴黎經濟學院小小的辦公室里，他正在精心醞釀將這場經濟學風暴刮到全球最重要的經濟體之一——中國。
2014年11月11日至11月17日，帶著《21世紀資本論》的中文版，托馬斯·皮凱蒂來到了中國。從上海到北京，皮凱蒂馬不停蹄地與中國主流經濟學者進行了數場高端對話。
其間，《國際金融報》記者在復旦經濟學院終于見到了這位長著一張娃娃臉的“大紅人”。帶著濃重的“法式英語”，皮凱蒂闡述著他對“財富收入分配”這個世界級話題的獨到觀點，并為如何解決貧富分化問題開出了“藥方”——“加強監管不平等做法、資產透明化、改善稅制，并且加強對教育的投資都會對收入不平等的改善有很大幫助”。
貧富差距拉大
“美國當下主要的特征是：創紀錄的勞動收入不平等和與傳統社會或1900年—1910年歐洲相比不太極端的財富不平等水平。它們可能在未來的這個世界相互補充，共同發揮作用。如果是這種情況，未來將出現一個新的不平等世界，比以前的任何社會都更極端。”
這是《21世紀資本論》中的一段重要論述文字。皮凱蒂書中所寫的未來更加嚴重的不平等是否會有些“聳人聽聞”?
對此，皮凱蒂用鐵一般的數據證明著他的觀點。事實上，為了研究收入分配問題，他對過去300年來全世界有代表性的國家和地區的工資財富做了詳盡探究，并列出了多國的收入分配數據。
“庫茨涅茨曲線”是皮凱蒂多次提出的一個重要模型。這是上世紀50年代諾貝爾獎獲得者庫茲涅茨用來分析人均收入水平與分配公平程度之間關系的一種學說。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現象隨著經濟增長先升后降，呈現倒U型曲線關系。
“我們充分贊同庫茨涅茨在那個時代作出的預測。”皮凱蒂并沒有像外界解讀的那樣駁斥這一模型。
然而，皮凱蒂也強調，在20世紀60至70年代，庫茨涅茨曲線是比較吻合的。他在演講中表示，上世紀70年代經濟增長，每個人從增長中得益差不多，而且經濟增長很穩定，所以每個人都會受益。
但在皮凱蒂的數據圖表中， 1990年—2010年期間，收入差距直線上升，并且這種上升一直沒有停止。“2012年美國的數據顯示，52%的財富在10%人口那里。收入差距在2007年經濟危機前爆發式上升。”
為什么美國的收入差距會上升得如此之快?
“這背后有很多原因，用一些標準是無法解釋的。”然而，皮凱蒂強調，“但有一點是，收入差距是由對不同技能的勞動力供給導致的。”
皮凱蒂進一步解釋，“美國有一些非常好的學校，但大多數人沒有機會進入這些大學。有一部分人能進入這些大學，受到更好的大學教育，將來收入更好，這加劇了不平等。”
此前皮凱蒂所指出的，掌握了美國過半財富的那些最富有的10%的人，他們的受教育程度要比其他人更高，他們的年收入可能是100萬美元，甚至到1000萬美元，這就是勞動力市場運行的情況。同時，在美國，很多公司為了使自己有競爭力，聘用了大量職業經理人，他們的收入也都得到提高。
“這對整個社會的分配體系都造成了影響。”皮凱蒂指出，“在美國，教育不平等導致的收入不平等非常嚴重，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在整合了團隊搜集的西方兩個多世紀財富分配的數據后，皮凱蒂得出的結論是：西方社會資本回報率遠高于勞動回報率以及平均的實際經濟增長率，除了世界大戰等非常規影響因素縮小不平等差距外，財富分配一直以來都是向少數富人階層聚集，50%的國民收入都來自于前10%的收入者。
于是，皮凱蒂描繪了兩個層面的社會，一是靠財富繼承翻滾資本雪球的“超級世襲社會”，另一個是勞動創新收入構成的“超級明星社會”。
盡管皮凱蒂強調“收入層級頂端是非常高的勞動收入而非繼承財富收入”。但他仍然認為美國未來將進入一個“拼爹”的時代——“拼爹”的社會力量將壓過艱苦奮斗的“美國夢”，這會形成一個更加極端的不平等世界。
歐洲公共債將繼續肆虐
如果說美國的未來將陷入收入分配不均的陷阱，那歐洲的情況又會如何呢?
