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 名 特權：哈佛與統治階級的教育
作 者 (美)多塞特
譯 者 珍櫟ISBN978-7-108-04659-8
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 2014-04
對于中國的家長和學生而言，哈佛大學無疑是高等教育界的標桿，有著不可替代的神圣地位。而國內的高校，自80年代以來，從未停止過對哈佛、耶魯等“世界一流大學”的效仿。
然而，這所頂尖學府有著并不為人熟知的另一面：對社交癡迷的學生、不被重視的課堂教育、貶值的分數體系、臨畢業前一封封自我炫耀的郵件——一個被精英主義與功利主義主宰的地方。
《特權：哈佛與統治階層的教育》寫的就是這樣一個哈佛。作者羅斯·格雷戈里·多賽特是《大西洋月刊》的高級編輯，2009年開始擔任《紐約時報》評論版的專欄作家，成為該報保守主義的喉舌。他1998年進入哈佛大學，2002年畢業，畢業后不到4年，即出版《特權》一書。
大學的宣傳材料稱，良好的教育和獲得知識上的滿足是其吸引學生的價值所在。羅斯?多賽特卻認為，人們將孩子送入哈佛，主要是因為“他們想讓自己的孩子成功”。他無不諷刺地寫道：“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多數美國人比哈佛自己更了解哈佛的本質。”
特權俱樂部
上世紀30年代，當哈佛從一個新英格蘭學院轉變為一所真正的大學時，它的本科生院還保持著貴族化的面貌，不僅學生大都為富家子弟，教師也多屬社會名流。直到今天，階層劃分在哈佛校園中仍然有跡可循。這就是八個“終極俱樂部”：古老的具有排他性的男性社團。
表面上，俱樂部的篩選主要看新人與老成員是否談得來，以此判斷對方是否有資格加入團體，享用俱樂部的人脈和特權——在平時，是精彩的派對;畢業時，就成了輕而易舉獲得的工作機會。但事實上，在去貴族化的過程中，21世紀的“終極俱樂部”已演化出另一套“特權”機制：非洲大使的兒子、猶太律師的后代都能在俱樂部摻合一腳，只要有錢、有人脈。
在這樣的背景下，“俱樂部”早已不是哈佛悠久傳統的堡壘，相反，恰如大學本身，“它巧妙地適應了21世紀現實和需要，信奉應享權力而不是高尚責任，推崇社會等級甚于品格層次”，是特權中的特權者。
作者認為，“終極俱樂部”完全可以看作是哈佛的一個縮影。在這里，“特權”不僅是一個事實性存在，也是精英教育的邏輯所在。一句話，“優秀的他們理應統治世界”。
何為真正精英
在這種不斷往上的欲念作祟下，學生熱衷社交、追求高分，卻看輕知識本身——在作者看來，“精英教育”包括幾層意思。其中，“知識精英”是拿來裝點門面的，政治、經濟地位上的“精英”才是真正的“實力”體現。
“在大范圍的哈佛大學文化里，學術理想主義多被視為古怪有趣的好奇心：對于書呆子、混日子和想當教授的人來說，學術理想主義是很好的，可是對于其余的人來說，沒有理由讓這種高尚的追求給哈佛真正的交易擋路。真正的交易被理解為是追求成功和總能帶來成功的人脈關系。”
“教育”一詞源于拉丁文的“educere”，意為“引導出”。在作者看來，美國的精英大學已經日益拋棄了教育的這種功能——大學變得比較不像學校而更像工廠，它的流水線為廣闊的世界生產未來的銀行家、律師、政治家和醫生。
另一方面，大學為了保持學科的生命力，需要不斷吸引足夠的學生進入學術領域。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就得保證教師隊伍的“一流”。正因如此，哈佛喜歡雇傭超級學術明星，并從不在學校內部提拔。尤其是在人文學科，年輕的初級教師絕不會得到終身教授職位。書中，一位老師直言，”如果你想當哈佛的教授，就先離開這兒，去其他地方變成超級明星，到那個時候他們就會要你了。“
“哈佛是一個一團糟的地方，一個造就美國統治階級的溫床。”作者毫不客氣地寫道，“這個階層等級分明，自命不凡，自我欣賞，但在知識的追求上確實隨波逐流。”
法國經濟學家皮克迪在其《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中認為，教育公平的衰退是全球性問題，他舉的例子即哈佛學生家長平均年收入達45萬美元。作為一所具有貴族化傳統的私立大學，這一情況似乎不可避免。
階層決定一切
在作者眼中，雖然哈佛是一所全球性大學，號稱“毫無遺漏地從美國的每一所高中和每一個小鎮里挖掘最杰出的和最聰明的”，但是，哈佛的學生實際上是頗有特權的一個群體，是從全國上升階層的飛地里挑選出來的、擁有父母提供的大錢囊的幸運兒。
羅斯·多賽特認為，盡管哈佛有看似多樣化的性別、種族，但“社會和經濟的層次劃分才是實質。”
以美國學生為例，其來源具有很強的區域性。“全國范圍內共有31700所公立和私立高中，在1998—2001年的畢業班里，只有930所，約3%，號稱有四名以上的學生被耶魯、哈佛和普林斯頓錄取。“同時，”在《價值》排名前一百所高中總共送了3452人到這3所大學，這意味著大約22%的“耶—哈—普”學生來自少于0.3%的高中。”
這種由社會階層與經濟實力所決定的功利主義從學生們進校前就開始了，直到他們畢業，成為律師、銀行家……踏上社會的成功大道
畢業前，一封封哈佛學子自我炫耀的郵件在網絡上飛舞，內容則不外乎“你不知道在我今天被邀請的派對上出現了哪個名人!”這不禁令人反思：在哈佛，在整個英才教育體系里，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錯。
中國的特權學堂
羅斯·多賽特的觀點與立場，不僅是美國高等教育自我觀照的一面鏡子，對國內的高等教育界也有相當的啟示：近年來不斷有學者指出，唯哈佛耶魯“馬首是瞻”，正在給國內高校帶來了不可挽回的負面影響。
隨著教育的“國際化”，國內的高校在某些方面確實與《特權》中的哈佛有相似之處。僅舉一例，比如師資上，同樣崇拜學術明星，忽略年輕學者的成長。當掌握資源的明星學者滿天飛忙著應酬時，大量的無名學者在校園內默默打工。
尤其令人困惑的是，雖然以哈佛為代表的美國高校如作者所言存在諸種問題，但那畢竟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私立高校。反觀國內高校，凡是向哈佛、耶魯看齊的，大多是占據大量社會資源，理論上為全社會所共有，因此承擔著實現“教育公平”責任的公立高校。在這些學校里，赤裸裸地將“特權”作為一枚勛章掛在胸口，卻一點兒都不罕見
以近日持續發酵的北京大學創辦燕京學堂一事為例，一邊強調“中國學”、“主體性”，一邊卻大談培養“世界領袖”、“社會精英”——事實上，按照官方宣傳材料的描述，“燕京學堂”的學科定位并不清晰，但社會地位卻是相當明了——一個占據了學校精華地帶的“校中校”，并在各方面享有特權。
在燕京學堂的主事者中，不乏具有多年美國高校從教經驗的中國學者，然而，美國高校對平等民主的追求(至少有追求)，似乎完全被其忽略。在哈佛，或許允許存在“終極俱樂部”，或許潛伏著精英主義和階層劃分，但無法想象會有燕京學堂這樣一所“特權學堂”。
在“特權學堂”呼之欲出的同時，是這樣一個事實：中國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自上世紀90年代起不斷滑落。2012年北大招收的農村學生所占比例從三成落至一成;清華2010級農村生源僅占17%。
所謂的教育公平，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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