在皮凱蒂看來，歐洲目前最嚴重的問題之一便是公共債。
“以意大利為例，這個國家的公共債務超過了公共資本，它的公共資本是負的。前蘇聯也是如此，20世紀90年代初花費巨大的氣力將幾近全部的公共資本轉給了私人持有者。這使得政府很難在有限的資本中調整自己的戰略和動向”。
如今，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擔心，歐洲國家債務占GDP的比重將在2015年螺旋增長。皮凱蒂認為，這種糟糕的情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歐洲將美國私有銀行部門的金融危機轉變為公共債務危機——這是歐洲的自身缺點所致。
“歐洲的金融機構完全無法正常運轉，歐元區18個成員國有一個單一貨幣，同時有18個不同的公共債務，18個不同的利率，18個不同的公司競爭和稅務體系。這行不通，一團亂。我想我們在歐洲發明了一個怪物(monster)”。
皮凱蒂認為，歐洲需要進行機構調整，同時，他也坦言歐洲公共債的問題并非一日之內可以解決。
“我個人更喜歡一個強有力的政治和財政聯盟，至少在歐元區中的少數幾個國家開始。但是我不知道會耗時多久?？梢哉f，金融危機這個短期問題，在歐洲變成了一個長期問題。歷史的一個教訓是，如果零增長、零通脹，那么要削減巨大的公共債務是非常困難的。要知道，19世紀的英國花了一個世紀的時間用預算盈余來填平公共債務。”
值得注意的是，在皮凱蒂看來，歐洲應該向中國學習。“按照我目前所得到的數據，可以看出中國的財富有30%到40%集中在國家手中，這使得政府有更多的資本調整自己的戰略，并且調控更為有效。”
在《21世紀資本論》的中文版中，也有這樣一段文字，論述了中國平衡公共資本與私有資本的“特例”。
“眼下在中國，公共資本似乎占國民資本的一半左右(據估算約占1/3—1/2)。如果公共資本能夠保證更均等地分配資本所創造的財富及其賦予的經濟權力，這樣高的公共資本比例可以促進中國模式的構想——結構上更加平等、面對私人利益更加注重保護公共福利的模式。中國可能在21世紀初的現在最終找到公共資本和私人資本之間的良好妥協與平衡，實現真正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經濟，免于整個20世紀期間其他國家所經歷的種種波折、朝令夕改和從眾效應”。
中國需要更透明機制
盡管經濟增長與趨同的速度令人驚嘆，但皮凱蒂依舊非常坦誠地表示，“未來數十年里中國存在的不平等問題會日趨突顯。”
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以往收入差距很小——不過這些數據不見得完全可靠。皮凱蒂指出，某些中國大學近來進行的調查顯示國內財富不平等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據估算，20世紀90年代至2000年初中國財富不平等的程度與瑞典相當，到2010年則上升到了接近美國的水平，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目前誰也說不準，但至少足以肯定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不能繼續置之不理。”皮凱蒂如此指出。
對于中國，皮凱蒂表示非常希望做深入的研究，甚至專門為中國出一本書。但他也坦言，“我們目前面臨的問題是，在收入稅、個人所得稅方面還是缺乏一些相關的數據。如果我們要更好地衡量中國現在收入不平等的情況，我們肯定需要了解到更多個人所得稅統計的情況。但我們在這方面的統計有一些困難。”
事實上，數據不對外開放是皮凱蒂和他的團隊在研究過程中遇到的最大難點。“在西歐、美國，社會前10%的人掌握了大概60%左右的資產，但這是2000年的數據。2014年這些富裕人群掌握的資產比例可能已經增長至70%—75%，但具體的數字是怎樣的，我們也不知道。”
作為一位非常嚴謹的經濟學家，他得出的所有結論都依仗著真實的數據。面對一些無法對外開放的數據，皮凱蒂表示，“具體的真實情況我們有待商榷。”
而對于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皮凱蒂還是獻上了非常真誠的建議，“我認為，對于中國而言，隨著未來的發展會需要更多的財務透明性，這樣才能保證整個經濟發展環境更加健康。”
“我覺得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一樣，需要更多的透明機制。在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方面，我們需要更多的透明。”皮凱蒂強調，“中國政府現在花很大的功夫反腐敗，這也非常重要，但遠遠不夠，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我們需要更多的數據以及解決方案才能徹底應對這些不均衡的問題。與此同時也需要有稅務以及投資回報率等相關數據方面的支持，才能找到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案。”
對于中國，皮凱蒂一直認為它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國家。他認為，中國不需要照搬俄羅斯或者西方國家，但是必須要學到這些教訓。
雖然未來是不可預測的，但是皮凱蒂認為人們可以做的有很多。比如很重要的一點是增加財務等各種信息的透明程度，對于發展中國家和那些新興經濟體來說，增加金融市場和財務政策的透明程度以及信息交流尤其重要。
“如何更好地建立起信息互動、信息傳達、信息互通，這些都非常重要。對中國、歐洲、北美，都非常關鍵，我們現在面臨一個全球化的問題，因為我們面臨的問題也是非常類似，所以大家可以一起來采取全球化的措施，通過合作來解決這些問題。無論你是大還是小，大家可以從中受益。”皮凱蒂微笑著向記者指出。
解藥靠稅制改革
全球蔓延的財富分配不均，是否有“解藥”?皮凱蒂給出的答案是“有”。他開出的藥方便是——稅制改革。
皮凱蒂的稅制改革政策建議是這樣的：首先，通過稅制改革實現二次分配，即讓收入更高的人支付更高的稅;其次，在收入和財富方面，在制度和管理上提供更透明合適的信息;最后，在具體的稅收種類上強調個人所得稅和遺產稅對財富和收入分配的重要影響。
在《21世紀資本論》中，皮凱蒂也強調了這樣一個結論——高額累進稅是減少貧富差距的一個有效措施。
“貧富有點差距有益于刺激經濟發展，但太大的差距就會產生社會問題。從歷史來看，19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的貧富差距過于巨大，這樣的差距是沒有社會與經濟的必要性，只會引起社會危機。這一差距由于戰爭、經濟危機以及各國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與高額累進稅而有所減少。減少極小部分人的巨額財富不僅沒有阻礙經濟發展，反而由于刺激中產階級的上升導致了戰后的經濟繁榮。”
當然，皮凱蒂也坦言，稅制改革并不是想做就能很快做到的。對于整個社會而言，需要更加透明的信息才能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如果我們沒有足夠的信息，是無法支持我們作出一個非常透明的決策的”。
而對于中國，皮凱蒂認為，中國可以通過對其他國家的觀察，學習到自身今后應如何發展的寶貴經驗。
“目前在中國實行的累進制個人所得稅，其累進稅率可以更高，尤其是針對最高收入的那一部分人。而財產累進稅目前在中國并不存在，這里指的是遺產和繼承所得。這樣的稅制應與經濟的增長并肩齊行。如果沒有收入和財產的累進稅制，可能遭遇的首要難題就是社會財富缺乏信息透明度”。
皮凱蒂強調，根據歐洲和北美國家的歷史經驗，稅收是提供信息的有效手段。“通過累進稅制，一方面我們能得到可靠的歷史數據，加強社會的自我認知度，而另一方面也能基于實際情況，合理調整稅率”。
“未來數十年里中國人的遺產繼承會越來越多。實際上就是說那些只有一份工作的人，尤其是農村打工者會非常難以取得城市資產。在這種條件下，對巨額遺產繼承進行征稅是合理的，這可以減輕工薪族的納稅負擔。至少，應該可以基于可靠數據對此進行討論”。
出于同樣的考慮，皮凱蒂也主張，中國需要對房地產及金融資產(除去負債后的凈額)征收年度稅，增加資產的流動性。皮凱蒂認為，中國可以憑借強有力的中央統一領導體制和高層領導者的反腐和促進公益的決心貫徹累進稅制。
“我認為中國已經足夠大到能獨立運行這項稅制。美國的經濟占世界經濟的1/4，但它在落實政策時有相當的困難，我們還記得美國政府為讓國會通過財政預算和稅收政策所經歷的周折。位于布魯塞爾的歐盟身軀則更加笨重，就連打擊瑞士的避稅天堂，歐洲能采取的惟一措施也是美國發起的制裁。相比之下中國推行這種稅制有很多優勢：比如政治決策更加集中，原則上應該更容易協調。政府還能同時監控資產的流動，掌握社會財富的有用信息，并以此來制定合理的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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